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读的是二〇二〇年八月的重印本。

关于《选注》，杨绛在回忆录《我们仨》中有相关记述。

其中第三部第十章：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锺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第三部第十二章：

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锺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锺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

2021年9月1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