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演恪说：「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在阅读了吴构的《说宋》与《风雅宋》之后，认为：
宰相一直是我国古代十分重要的一个职位。这是因为皇帝个人精力有限，必须要有一个人专门处理政府事物。朱元璋是劳模，朱棣也不错，但劳模毕竟是少数，他们的子嗣就不行了。明代消灭了宰相，却让内阁首辅和司礼掌印太监轮流登场。清代继承明制，更进一步，消灭内阁首辅，却不得不弄出一个军机大臣。这就好像事物的发展无法违背自然规律，物体的运动极限受制于光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也导致了如果一个人想独揽所有权力，则必出现权力真空，而权力最怕真空，马上就会有其他人补齐。
制度对皇权的制约在唐代成型，在宋代达到顶峰。武则天时代，总算是政治制度比较崩坏的时代，也有「不经凤阁鸾台，何以为诏」之语载于史书（中书门下在武周朝称凤阁鸾台）。到了宋代，制度对皇权的制约更进一步，皇帝拱垂而治，存在感越低越好。宋代的时候还没有党争，所谓乌台诗案也并不像大多数人认识的那样。政府的负责人是宰相，台谏系统行使监察进谏之职，相互制约。如果台谏集体对政府投出不信任票，则宰相必须按例辞职。竟有近代议会制之雏形。
宋人对此有明确的讨论。他们认为，皇帝是天子，是不会犯错也不能犯错的。让不会犯错的人去做决策，做出了错误的决策该如何追责？所以皇帝不能亲自做决策，做决策的是宰相。宰相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可以罢免可以辞职。
一般人认为圣旨是皇帝下的，其实圣旨在古代中国属于中央的红头文件。在宋代，拟一份圣旨需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流程，任何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要在公文上落款。宋代的权力制衡系统，从一个例子里可见一斑。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得到宋神宗支持，君相一体。王安石作为政府首脑，想要推行变法，而台谏系统认为步子太大扯着蛋，对变法施加阻力。这时王安石想把一个名叫李定的人送入台谏，让宋神宗帮忙。宋神宗该怎么做呢？
皇帝任命李定的意旨，称为「词头」，照例要送至舍人院，由知制诰（元丰改制后为中书舍人）起草成正式诰命，并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任命才能生效。宋朝的知制诰是轮值的。当日接到皇帝词头的知制诰是宋敏求，一位知名的大藏书家。宋敏求毫不客气地将词头封还给皇帝，说，这属于破格提拔，人事任命不合规矩，恕我不敢起草。这是宋代知制诰（或中书舍人）的法定权力，叫作「封还词头」：「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宋敏求封还词头后，不想再趟浑水，告病请辞。
算上这次，你猜猜宋神宗任命李定的词头一共被舍人院的各位当班知制诰封还多少次？
一共九次。
第一次，被宋敏求封还，说不合规矩。第二次被苏颂封还，说李定的任命不合条件。第三次被李大临，第四次苏颂。第五次，宋神宗说去年曾有一项立法，已明言御史台若缺员，可“不拘官职高下”择人代理。苏颂说，臣等已研读过去年的法令，法条称“不拘官职高下者”，只是表示台谏官的人选可不限于太常博士以上，并不是说李定这样的幕职官也有资格担任台谏史。并说：
臣等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钺之诛者，非他也，但为爱惜朝廷之法制，遵守有司之职业耳。
第六次，再被苏颂封还。第七次，宋神宗说「所除李定是特旨，不碍近制」。苏颂依然拒绝，并说提出「果出圣意拔擢」，那一定是非常之人，应当对他进行「民主测评」：
陛下采听群议，或询访近臣，若谓定之才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则臣自当受妄言之罪；若臣言不虚，即乞别授一官，置之京师，俟它时见其实状，进用未晚
第八次，苏颂还是封还，他这次给的理由很简单，今天非他值日，诰命不归他起草。嘿，今 天 老 子 不 上 班！词头又转到当值的李大临手里，李大临又封还，这是第九次。故事的最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阅一下，李定终究还是没能干上台谏。
一个皇帝想要任命一名实习御史，居然连续九次被他的秘书班子拒绝，而且这些人不会有任何性命之忧。这不是某一个皇帝的善心，而是整个宋代的政治风气就是这样。皇权所受制约可见一斑。
我的初中高中的历史课本说这是冗官冗杂。这是什么？这是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
《知宋》中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位民女杀夫未遂。县法院审不了，要到州法院审。州法官做出判决，送到上一级法院复核，上一级法院推翻州法院的判决。州法官不服，上书宋神宗。最后令翰林学士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合议。这个案子牵扯到了宋朝的法律，司法制度，对自首、未遂的认定，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刚好作者吴构也公开发表了完整文章，我直接贴出链接： 一次司法大辩论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能看出来，宋代司法制度保护刑事被告的权利。
大家提起宋代，可能会想到《水浒传》中描绘的昏暗腐败的朝廷。但其实，古人和现在的人一样，也懂得借古讽今。对明代的人来说，宋代也是古代，要写一篇考究的历史小说没那么简单。《水浒传》中对宋代朝廷的描写，来自于作者的生活经验，其实是明代朝廷的写照。我们还能从许多古代文艺作品中看到这个特点。
谈到古代的人权，我们想到第一件事便是天下人见了皇帝要下跪，见了官员也要下跪。这其实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清朝留给我们的印象。从上古先秦到秦汉，跪并不是一个降低人格的动作，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没凳子。到了盛唐及晚唐，中原开始有人使用椅子。到了宋代，椅子开始流行于普通家庭。这时，宋代的老百姓见到皇帝要下跪吗？看宋代人自己画的画就能知道。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迎銮图》，由南宋宫廷画师所绘。画中皇太后的尊贵程度不亚于皇帝，但是周围的老百姓，完全是吃瓜的状态，非常随和自然。
南宋萧照《中兴瑞应图》，此时赵构已经是皇帝，画这幅画也是为了说明赵构的正统性，但画面中并没有画出跪着的老百姓，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并无太强烈的「跪迎圣驾」意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舆驾观汴涨》，说宋真宗视察河堤。可以看到河工该干活的干活。这至少表明，当一位宋朝的画师在表现皇帝亲临民间的情景时，他会认为，画面上并不需要出现一个臣民跪迎圣驾的特写。
与之对比，《康熙帝出巡图》，可以看到画师不光画了跪着的老百姓，还把老百姓画得特别小，把皇帝画得特别大。
不光是不用跪，甚至老百姓见了皇帝的马车，也不用刻意让行。宋代老百姓可以去皇家园林玩，看见了皇帝的马车，也只是欢呼雀跃，而不是惶然跪倒。这方面有很多文献记载。
结论：宋代的人见了皇帝也不用下跪。从跪不跪这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出来皇权对个人权利的压迫是如何变迁的。至少在宋代，我们老百姓不用跪着。
谈到国画，我们想到的往往是黑白水墨画，白描写意，与西方的拟物画相距甚远。
但其实宋代的画，非常接近现代西方的拟物画。而我们知道现在的拟物油画，在西方要等到文艺复兴时了。
南宋画家李迪的《雪树寒禽图》（上海博物馆藏）与《雪中归牧图》（日本大和文华馆藏）。
蒸汽机的一个关键技术是飞轮，将直线运动转换为转动，而这个技术在宋代就已经实现了，并且运用广泛。宋人广泛利用水力驱动舂碓、研磨、戽水、捻纱、鼓风等，在许多磨茶作坊、磨面作坊、纺织作坊，甚至一些冶炼作坊中，都采用了水力驱动的技术。至迟在南宋后期，水转大纺车已经应用于纺织手工业中。
《闸口盘车图》残本，官营水磨作坊，非常震撼。从中可以看到官方对于争夺水磨市场利润的热切。吴构说：
以今人的立场来看，宋政府的表现显然就如一名贪婪的商人，与民争利。一部分宋代士大夫也是这么批判朝廷兴建水磨的行为的。不过，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近代西欧与日本的经验都显示，正是政府的逐利商人性格，触发了古典农业社会的转型、近代工商业社会的形成。事实上，北宋水磨的兴废，总是跟新旧党的轮替密切相关，但凡新党执政，就会兴建水磨；旧党上台，则废弃官营水磨。而我们知道，新党的新政虽然出现了无数问题，但其总的方向，却是试图以国家的力量发展矿冶业、制造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如果往这个方向走下去，未必不能带领国家率先转型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工商业社会。
到了清明两代，水磨作坊鲜见于史料，几近销声匿迹。有人认为，因为宋代的水转大纺车只能加工麻，不能加工棉。随着棉纺织业对麻纺织业的取代，水转大纺车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为什么不能对水转大纺车的技术稍加改良，使之适用于棉纺织业呢？要知道，英国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正是在中国的水转大纺车技术的基础上改良而来的。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说：「虽然这种机器（水转大纺车）还不是非常有效，但如沿其所代表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中古时代的中国很可能会比西方早四百多年就出现一场纺织品生产上的真正的工业革命。」明清时代工商税占税收中的比例微不足道，显然没有动力去推动改良水轮技术了。
宋代普通人的生活，刷牙用牙刷，用抛竿钓鱼，用冰镇吃水果，用植物油点灯，可以去皇家园林游玩，城市里甚至有自来水。中国茶艺的绝响在宋代。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日常市民生活。令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是其中的招牌，品牌广告都贴在灯上。到了晚上当然会亮起，这和现在的霓虹灯没什么两样。
最后，我想说不论是宋、辽、金、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他们的皇帝，都是中国皇帝。在今天的民族视角下来看，辽人是中国人，金人是中国人，元人也是中国人，不是只有宋人才是中国人。元朝同时修撰《宋史》、《辽史》、《金史》，并且没有把宋朝奉为正统。因为元朝有三国遗民，各国遗民中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曾经的国家是中华正统。千古名句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乃是金代诗人元好问赶考途中见到一只雁殉情有感而发所作。这难道不是中国的诗句吗？
有西方汉学家说美中关系的最佳模式是宋辽模式，国内很多人义愤填膺。但是转念一想，美中关系若是宋辽模式，那美国就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比喻之所以是不恰当的，不是因为它暗示当代中国如历史上的弱宋，宋朝一点也不弱。现代人较为关注的指标如城镇率、人均 GDP、人权状况、工商业，宋朝都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巅峰。在军事上，宋以一己之力扛下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 50 年，也很难说宋的军事实力弱，只能说是不够强，每个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命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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