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位人文
黄一农：数位与传统的对话：以避讳为例探索文科的新机遇，2024-10-17〔册立皇太子之后「胤」即开始避讳〕
为求严谨，黄老师继续追问，有没有可能在册立皇太子之前，康熙朝已经有了避讳“胤”的例子？皇太子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次年被册立为皇太子。于是，黄老师以康熙十四年为分界，系统考察此前和此后“胤”的避讳情况。为了明确避讳“胤”是否与皇太子直接相关，也需考察避讳“胤”的具体例子和避讳“礽”的情况。为了精确判定，在考据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方志各个版本的具体情况。比如某顺治十五年刊的《息县志》，其中虽有避“胤”字的现象，但该县志里有康熙十九年的内容，说明其中至少混有部分后世增刊的内容，不足为据。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黄老师检索到康熙十三年刊《曹州志》中有两处“胤”缺笔的例子，而该版本没有康熙十三年以后的内容增刊，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察和解释的现象。接下来，黄老师开始对比其他版本的康熙十三年《曹州志》。在此过程中，他利用新公开的Bookget软件（https://www.shuge.org//meet/search/bookget/）快速整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多个数据库的文献。他发现，虽然中国方志库中的《曹州志》“胤”字有缺笔，但国图所藏同为康熙十三年刊的版本却没有缺笔。黄老师推测，国图藏本为初印本，而中国方志库的版本则是后印版本，因此需要顺应新的避讳规则。黄老师通过这个例子强调，通过大数据做研究的前提是掌握一连串问问题的技巧和思维模式。
除了方志，黄老师还调查了康熙年间的诗文别集，尤其聚焦“胤”字案例较多的文本进行分析。而后，他得到了13种“胤”字出现多于三次的诗文别集样本。在此，黄老师既考据“胤”避讳的具体方式，同时还关注这些作者是否避讳当朝皇帝的“玄”字。于是，他详细整理了康熙年间这13种书对“胤”“礽”“禛”“玄”“烨”五个字的避讳情况，发现其中有部分人非常在乎这些字的避讳。接着，黄老师通过检索中研院的人名资料库，得出这些异常在乎皇太子名字避讳的人都与皇室关系密切，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詹事府出身。对于侍奉东宫的詹事府官员来说，避讳不仅仅是法令要求，还是礼的表现。除了詹事府官员，翰林院等机构的士大夫也十分在乎避讳，相较之下，一些武臣则有时不太注意避讳。这个关于避讳的新认识可为一些文本的版本鉴定提供新视角。比如，上海图书馆藏《续垂棘编》序的时间为康熙三十四年（1694年），而这本书内又有“胤”字避讳的情况，因此此前的学者推测该版本是雍正年间的印本。但是，如果从“e考据”所得康熙年间避皇太子讳的新视角出发，该版本也有可能是康熙年间册立皇太子之后的版本。这样的避讳学新成果还有许多，将对许多成说提出挑战。
王培军谈《光宣诗坛点将录》的笺证与传统注疏学的未来，上海书评，2026-01-02
那时查得最多的是关于人物传记的索引，有些近代不太有名的人因名不见经传，考起来很不容易。如查近代的碑传文，有陈乃乾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王重民等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周骏富编的《清代传记丛刊索引》；有的人物是有年谱的，则可以查杨殿珣编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谢巍编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来新夏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如果查室名别号，那就有杨廷福、杨同甫父子编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陈玉堂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人物的生卒年，则那时有江庆柏编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刚出版，正好用。等等。就是近代报刊的篇目，也早有人编过《国闻周报总目》、《东方杂志总目》、《申报索引》及上海图书馆编的多卷本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这且不说《越缦堂日记》，在民国时期，就有专在近代四大日记上下功夫的金梁编过三册《索引》。不过今人多不大留心，不知道使用罢了。
历法
郭津嵩：中古中国日食记录的撰作，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2024-10-10
讲座伊始，郭津嵩老师回顾了以往学界对中古正史所载天象记录的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以席泽宗先生的《古新星新表》为代表，用古代天象记录资料解决现代科学问题；另一种则以黄一农、张嘉凤对西汉丞相翟方进自尽事件的研究为代表，将天象记录的伪造纳入政治场景分析。他认为这两类研究，以不同的方式涉及到天象记录真实性的问题。
郭老师随后从刘次沅先生对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整理工作引入，指出中古正史天象记录中，存在诸多在中国境内实际不可见的日食条目。刘次沅等人将此类不可见日食条目解释为日食预报记录，只有对北周、隋等时期出现不可见日食特别多的情况，才推测为编史时依据历法所作的补算。而郭老师认为，这些不可见日食的记录应非预报记录，而是编史者根据历法逆推补算的结果。鉴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真实性问题的重要意义、日食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中的典型性，辨别正史所载日食记录的真实性及其编史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次讲座便是以《宋书·五行志》中的日食记录为例，讨论其形成原因。……
在24条增补的日食记录中，《大明历》的符合情况最佳，有15条可与《大明历》的计算相符合，但另有8条与3部历法的推算结果皆不相符。郭老师以光熙元年的日食条目为例，说明这种情况是由于历法逆推过程中的系年错误而致。当纠正此类偏差后，8条记录皆与《大明历》推算结果吻合。这进一步说明这些增补的日食条目并非预报记录，而是编史者根据《大明历》日食算法补算的结果。而且，上述8个条目中，还包含有同一计算结果因系年错误而重出的情况。这意味着编史者可能曾不止一次依据历法对日食记录进行增补。将重出的2条日食记录归并后，可知《宋书·五行志》至少增补了22条日食记录，而其中21条与《大明历》相合。
经
馬楠《章句的體系性特徵及其東漢以來的三種發展路徑》，《傳統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章句包含循文說解、串講文義的內容；也包含議論分歧、辯駁是非、整合同異的內容，二者都屬於章句學的傳統。[甲]“循文說解”與[乙]“經義論難”可以比附爲義疏中的“疏家”與“論家”，可以組合也可以分離。前者亦即循文說解、串講文義其實與篇卷冗長不存在必然聯繫。
經義論難分離單行才是減省章句的主要方式，這一點經學史研究者措意稍少。
與奏議、異義不同，《白虎通義》形成了縝密的論述體系，確實需要班固來“撰集其事”。如《號》篇第二建立在《爵》篇第一的基礎上；《謚》篇第三建立《號》篇第二的基礎上；《三軍》第十涉及到《京師》第八；《考黜》第二十以《封公侯》第七爲基礎。直到最終形態的《白虎通義》還保留了“或曰”“一說”等兩說並存的內容；並且已經較爲廣泛地用文質有別、四代異制兼容諸說不同了。
鄭玄（或許還有戴德）試圖整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與祥禫異月，因此得不對“中月而禫”“是月禫”另作他解。
评论 @玄都校經，2024-11-17：
马楠老师的新文章确实好，也是深芜之中见清简的潇洒文字。虽然大框架其实可谓一小撮人内部的共识，（不过像复老便有极为不同的意见，期待他早日写出来），但被如此清晰、细腻地书写成文，可以料定是具有学术史里程碑意义的。因我的硕论是做六朝经学中的论议（经义辩论），所以看到马老师将这一“经学内生动力的机制”贯穿地理解整个汉代章句学，也颇为感动，这正是我一直计划却因学殖浅薄而未能底成的。用这一机制，足以澄清章句的繁冗与删减，尤其是论义文本逐步与章句别行，进而蔚然大宗，其中异义与通义的区分极其精彩，另外还有文章详论，将郑玄置于这一脉络之中以为收束，也十分确当。不过我不能同意文中对“今古文”的摒弃，章句、论议正是勾连今古文的索扣，问答论议本是西汉公羊学极富特色之处，进而推广至群经，经文间的逻辑矛盾自然凸显，古文经的方法论萌芽于此危机之中，转而用公羊学中相对隐性的历史性手段（如三代异制、史从赴告等）对逻辑矛盾予以解释，郑玄以后从王肃到杜预才是古文经方法的成熟期，这种方法最终也成为对经学的反动。而“引经术缘饰吏治”也颇疑是章句学的一大重心，且不仅限于律章句，决事比、谶、洪范传、齐诗风角，大抵都于此相关切，《三礼汉制疏证》不可忽视，黄桢博论也颇有启发。马老师的文章绝不是一个结论，毋宁说是一个新的经学史研究范式行将诞生的宣告，而这一范式正孕生在一批同行者的心中，静静等待着怦然盛放的一日。
@武：我想到为啥说要摒弃今古文之争这个框架了：因为我们说的今是排比经文、论辩异同，古是历史主义、三代异制。但是实际上晚清民国以来的今古指的是许慎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的今古派分。
@奭，2025-04-15
这个改写呢，就要审辞气，这就比明训诂难多了，就引的这一段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昬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对应的就是《尚书·牧誓》中的“ 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 ”。如果假设今本《尚书·牧誓》中没有脱文，那么按照司马迁的理解，他在这里就加了“家国”二字，然后把“遗”理解为“弃”。但实际上如果这个“遗”是“弃”义，而又没有这个“家国”，那么意思就与上文的“昬弃”重复了，文气也很难说通。那么这个“遗”就应该作“余、留下”来讲。
妙就妙在这个“家国”，我想司马迁应该是好好盘过这里的，他是看到了涉上的“肆祀”，然后对举了“家国”，才再说“王父母兄弟”。啊，一下子就舒坦了，因为对举了啊。司马迁甚至有点强迫症。
乔说“郑学第一原理”，归根到底叫“随文就义”，其实就是差不多得了。读《尚书》尤其如此，一定要大力发扬差不多得了的精神，这背后其实是审辞气的高明处。郑玄不是第一个人，反而是这种差不多得了精神的忠实继承发扬者，高诱注《吕览》《淮南》、韦昭注《国语》其实也是这么样一个路子，是在审辞气和明训诂之间找个中间道路，相比于这些活泛的，孙星衍简直是蠢哭了。
郜积意：《春秋公羊疏》撰作时代及所见本考，经学研究，2024-12-22
首先，郜积意教授列举了前人的观点。四库馆臣认为，徐彦疏有引用杨士勋《穀梁疏》，故认为徐彦是唐人。严可均认为，徐彦是北齐人，证据有三：一是引书最晚为刘宋庾蔚之；二是《公羊疏》有设问答之辞，不合唐人义疏体例；三是疏文曰“若今三府掾”，三府掾是北齐官制，隋唐无之。对此，郜积意教授认为，严说不能成立。具体来说，关于“三府掾”的理解，若引用《唐六典》卷二十九“亲王府，掾一人”之注，则唐朝所谓“三府”，当指国王、嗣王、郡王三府，而非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因此，凭借“三府掾”之官的说法，并不能断定徐彦非唐人。
其次，关于徐彦所处的时代，郜积意教授通过对《公羊疏》引文的梳理，推论其撰作时代，当在孔颖达《五经正义》之后、元行冲《孝经疏》之前。论述如下：
1.徐彦疏有引自孔颖达《五经正义》的内容，所以此疏必撰于《五经正义》之后。如《公羊疏》卷一云“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记》文先言左史，郑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为《春秋》矣。云云之说，《左氏》首已有成解，不能重载。”徐彦疏中所指“《左氏》”，郜积意教授认为应是孔颖达《左氏正义》。因《左传》本文没有这些文字，而孔颖达《正义》则有相似的表述。
2.除孔颖达《五经正义》外，徐彦疏中亦有引用《孝经疏》的内容。如襄公二十九年《公羊疏》云：“云‘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者，《孝经说》文。言三皇之时，天下醇粹，其若设言，民无违者，是以不劳制刑，故曰：三皇设言民无违也。……云云之说，备在《孝经疏》。”今本《孝经疏》乃宋邢昺据唐元行冲《孝经疏》为蓝本。郜积意教授通过勘验邢昺《孝经疏》，不见上引《孝经说》之文，故推论徐彦所据《孝经疏》不是元行冲之疏。同时，郜积意教授备列徐彦所引《孝经疏》，将其内容义理与元行冲及邢昺本勘验，发现多有不合。经过详细考证，郜积意教授认为徐彦所引《孝经疏》应在元行冲疏之前，而其所引或是孔颖达《孝经义疏》。
3.举“大雩”之例，证明徐彦应在唐玄宗御注之前。徐彦解释“雩祭”时，有正雩、旱祭之别。对于“正雩”的解释，徐彦采取《春秋说》的内容而不采取唐玄宗注《月令》有关“正雩”的说法。对此，郜积意教授认为，徐彦若是取用玄宗御注，应当既不违何氏家法，又尊官学之隆。然而，徐彦之所以不采取御注，其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在于徐彦疏撰于御注之前。
最后，郜积意教授讲解了徐彦《公羊疏》所依据的版本。《公羊疏》引据何氏注本，有定本、正本、旧本、古本、一本等一系列说法。根据郜积意教授的考证，徐疏所见的本子，主要是定本、正本、旧本、古本等四本为主。但徐彦作疏所据之本，应是旧本或古本，而不是正本、定本。之所以如此推断，郜积意教授认为，正本常引贾逵之说作为证明，而何氏家法与贾氏不同，其所据经本，恐与贾逵所见《公羊》不同。而定本题名不合汉儒撰注之例，徐疏所据亦多与定本不合。然而，旧本、古本非一，故最终郜积意教授推测疏本所据，或是其中一本。
王锷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我认为你讲的这个上限很有道理，但是下限可不可以再斟酌？徐彦疏里提到正本、定本、旧本、古本的概念，而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也涉及到各本的概念，所以可不可以将徐彦疏中的这些概念和陆德明涉及的概念进行比较，大概可以排除他不是唐代以前人。另外一个义疏学的问题，徐彦按照你确定的时代，距离孔颖达、贾公彦等人不会太远，那徐彦疏的例是像唐人《五经正义》的写法呢？还是皇侃《义疏》的写法呢？
郜积意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在《公羊疏》的前面有很多问答，这些不像孔颖达，贾公彦虽然有问答，但问答都很简略，不像徐彦的问答很长。但这可以说明徐彦的疏有六朝义疏的影子，而在卷二之后，问答体就比较少了，那这里就有改写和唐人义疏体的部分。这是我的体会。
高峰枫：《经学的反击：正典批评对圣经考证的诘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
“重构”就意味着不是自然生成的文本，而是被后世学者人为建构出的文本片段。与之相对的则是“实际存在的经书”，指自然形成、真实存在、并实际发生过历史效用的经文。蔡尔兹认为，离析出的“原文本”，如亚威派、祭司派等初始文献，并不因为生成时间更早、曾以更早的样貌和未加编辑的方式出现在历史中，便可获得更权威的地位。考证派认为只有分离出来的文本片段，才更“真”，才更接近历史原貌。
正典化完成之前的各支文献(比如构成摩西五经的JEDP等)，囿于各自的时空局限，只片面、部分、偶然地呈现了上帝在历史中的活动。但真正完整的神启，只与正典相匹配，只有经过特殊安排、剪辑、和排列的“经”，才最充分、完整地传达神启。
其他
倪玉平：在游彪师兄告别仪式上的致辞，宋史研究资讯，2024-12-10
游彪教授一生追求真理、坚持原则，从教三十五年，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桃李满园，深受师生敬重与爱戴。游彪教授爱生如子，在学术上，对学生严格要求，从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到文字的推敲、理论的提升，都呕心沥血地进行指导；在生活上，他又给予所有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每次给研究生上完课，他都会自费请所有学生吃饭聊天，嘘寒问暖，关怀备致。去年暑假，他去邯郸考察，下起大暴雨，乡镇不能通车，他却一定要冒巨大风险去村里看望他曾经只教过没多久，但后来出事故瘫痪在床的学生，事后还多次向邯郸市政府请求多加照顾这个学生。游彪教授直接指导毕业论文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生超过百名，给予每个学生以关心、包容和自由。他培养的大批优秀学子，都已经成为中学教育领域的骨干力量和宋史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中坚。游彪教授去世后，网上有大量的学生留言，都表达出对受到游彪教授无私关心指导的感激之情。
游彪教授是我的师兄，我们于1997年同时入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我们都尊称他为“大师兄”。在近30年的交往中，游彪师兄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吸引着我们。他为人豪爽，讲义气，重情义，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相照，倾囊相助，永远把朋友的利益放在首位。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宋代法制研究〉评价》，便是由他指导、我们共同署名完成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8期上。每次到游彪师兄家里拜访，他都一定要送我们礼物，不会让我们空着手离开。他家的阿姨告诉我，游彪师兄总是把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留给朋友，自己却省吃简用，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还多次自掏腰包带领我们进行学术考察，以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最近两年，我参加的就有去山西晋城考察、天津盘山和黄崖关长城的考察。
高波︱忆陈昊：在中年之前离去，上海书评，2025年05月13日
@h，2025-01-08：
前两天路过大差市，看到路西一家面馆起名「胡然」，令人哂笑。 关中方言有个极其常用的字「Rán」，多做形容词，形容人思想不清，话多不着要领，罗里八嗦等等意思，比如「Rán得很」「胡Rán哩」等等。这个词关中人一般就按发音写成「然」，所以「胡然」在关中话里就有明确的含义（除上述外，另有「胡搅蛮缠」之意）。 其实，这个字的正字写作「䛁」。《说文》有「䛁䛁，多言也。」而「䛁䛁」也可写作「諵諵」「喃喃」，所以现在有把「䛁」字标音为「Nán」的，实际本来读「Rán」，《集韵》注音即为「如占切」，声旁也可写作「冉」，是典型的形声字。 所以关中话中的这个「䛁得很」「胡䛁哩」，是非常古老的两三千年传承的汉字运用。
胡文辉：AA制的本土起源，历史的擦边球，2025年05月06日
方凯成，北大历史系学生：“我学历史”这四个字给我带来巨大的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人不是哲学的动物，而是历史的动物。深受历史影响的人，相较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一家一族的经验），更多了由知识带来的历史经验。看到兵荒马乱的历史的人得出了天下可无贤不可无君的结论，看到昏君暴政的历史的人得出民主科学的结论，他们都遵循着历史经验而塑造着历史。然而史学家又会看到，这些历史读法来源于其当下的生活经验。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中国人，与历史是最分割不开的。但是，如果不把史学落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讲，落在我们的心灵上去思，我们仍旧要经历着别人的质疑和自我心灵的质疑。当有一天读着浩繁的史书，做着专业的题目，看着外边五彩的世界，难免会问一句：“我做这些有什么用”，这未免是“我学历史”最悲惨的境地。
归根到底，史学的意义在于它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个道理，无论正确与否。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必然对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人类的未来命运有着自己的见解。或者真正伟大的受到历史学滋养的人，会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这一切的意义，都是需要靠我们自己去想，想清楚了，才能在北大历史系这块宝地上幸福地成长。无论将来从不从事史学，都会从心底里彻底地对史学产生敬意，因为它如此支配你的生活。
我理想中的历史系学生，是最应该反思的，最应该健谈的，最应该懂得生活的道理的。“我学历史”不意味着我谈论诸多的历史知识，而是我要以历史的道理去支撑我的生活。很少有一个学科能像史学一样，如此实用，如此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但这些秘密都需要依靠思考去发掘，这才是历史系学生应该去不断向社会回答的，也是不断要向自己的心灵去讲出的道理。
中华书局与抗战胜利80周年，2025-09-03
淞沪会战开始后，上海形势已岌岌可危。鉴于此，陆费逵等当即作出决定，迅速将设备、人员及存货迁走疏散。乘日军还未彻底占领上海，中华书局赶印赶制了大量的教科书、参考书及文具仪器，经水陆两途分运后方各省，以备战时需要。当年11月，中华书局上海总办事处被改为“驻沪办事处”，由舒新城代为主持，总办事处暂时移往昆明，陆费逵本人则赴港组织香港办事处。由此，战时的中华书局形成了上海、香港及大后方总办事处三个中心，开始了“分庭守业”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