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的阅读，几乎完全颠覆了学生时代从历史课本中得来的“盛世”概念。

先是武黎嵩的《转轨：汉武帝和他的大变革时代》，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和精神信仰五个方面深度剖析汉武帝的统治之后，作者直言，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汉武帝的统治是一场劫难”。

接着便是最近刚读完这本《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作者张宏杰从帝王人格、官僚体系、社会民生、思想统治、外交政策诸多方面对乾隆六十年统治进行了鞭辟入里地分析，同样提出一个颠覆性的结论：“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

从书名的“饥饿”与“盛世”两个词语，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反差感，这种对比几乎贯穿全书，是一本读起来极具冲击力的作品。

这是一个疆域空前辽阔但思想极端狭隘的“盛世”。

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在当皇帝这个领域，他也的确有值得骄傲的资本。

自汉代通西域以来，汉、唐、元都曾不同程度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但直到乾隆手上，才将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并在这里建立起彻底、有力的统治，此时中国的疆域，“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453多万平方公里。”

不仅大，而且稳。作者总结历史上出现过八种威胁皇权的势力：敌国、权臣、太监、后妃、外戚、朋党、农民起义、地方割据，但极擅总结历史教训的乾隆，以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几乎消灭了对最高权力的所有威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

更难得的是，他还是尧舜之后，第一个主动通过禅让方式将政权平稳交到接班人手中的皇帝——整个帝制中国时期，皇权更迭期间，动乱和杀戮几乎从未停止。

终其一生，乾隆都在维稳工作上殚精竭虑，但稳定的另一面，一定是极端控制和僵化统治。

对普通百姓，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对知识分子，从乾隆十六年的伪稿案开始，这个曾自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人，缔造了有史以来最丧心病狂的文字狱，不仅数量空前，而且株连极广，导致整个社会检举成风、人人自危。

更极端的是，乾隆以“文治”之名，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大量销毁天下典籍，以达到“消灭记忆”之目的：“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他面前不过是小儿科罢了。

这是一个经济空前繁荣但百姓极端贫困的“盛世”。

从经济总量上看，盛世之“盛”的确不虚。“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乾隆时代的国家财政储备也达到有清一代的顶峰：康熙朝最高4900余万两，雍正朝最高6000多万两，乾隆朝则自1768年之后一直维持在7000万两以上，最高达到8000万两。

人口数量也是盛世的直观表现。清代以前，中国人口数量多数时间维持在数千万的规模，只有极少数几个时段突破过1亿（如南宋绍熙年间），但从乾隆六年到乾隆六十年，人口总量从1.43亿激增至2.97亿，仅用五十余年时间就翻了一番。

不难想象，“人口奇迹”虽是国家实力的有力证明，却也必定导致空前的生存竞争，“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乾隆年间，粮食人均占有量仅为780斤，几乎只是宋、明时代的一半。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当乾隆五十八年，英国访华使团满怀憧憬而来，却发现他们所向往的大清，处于“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悲惨景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上层社会的奢靡：“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

官场集体贪腐，是帝国内部迅速滋生的最大毒瘤，但任谁也没想到，贪腐的源头正是早年惩贪治腐峻烈无情的皇帝。

晚年的乾隆，彻底打开了享乐之门，热衷于收受大臣们的贡品。皇帝的这一态度，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之后，从上到下迅速刮起送礼之风、奢侈之风。

最荒唐的，莫过于“议罪银”制度的出现。议罪银，就是字面意思——做错了事向皇帝交罚款。普通人的思路，当然是做事小心翼翼避免被罚；官场的玄妙之处就体现在这里——很多大臣想方设法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有人说自己没能迅速搜获要犯认罚两万两，有人说自己治下有走私行为该罚四万两，有人说不小心把香灰弄到朱批奏折上该罚三万两……

这是一个世界飞速前进但大清固步自封的“盛世”。

读来最令人愤慨、无奈和失望的是“鸦片战争的种子”这一章，以英国使团访华事件，全面透视出当时的大清帝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

双方一开始的立场就已经存在严重差异。对英国人而言，“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与中国互派大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但在大清君臣们的意识中，这伙人是“打算来朝贡天朝”，因为上一年错过“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他们“心中十分不安”，是来弥补重大过错，“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来的。

一个打算来握手，一个等对方磕头，这是一场注定谁都不会开心的相遇。

英国人带来了很多精心准备的礼物，除了望远镜、气枪、猎枪等小物件，还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地理运转架、气压计、最出色的战船缩小模型……但在乾隆眼中，不过都是些“淫技奇巧”罢了。

对英国马车的态度就很典型。英国人把这两辆带有弹簧减震设备的马车当做撒手锏，毕竟事先做过充分“市场调研”，他们发现皇帝乘坐的马车不仅笨重，而且坐起来很不舒服，“如果说皇帝的科技知识缺陷使他无法理解英国科技仪器的过人之处，那么他的屁股总能感受到西洋马车的舒服吧？”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大清在意的是车夫座位不合规矩：“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比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

尽管使团并没有让皇帝满意，但在他们回去的船只上，却装满了很让他们满意的赏赐，究其原因，不过是“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能丢”罢了。而大清皇帝的武力炫耀，反倒让他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其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这一句：“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

天朝啊天朝！

何谓“盛世”？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

我们总有种错觉，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曾缔造过一次又一次的盛世。但一个令人悲观的真相，是“数千年中国古代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另一个真相是，“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不信，你看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