记得从前听人说起老一辈人，常常会用“毕竟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 作为其拥有扎实的学养，广博的见识的佐证。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民国时候的大学生”很厉害。但具体如何厉害，以及为什么这么厉害，却一直没有机会进行具象化的了解。但从齐邦媛的《巨流河》，我发现其实民国时候的中学教育就达到了即便放在如今也让人叹为观止的高度。

抗日战争时期从天津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大批老师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任教于此，选用的英文、数理化课程教材难度很高，所以南开的学生上了大学之后，第一年的英语、理化学习起来都是如入无人之境；数学也教的扎实，是当时最早教微积分的中学。地理老师会拿着国外出版社出版的精美地图集给大家传阅，开启学生的眼界。国文老师自己编课本，白话文言并重，从《诗经》讲到「五四」新文化，讲述各个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精华。孟志荪先生更是开创了中学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高三的词选，让学生打下扎实的中国文学史基础。

不仅文化风气盛，学校的体育、文艺、社团活动也非常丰富。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音乐方面，不仅有必修的踢踏舞课，学校的合唱团训练，还时不时举办学生的个人音乐会，演唱者赢得歌迷无数，哪怕是几十年后的校友会上，“白头宫女话当年”，歌迷情节依旧不减。话剧社也是南开的一大特色。校长张伯苓在创校不久即成立话剧社，原意是演爱国剧激发爱国心，艺术文化是救国的方式之一。这个传统在抗战迁校之后依然保留。南开的话剧社公演，音乐会，各种球赛常是沙坪坝的盛事，得到当地各方的支持和欢迎……

很难想象这是在八十多年前，半壁江山失守，战火纷飞，死神如影随形的中国。即便在国破家亡的阴影之下，齐邦媛这样写： “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如今读来，简直堪称奇迹。

而这个奇迹的开创者，是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一九三七年芦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在沙坪坝的南开校园里，学生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张校长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所有人都坚信中国不会亡。纵观张伯苓一生的经历，也堪称传奇，十三岁时，他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从当年清廷的维新派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那里，接触到启蒙维新的思想与西方的文化与新知。但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所以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〇八年，由严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中学。建校之前，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子弟献身。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当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硏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 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 但他还是去了，师从实验主义思想家杜威， 认真硏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在读到张伯苓和南开中学的历史之前，我对于教育家何以成“家”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如今想来，哪怕中国近代史上百分之九十的篇幅都是让人伤心的血泪史，但张伯苓也绝对写下了熠熠生辉光耀史册的一页。但我也有一些好奇，那时与齐邦媛同在南开的同学们大多家世显赫，是国民政府要员和将领家的子弟。假若历史能留给民国多一些的时间和喘息，南开的办学模式和精神能否在中国更广泛的普通阶层和广袤的农村传播开去？ 如若如此，那可真是中华之幸了。

可是这世上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