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周的时间，看完了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虽然中学历史书中简略讲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对这段历史了解却甚少，我甚至天真地以为鸦片战争就是虎门战争之后就和谈了，然后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本书用非常详实的中外史料，客观讲述了 1840-1842 年鸦片战争的经过，用史料驳斥了一些流传的说法，如“琦善卖国论”。书中虽然引述了很多第一手的史料（奏折，御批，私人日记，外文资料），但是并没有学究味道，读起来并不枯燥。作者时不时的评论，更是画龙点睛，观点非常精辟。

以下引用文本皆出自书中，版权归作者所有。

绪论#

鸦片战争前的通商状况：

由于鸦片战争前，中英之间实际存在的只是通商关系；又由于清政府官员的腐败，贿赂和陋规已经成为维系这种关系延续运作的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凡是涉及这种商务联系的官员，无不受贿，无不发财，久已被视作官场中的正常现象。

天朝和西方的关系，以及天朝对夷的态度

根据儒家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这些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清王朝又准许这些国家通商。尽管这种通商在清初、清中叶有利于中国，也牵系着沿海数十万民众的生计，但依照“以农为本”的古训，兼之朝廷在此中获益不多，[17]清王朝对此并不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

16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盛世”；即使是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确实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海通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

天朝关于“忠奸”的理论：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子们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责道光帝，并非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

作者按：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军事力量对比#

清军火枪，火炮，火药状态

与英军相比，清军鸟枪在型制上的缺陷是：枪身太长（装药、填弹和射击均为不便）；点火装置落后（风雨天效能极差）。而在性能上，又有着射速慢、射程近这两大致命伤。

此外，清军火炮在管理上亦同鸟枪，并无定期造换制度。由于平常并不使用，许多露天搁置在炮台、城垛等处的火炮，日晒雨淋，炮身锈蚀。至鸦片战争，这些火炮的使用年限大多已经很长，清初铸造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是前明遗物。[12]若不蒸洗试放，谁也不知能否使用。

尽管中英火炮样式大体相同，但因质量的差距，使之具有射程近、射击速度慢、射击范围小、射击精度差、射中后炮弹威力弱等缺陷。这些缺陷中，哪一项不是致命伤？ 鸦片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斗，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按常理说，海岸炮依托坚固的陆地，可不计重量、后坐力等因素，而制作得更大，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实际上清军的岸炮一般也重于英军的舰炮。但是，在战斗中，双方火炮的威力却发生了逆转。当战场上硝烟散尽之后，我们不得不惊愕地面对悲惨的事实：清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

手工业的生产方法，使清方无法提炼出高纯度的硝和硫，药料的杂质成分高；又无先进的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磨光等工艺，只是靠舂碾，结果火药的颗粒粗糙，大小不一，往往不能充分燃烧。[16] 火药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枪、炮的威力。清军使用的粗劣的火药，使其原本落后的枪、炮，在实战中效能更减。

清军舰船与英国海军舰船对比：

英国海军为当时世界之最，拥有各类舰船400余艘。其主要作战军舰仍为木制风帆动力，似与清军同类，但相较之下，有下列特点：一、用坚实木料制作，能抗风涛而涉远洋；二、船体下部为双层，抗沉性能好（当时中国人称“夹板船”），且用铜片等金属材料包裹，防蛀防朽防火；三、船上有两桅或三桅，悬挂数十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四、军舰较大，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五、安炮较多，从10至120门不等。[17]此外，诞生于工业革命末期的蒸汽动力铁壳明轮船，也于19世纪30年代起装备海军。尽管此时的轮船吨位小，安炮少，在西方正式海战中难期得力，在海军中也不占主导地位；但因其航速快、机动性能强、吃水浅等特点，在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沿海和内河横行肆虐。 从数量上讲，清军水师舰船也有数百艘之多；从种类上讲，清军战船样式亦达数十种；但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船小。清军最大之战船，其吨位尚不如英军等外级军舰，清军安炮最多之战船，其火炮数量也只相当于英军安炮最少之军舰。

中英舰船水平的悬殊差距，使得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根本不敢以水师出海迎战英军舰队，迫使清军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这种由装备而限定的战略决策，实际使清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军凭借其强大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

清朝武器制造中的偷工减料：

自康熙朝开始，中国的物价、工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这种管理体制却使兵器制造经费固定化。此后虽有一些价格调整，但上涨的幅度赶不上各地物价、工价的实际水平，有时甚至出现下降的势头。如火药，雍正朝为每斤银2.6分，嘉庆朝每斤银2.1分。这就使得兵器制造者不仅无利可图，反而时常可能亏损。当然，这已不敷足的工价、料价中，还得包括那个时代猖獗的承办官员的层层克扣和验收弁兵的种种勒索。

规定价格与实际造价的背离，并不会改变追求利润的经济规律。任何一位制造者，从本能上就绝不会做亏本生意。为了防止赔累，偷工减料就成了必然之途。为了能够偷工减料，贿赂验收官弁又成了公开的秘密。

清军调兵速度的缓慢：

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当时英海军舰船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约60天，从印度开来约30至40天，即使从英国本土开来也不过4个多月。蒸汽机的出现，轮船的使用，又大大加快了英军的速度。1841年英全权代表从孟买到澳门仅用了25天。由此推算，英军从浙江的舟山派轮船至印度调集援军或军需品，来回时间几乎相同于清方从四川调兵至广东或从陕甘调兵至浙江。方便快速的舰船缩短了英军漫长的补给线，而落后的交通条件则延长了清军增援的路程。

清军下层士兵的穷困：

清军的粮饷标准是顺治朝制定的。是时经济正在恢复，物价极低。经康雍乾三朝的发展，通货膨涨已有相当幅度。而粮饷标准虽有多次调整，但主要是军官部分，且乾隆后期起清朝财政已陷于困境，清军士兵的收入一直没有也不可能有大的加增。 收入的低下只能降低生活水准而不能不生活，清军士兵为维持生计，须得在正项收入之外另觅别项来源。因此，替人帮工、租种田地、做小本生意等等，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犹如今日之“第二职业”一般红火。

清朝落后的武举制度选不出合适人才：

正如认为八股文章可以治天下一样荒谬，清代武科举的考试项目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且不论《武经七书》这类偏重于哲理的古代兵书不宜作为初级军官的教科书，然这项仅有的与谋略有关的内场考试，因考生们错误百出，[64]而在嘉庆年间统统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内场由此而成虚设，外场成了真正的竞争场所。道光帝更是明确下旨：“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65]将武科举的名次集中于一项，即拉硬弓。他们以膂力为选择军官的标准，竟有中式者根本不识字之事。

用今日眼光观之，这种方法挑选出来的不过是一名优秀的士兵，而不是领兵作战的军官。在冷兵器时代，军官的骁勇身先有着极大的鼓舞力，火器出现之后，这种勇猛的作风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且不论与英军这支近代化的军队相对抗，即便与此期清朝传统敌人的作战中，这种方法也不足取。

文官作为最高指挥者并不合适：

各省的统兵大员实际上是督抚。这些文官出身于八股文章，游历于宦海官场，在未升至督抚前，并不统兵，未谙军旅，其军事知识局限于几部古书。文官将兵，这种不合理的指挥体制，又折射出武弁素质低下。

军队极度腐败：

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 因此，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清军已经腐败。 可是，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他们的例证，正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且不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逻辑上的错误，就此一说法的倡导者的心态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

骤然而至的战争#

禁烟难禁，腐败贿赂盛行：

当尊严的“天朝”屡屡拒绝与“蛮夷”平等相交之时，桀骜不驯的外国商人也确实像“蛮夷”那样，无视“天朝”的法令。在这些人的眼中，“天朝”的威严只不过是挂在空中飘荡的幌子，一切法令规则的关节在于陋规和贿赂的数额，行商也罢，官员也罢，反过来倒成了barbarians（蛮夷）。远在京师的道光帝绝不会想到，堂堂“天朝”对外体制，在这些贪婪的行商、枉法的官吏的操作下，竟会变得如此荒唐和卑下，俨俨“天朝”的“防夷章程”，竟会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铺子。

林则徐刚开始认为中英之间不可能开战：

林则徐到广州后，在给道光帝的最初几道奏折中，并没有具体谈到边衅问题。1839年6月4日，他在奏折中谈到，对于窜犯沿海各地的走私船，与“有牌照”的商船不同，“枪击炮轰皆其自取”，而且，不但水师能够剿除，就是雇募沿海水手，利用火攻之法，亦能获胜。[76]道光帝对此很感兴趣，要求林则徐等“相机筹办”，并指出“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77]这是道光帝谕旨中正式而明确地提出“边衅”问题。

他此时认为，持“边衅”论者，除京师及各地一班反对禁烟的人士们，还有义律等人。于是，他将来自外国人的英军侵华的消息，皆归之于义律的谣言恫吓一类。

林则徐也翻译了部分英文资料，了解英国：

从现存林则徐翻译资料来看，包罗万象，对林则徐的褒贬评价皆有，对未来战争的是否估计俱存，看不出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来。要从这些资料中得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非得是一个熟谙国际事务的行家里手。但是，林则徐本是“天朝”氛围中人，初涉此道；情报来源仅为报刊书籍等公开资料，并无秘密渠道；更何况一般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是对己有利的资料印象较深，对己不利的资料不受重视。种种情事，使得林则徐犯错误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不犯错误的可能性。

林则徐的对策是纸上谈兵：

从林则徐的设想来看，其最重要的作战方法是，以海岸坚强据点，即炮台，来对抗来犯的英舰英船。

且不论这两座炮台能否经受得住英舰的猛烈炮火，也不论它们果否惩膺折冲，予英舰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它们最基本的弱点是，无力防御登陆英军从炮台侧后方向发起的地面进攻。

林则徐相信英人腿无法曲折，因而陆战不如清军的说法：

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则徐等人的心思。他们认为，英军尽管“船坚炮利”，但毫无陆战能力，因而绝不会舍舟登岸，从陆上发动进攻；即便有这种攻击，也绝非清军的对手。他们正是据此而未能对炮台的陆路防卫作有针对性的改进。

林则徐被神话：

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剿抚不定#

定海之战：

据英方的记载，7月5日下午2时半开始的战斗，英军舰炮仅用了9分钟，就基本击毁了排列在港口的清军战船和岸炮的还击能力。次日清晨，英军再次攻击，至城门时，发现守军已在夜间溃逃。清方的记载虽有所不同，但明确承认了无可挽回的失败。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炮火的清军士兵，临阵产生恐惧心理而大量溃逃。据裕谦战后调查，参战的1540名士兵中，战死仅13人，受伤13人，战死的人数比击毁的战船还要少。

资质平平的道光帝：

以一个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作出决策，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细。此外，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档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须批阅上万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然而，此时柄国的道光帝，却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

智商平常且乏胆略的道光帝，绝不缺乏自信，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他的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道道圣旨，是其目光短浅所限。他从来就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尽管道光帝有着种种缺陷（本来世上也无完人），但若有智明识远的军机大臣相辅，仍不失为宽猛互济。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军机的人选上，又采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负责收复定海的伊里布：

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作为官场老手，他深谙政治运作的窍门，惯使诿过占功的招术。

伊里布为何撒谎？

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

道德批判是没用的：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虎门战役的失败：

就战术而言，沙角之战应使清军大开眼界。这些狡猾的“逆夷”，竟然不作堂堂正正的正面攻击，反而偷偷摸摸地绕行到炮台的背后，击打自己无防护的柔软的腹部。然而英军这种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战术，体现出来的是近代的军事学术。

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这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技战术水准的高下决定的。

广州的战局#

关于民族主义：

以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无近代通讯手段和大众媒体，许多民众并不知情；民族主义（无论属何种）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的民族情绪（若严格按儒家学说，满清亦属“夷”），进行了长达两世纪的压制，等等。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有。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长达半年，虽有俘获安突德的义民，而绝大多数还是作了顺民甚至“良民”。

以镇压而维持统治的清王朝，民众并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为了激劝民众奋起抗英，保卫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社稷，林则徐、乌尔恭额、怡良、奕山以及下一章将要登场的裕谦，都开列了巨额的赏格，以金钱作为导向。参加三元里抗英的民众中，亦有为赏格而心动者。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实始于本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

三元里抗英是民族主义吗？

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

福建浙江江苏战役#

由颜伯涛负责的厦门战役，和裕谦负责的定海战役均以清军惨败告终，裕谦绝望自杀。

英国先进的轮船技术使得运输时间大大缩短：

伦敦到澳门，璞鼎查在途中仅用了67天。这一破纪录的速度，使当时在华的商船主们大为吃惊。很可能义律也在吃惊的人群之中。璞鼎查的快速到达，表明了英国此时在轮船技术、地理知识和殖民体系诸方面的进展。这比起林则徐由北京到广州花费61天，琦善的56天，奕山的57天，多不了几天。若除去璞鼎查在孟买停留的10天，反是英方更快。科学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东、西两个大国越来越近。清朝今后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地承受到西方的压迫。

厦门当时的状况：

鸦片战争前，厦门是仅次于上海（国内贸易为主）和广州（国际贸易为主）的中国第三大航运业中心，成为英方所谋求的通商口岸。清朝第一支大型海上武装力量的指挥部——福建水师提督衙署，便设在此地。厦门及其附近驻有水师提标共计五营4300人。厦门虽只是一个面积仅有109平方公里的岛屿，非府非州非县，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同安县，但清政府却派兴泉永道（管理兴化府、泉州府、永春州）驻此，并以泉州府的同知在此开署，直接治理此地，称厦门海防同知。同安知县为正七品，厦防同知为正五品，厦门地属同安而地方官品秩高于同安，这正是太大的身躯需要相应的衣裳。事实上，同安知县一直管不了这一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厦门很早便是“特区”。

厦门战役准备耗资甚巨：

颜伯焘绝不如此小家子气。 他上任未久，便奏请户部拨银，狮子开大口，一要就是100万。连同先前的数字，福建的军费银达到150万两。更为出格的是，他不顾清朝以往的成规，要求增加防兵的盐菜口粮银。抠门的道光帝恐福建创例，广东、浙江会援引，便让其“核减节省”。[35]可颜伯焘居然不买账，仍坚持己见，结果由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在他的要求上打了个折扣，才算了事。 道光帝见此，在上谕中对颜伯焘发出警告，要他“力加撙节”。[39]可过了没有多久，150万两银子将罄，新任福建巡抚刘鸿翱根据颜伯焘的指示，在厦门失守后的第7天，上奏请求再拨军费银300万两！

颜伯涛有中饱私囊嫌疑：

这些银子是否真花于实际，却是大有疑问。历来的军务、河工、赈灾，都是经手官员中饱私囊的渊薮。而颜伯焘于此嫌疑最大。颜伯焘于1841年2月到任，次年1月免职。在这仅仅的一年中，辎重就有如此许多（其中亦包括包揽客商货物，动用驿站车马人伕而赚钱等情事），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其中果无取之海防银两者耶？不过，还应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颜伯涛的洋洋自得与惨败：

英军再犯厦门，本在颜伯焘的意料之中。他并不为此而惧，反觉有机会立功疆场。对于厦门的防务，他极度自信，虽说外围岛链防御尚未部署完毕，但厦门岛一带却已固若金汤。他曾经在一奏折中得意洋洋地宣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45]局势已经是火烧屁股，颜伯焘仍浑然不觉。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

坐镇督战的颜伯焘，目睹锐不可挡的“逆夷”凶焰，忍看这半年的种种努力转瞬间化为灰烬，与兴泉永道刘耀椿“同声一哭”。到了此时，他由战前的极度自信转为极度恐惧，率领文武官员夜渡，逃往同安。岛上清军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纷纷溃散。

可笑的道光帝也以为洋人不善陆战：

最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58]竟然发现了新大陆，即英军也会陆战！于是，他立即通令沿海各将军督抚，并下令各地注重陆路防守：“倘逆夷竟敢率众登岸，所有火炮及一切设伏机宜，务当先事预备，操必胜之权，褫奸夷之胆。”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道光帝在前敌主帅们的欺蒙下，直至此时方得出这种认识，虽为时已晚，仍不失为亡羊补牢之计。但是，道光帝对此还是将信将疑，似乎还不认为英军果真有能在陆地上打仗而不会摔跟斗的士兵

裕谦对战俘极其残暴：

而到了后来局势危急时，裕谦的手段更至于登峰造极。1841年9月，镇海军民捕获两名英方俘虏，他竟将“壮士饥餐胡虏肉”的诗化语言变为实际，下令对一名白人俘虏“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制作为自己坐骑的马缰，然后“凌迟枭示”；对另一名黑人俘虏亦“戮取首级，剥皮枭示”。

裕谦放出的这些手段，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为残忍毒辣，与他曾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的儒吏形象亦不吻合，好像变了个人。但在当时，势不两立的敌忾致使人们的情绪趋向于暴烈，而且手段越狠越备受喝彩，道光帝亦明确表露出欣赏鼓励的态度。

裕谦也是洋人不善论战的鼓吹者，战备仍泛善可陈：

裕谦虽未亲眼见过英军，却是英军不善陆战论的有力鼓吹者。他认为，英军不善陆战必然会从距县城最近的海岸发起进攻。裕谦的思想表明，尽管战争已经开始了足够长的时间，尽管清军在虎门等处一败再败，但是，在一班主“剿”官绅的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战前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也正因为如此，裕谦在定海防御上并无任何创新，仍是战前由林则徐所倡导的防守沿海坚强据点对抗英军舰船攻击的战法。

企图靠儒学理学来打仗取胜是可笑的：

尽管在理学大师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领悟到这种理论的精妙，也为其深邃的思索、优美的文笔所折服，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结果，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后，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

镇海战役惨败：

先是1842年1月25日，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在浙江嘉兴同时梦见英军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等三城“已绝夷迹”，后派人察明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168]又2月10日，奕经至杭州，往据称最为灵验的西湖关帝庙占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一句，三天后，四川援军大金川土兵开到，兵弁皆带虎皮帽，更以为“收功当在此”。[169]于是，他选定“四寅佳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即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为进攻时间，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为进攻宁波的主将，[170]来他个“五虎制敌”！

远在曹娥江以西东关镇扎营的奕经，闻前方军报，惊魂动魄，亟思逃跑。幕僚臧纡青竭力劝阻，方坚持一夜。3月16日晚，文蔚逃至东关镇，他得知战况，命文蔚退守绍兴，而其本人率部连夜西奔，渡过钱塘江，一直退至杭州。[183]而他后来向道光帝陈述的理由是，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尖山一带的防务！

由剿转抚#

抚议再起：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后，“抚”议已寝息一年，“剿”意沸腾。在这种情势下再倡“抚”议，颇有风险，且不论圣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谤论也让人受不了。刘韵珂不愧为是一位官场中的高手，他没有正面提出“抚”，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称战争若继续进行，有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本来，只要证明了“剿”之不可行，“抚”也就理所当然了。

官员观念的转变：

原来，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原来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场地，主要在于那些由主“剿”转向主“抚”的官员的头脑，是一种自我的思想斗争。现实的力量，毕竟大于“义理”的力量。

清朝官民关系：

就官、民关系而言，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连统治者本身对此亦有深度的认识。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道光帝对世界缺乏认识：

他似乎并不知道，他最为困惑的地理问题，[83]正是他最有资格回答的。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由传教士南怀仁为他高祖父康熙帝绘制的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

镇江战役是鸦片战争最后一战：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战前的侦察使他们误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入据该城，镇江濒临长江，英军的舰炮完全可以将炮弹射入城内，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仅有个别战舰在掩护登陆时开过几炮。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军事角度而言，战争实际已经结束了…

双方对“全权”的纠结：

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的交涉，仍在“全权”一词上卡壳。尽管耆、伊解释道：“本朝向无全权大臣官名，凡有钦差大臣字样，即与贵国全权二字相同”，但璞鼎查对此不以为然。

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在中英谈判中充当了代表：

一名并非朝廷命官“暂戴”五品顶戴的家仆，充当了一个大国在重大事件中的进行外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谈判结果令英方满意：

这一切使英方大为满意。一英军军官在其回忆录的结尾，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得意的话： 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

历史的诉说#

低级“爱国”是没用的：

中国欲抵御西方，须自身强大，其必由之途在于学习西方，如同日本一样。那种强烈的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情绪，自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产生的对抗，至多也只是低级形式的斗争，且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