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代价论」略读的系列之二，本想写在一篇文章里，后来发现作者语言十分精炼，如果省略太多必会伤及精华，如果省略太少又篇幅过长，遂分为多篇文章。「代价论」的作者是郑也夫老师，本书初版于 1997 年，实在相见恨晚。豆瓣读书链接

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就是我们常说的「关系学」，与之相对的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指以货币、分数为代表的行为标准。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者帕森斯（T.Parsons）与希尔斯（E.A.Sihls）说特殊主义是「凭借与行为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而普遍主义是「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所以两者的区别是，支配着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依赖还是不依赖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特殊主义来源于远古的部落，依然存在于当今的社区、群体。它促成着一种特定的信任与交换。普遍主义的来源一样很久远，当社会交换与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大，交易从直接变成间接，顾客从熟人变成了陌生人，货币便应运而生。货币是普遍主义的价值尺度与结晶，但是货币的功能只局限于经济活动领域。社会生活远比经济领域广阔得多。于是，考试的分数，工作的 KPI 等，同货币一道，构成了社会生活中普遍主义的尺度。

普遍主义的产生是为了简化日益复杂与扩大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交换。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普遍主义发源于到处都是特殊主义的中国，这便是科举制度。这一制度比西方早了 1000 多年，然而现代中国人的关系学却阻碍了普遍主义的发展，甚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合算的，通过特殊主义的、熟人间面对面的「交易」得到了便利和好处。而这种个体的「理性 」加在一起，却构成了团体行为的「非理性」。从此，我们没有了一般媒介物，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找熟人，我们的杜会交换受阻，流通不畅，「成本」激增。

在社会资源与权利的分配中，当普遍主义失效或受阻时，特殊主义必然登场。这里作者提供了一个解读价格管制的另一种角度：

普遍主义是有其法则的，即标准到位。比如商品凭货币购买，价格还须到位，才是充分实行了普遍主义。价格不到位，便是有这个价无这个货。缺乏弹性的低价格与需求愿望之间的空缺便留给了售货员，供特殊主义去填补，即只卖给朋友熟人。又比如考试分数。北京大学要录取 1000 名学生，最低分数线便应该是报名者中分数排在第 100 位的那个人的分数。若分数线定在排名 150 位那人的分数上，出现的「空缺」就使得普遍主义不能充分实现，特殊主义便必来填补，实际上在填补过程中它往往成为主宰。普遍主义标准的空缺可不可以由另一种普遍的手段弥补，比如紧缺商品不提价而凭排队？不行。社会分配系统与竞争系统中的标准从来是社会力量决定的。当金钱（一种力量），不能决定一种物品的购买权时，人际关系上的优势（另一种力量）必会出场。拥有这些优势的人们不会容忍缺乏这些优势只善于起早排队的人在资源分配上占了先。并且，内耗少、「成本」小历来是社会选择标准的依据。人们的钱财与人际关系都是有限的，这种竞争可以立即见高下，如果真的比起「排队」来必将步步升级，最终造成内耗、冲突等复杂的局面。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本身并不是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标志，它们是两种信任结构。信任是社会一切交换的基石，没有信任的社会必然是崩溃的社会。一个人可以凭借优异的分数进入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凭借著名大学的文凭轻而易举地择业，可以凭借黄金走遍全世界的交易所。但是当一个人进入到一场风险中时，谁是可以信赖的伙伴，当他陷入危难时，谁是他最后的守护者？这种深刻的、全面的信任往往要从一个狭小的、特殊主义的信任系统中得来。

虽然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并不对立、非此即彼，但现代的社会至少要有一到两个健全完备的普遍主义标准。拿日本举例，日本社会是一个特殊主义盛行的社会。当日本人向外界自我介绍时，总是介绍自己是哪个机构的，再介绍自己是什么职业的。日本人常以「我家」来称呼自己的工作单位、组织、学校等；而以「你家」来称呼对方的工作单位、组织等。日本人将自己的工作单位看作家庭概念的延伸。与此同时，日本又拥有成熟与发达的市场经济、货币、契约等普遍主义标准。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共存将长期持续下去，而日本证明了现代文明依然可以是特殊主义占主导的，还证明了特殊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效率也能很高。但如本段开头所言，一到两个健全完备的普遍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这即便是中国古代社会也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