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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虽受国铁集团管理，但作为企业，无论国铁集团还是其下设的卫生监督所，都没有执法权。一名地方铁路系统人士介绍，车站和铁路卫生监督部门均无行政处罚权和罚没权，收缴罚款也无法上缴国家财政。

那么，谁才能开出罚单？华东交通大学铁路法治研究院院长朱新建称，铁路系统内真正有执法权的是铁路公安和铁路监管局。但铁路公安的执法主要集中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让他们在站台上针对控烟执法不太现实；铁路监管局的职能是监督铁路运行安全和施工安全，不涉及旅客健康事务。

尽管 2019 年修订后的深圳控烟条例将高铁站台划入禁烟区，但时至今日，深圳北站尚未开出一张罚单。

“我们也提出来，如果你们不干，授权给我们来干。”深圳市控烟办相关负责人称，他们曾与铁路部门多次沟通，希望对方授权控烟办进入深圳北站候车大厅和站台执法，但车站认为涉及人身和铁路运营的安全问题，没有答复。

垂直管理又较为封闭的铁路系统，难向地方控烟人士敞开大门。朱新建分析，铁路系统有长期封闭独立的历史惯性，车站是保障运行安全的重地，有严格的区域管控。

在较早实现车站站台无烟立法的秦皇岛，也有相同困扰。秦皇岛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同样不被允许进入秦皇岛站的站台区域执法。

只能另辟蹊径。“我们抓住市爱卫会领导小组全面调整的契机，将秦皇岛站所有相关铁路段比如车务段、机务段等，悉数列入爱卫办成员单位，用’红头文件’明确了其控烟职责。”上述负责人说。

从纸面到落地，同样需要策略。该负责人称，他们曾拿着文件与铁路部门反复沟通，面对对方“承接旅游业务繁忙”的推脱，主动提出“你忙的话我们来帮你”，提供海报、控烟督导人员、营造宣传氛围的同时，借助河北省每年三四月份的控烟履约第三方暗访形成外部压力。目前站内环境已大幅提升，双方建立了良好的配合关系，“但和深圳一样，站台上尚无处罚案例，仍在持续推动中。”

华东交通大学铁路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曾明生从现实层面分析，无论是铁路公安还是地方执法部门，都面临编制有限、任务繁重的现实约束，控烟与反恐、治安等事务相比，并非最紧急的执法事项。而且执法缺乏内在动力，铁路运营主体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望心态，担心激化一线矛盾、影响旅客满意度考核，缺乏主动作为的内生动力。

全国性无烟立法的缺位，也很难做到“全路一盘棋”。前述铁路系统人士分析，由于跨区标准不一，旅客从北京到广州，穿越多个省市，如果每个城市站台规定不同。这里禁烟处罚、那里不管，旅客将无所适从，容易引发公众舆论反弹。

Comment by 财新网友纯路人:

此事在《是，首相》中亦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