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寨摆摊的人特别多，我也认识了很多人，几年前我还发过一个贴，大概是说 “如何更加专业和高效地摆摊”。
到西安的第一年夏天，我赶上了春夏换季，抢先卖起了拖鞋，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是违反直觉的，很难想象一部分人还穿羽绒服的情况下在路边卖凉拖竟能如此般畅销， 就像是今天去逛优衣库，满目的长衣长裤，和外面的艳阳形成强烈的对比，让你怀疑是不是自己迟滞了。
凉拖的销量非常好，我去过鱼化寨、西仓、八里村、小寨，基本上在最开始一两个月的 “未饱和期”，每天 100 双左右的拖鞋都能卖光， 成本 4.5、5、5.5、6 的拖鞋都卖 9.9，这个价格无论是叫卖还是处理都很有诱惑力，自带营销属性，一人围观全摊下单那种。
有一次在龙首原，选择铤而走险，在主干道边铺了摊，一个没注意一堆城管急停下来没收了货，话也没说，问了问说是去某个办公室交罚款取货。 第二天我和一个有经验的朋友一起，买了些水果，一开始是想讨好城管，不交罚款行不行，磨破了嘴皮子最后还是给了两百块，取走了那点货。
小寨的摊贩人多，且复杂，和我住在同一栋楼的哥们儿，是个大专生，不知怎么就摆起了摊，嘴边经常挂句俗语 “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 ... 我住在八里村，八里村是离小寨最近且容量庞大的村子，住了可能有十万人有余，这里面摆摊的人太多了，基本上还都认识，不认识也是个面熟。
我的粗略统计来看，年龄在 20 - 30、30 - 40 之间的人各占 40%，40 岁以上的人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丧失生存能力的那种，
我可能更像那 “一小部分年轻人”，毕竟我也真的是为了 “做生意”，才辞掉工厂工作，去西安的。
小寨城管的行动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也就是 “领导视察”、“严打”、“突击检查”、“正常工作” 这几种，频率依次到高。
城管在外行动，大多时候都是聘请的临时工，临时工的表现很容易辨识，喜欢说脏话、动作野蛮、年龄差异大、偶尔携带工具； 有时候能看到十几二十岁的娃，像刚上完网吧通宵出来那种，穿着制服就下来了，有时候手里还要带个棍棍棒棒的。
有一次白天在天桥上，似乎是有领导要路过，一辆城管轻卡就来了，人倒是没下车，就拿喊话器对我们喊，喊了半天没人动，喊话器里就开始骂人了 “一帮瓜皮...”， 当时我还不懂这个方言的意思...
城管看起来很凶，但也会有一种看不见的行为约束，城管的立场占于法规高地，理论上更具合理性，但如果 “严格执法”，最终的结果恐怕就是新闻上那种以死相博； 事实上城管很多时候就是 “做做样子”，棍棍棒棒看似吓人，很少会真正地落在谁的身上，就算把某个极端的摊贩抓起来了，最后的结果也只是教育罚款。
简单点说城管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要以犯人的姿态站在那里，以震慑那些不配合的人”。
这就有点 “动态操作” 的意味了，按理说严格执法是没问题的，看到摊贩上去没收就行了，罚款教育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如果这种 “严格执法” 会引起意料之外的结果，使事情变得不可控，那这时候的 “法”，则是 “伺机而动的法”、“人为控制的法”。
所以
这些有操作空间的事都更像是在控制某种博弈平衡，这种博弈背后要么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要么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是只能暂时解决的问题。
比如对于绝大多数摊贩来说，需求就分两部分：
而第二点的需求，可以细化为：
如果你简单粗暴地认为那些为了养家糊口的人都是因为交不起高成本的店租而去布遍江湖，因此给他们修了个某某地下街，每个花车每人月三五百元， 最终就发现，会有一部分人入驻了，但摊贩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因为进入一个规范后的市场， 摊贩的博弈对象便从无序市场里的对手变为了有序下的行业对手，情况变得简单了，但也受限了，失去了 “大干一场”、低成本（投机）盈利的可能。
毕竟有能力也有魄力 “大干一场” 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养家糊口的，如果手里的货不赚钱了马上就处理换掉， 如果哪年城管严打了，大家就去赶庙会赶集市，如果集市也赚不到钱了，大家就去做家政做些苦力。
大多数人也同时都在摆摊收益和生存成本之间博弈，所以，要想解决摊贩，就是要解决低能力人口的生存问题。
让大家回去种地肯定是不行的，既然让广大劳动人民聚起来支撑起了高财政数字，就应该把集中化带来的各种问题解决掉，包括但不限于此。
城管和摊贩可能不会想这么多，也许这些想法本身就不完全对； 但城管和摊贩的博弈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城管知道怎么样控制住某个位置某个时间的摊贩出摊率而不会逼得对方动刀子， 摊贩也知道什么时候的撒泼耍赖是有效的，不会在不合适的时候针尖对麦芒。
你看反腐这种事，做的好不好，并不取决于制度好不好，而取决于反腐的执行彻不彻底；而 “执行” 这件事，似乎便是一种动态博弈了，一种现时利益和人性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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