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放空自己时，突然想起在从维也纳飞回伦敦时与邻座一个中年白男的对话
他自称作为会计在中国工作了八年，现在虽然退休但仍然坚持以事务所的形式继续工作，每周往返于伦敦和维也纳，在得知我即将研究生毕业后，他强烈建议我尝试在英国谋一份工作，但在稳定后千万要搬到别的国家生活，这种观点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随追问到底。“英国人都是傻逼。”他很直言不讳，“英国的政治制度也在不断加深这一点。”
听到他说这些时我不禁一阵紧张，在急剧右转的英国社会如此大放厥词真的会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给缠上在你身边大吼大叫。“民主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元素。”在西方话语体系下，西方民主代议制的政治体系往往与“自由”、“发达”等词密切关联，X上的一些蛙蛙也以此为据大放厥词：“台湾的人生活的就是更自由更幸福。”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无论是上个世纪在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Father扎耶德”领导下的阿联酋甚至是朴正熙治下的韩国都是典型的威权主义统治，哪怕是蛙蛙们身处的台湾省也是依靠在国民党独裁时期奠定的土地改革、出口导向和工业化等基础发展为了东亚四小龙，但只要现行体制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仿佛所有成就便是来源于此。这是极其可悲的，人民的生活状况被无视，发展选择被限制，政治声音被代表，但只要你生活在“光辉伟岸的民选政府”统治下你就是幸福自由的，不知道工资仍未见涨的台湾人民看着翻了几番的房价是不是会有一样的感想。
西方民主制度真的完美吗？也不尽然，1947年独立后印度一直坚持普选制度至今，但仍有两亿贫困人口吃不到国家发展的红利；而菲律宾门阀政治的病依然严重，腐败程度高涨，选举被寡头操控；哪怕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英国，一条横跨16年的HS2至今也仍未建成。在特朗普第一次连任失败后，MAGA支持者们冲击了美国国会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难想象在民主制度“最完善”“最民主”的美国会出现大量国民反对一个“民选总统”的盛况。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民主与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发展与民主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果关系，经济越发达，现行的民主体制越容易巩固；国民所分享的发展红利越多，选举中“被代表”的部分则越少，而这两点却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完全缺失的。从北美到东亚，从非洲到西欧，政治明星的背后通常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军工医疗金融地产巨头纷纷共襄盛举，西方民主体系下的人民看似有着各种各样的领导人选择，但大多数却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Politifact的研究表明：奥巴马的第一任期选举承诺兑现了约为47%，拜登的兑现率约为30%，而到了特朗普兑现率则只有约为23%。当一个代表多数群体的领导人尚不能履行对多数派的承诺时，我们可以想象少数派所面临的情况（49%和51%相比起来49%也是少数派），这种领导人所代表的除了程序合法之外还有一丝的执政合法性吗？
但反观中国，是一套更加灵活的政治体系。西方政治体系在写进宪法的那一天便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刚性，即使面对金融危机天灾人祸等黑天鹅也只能尝试在现有制度内部进行无休止的多党派扯皮和利益谈判分配过程，但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相当程度上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每当遇到绩效问题时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统一调配结构性的去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在日本签下第二个“广场协定”，越来越多人吃不起大米的时候，中国距离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目标已经过去了五年，中储粮的粮仓深不见底。当西方政治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被代表的人民时，中国的绩效问题（即合法性危机之一）却是实实在在关于人民群众的。
随着国家人口的增多，直接实行普选制民主的难度也呈几何倍数的增加，北欧的民主行之有效不仅是基于经济的高度发达，其地广人稀的人口分布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同样的制度在印度却成了民粹化、分裂化、政治失能的根源。若美国的政治体制面对如此规模的人口时能做的更好吗？
普选政府真的能代表人民吗？不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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