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线及后线治疗可能是肝癌领域最强烈的未满足临床需求。 尽管肝癌的指南对二线治疗做了一些推荐,例如卫健委和 CSCO 指南都推荐一些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瑞戈非尼、阿帕替尼和雷莫西尤单抗)和 PD-1 抗体(帕博利珠单抗、替雷利珠单抗和卡瑞利珠单抗)作为二线治疗。但这些药物都是基于索拉非尼(少部分是含铂化疗)治疗失败的患者开发的,但目前晚期肝癌的一线标准治疗已经升级成了靶向联合免疫治疗。目前一线优选治疗在国内有 T+A 方案(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双达方案(信迪利单抗+贝伐珠单抗)、双艾方案(卡瑞利珠单抗+阿帕替尼),还有临床常用的可乐组合(帕博利珠单抗+仑伐替尼)或者仑伐替尼联合其他 PD-1 抗体,很少有患者在接受索拉非尼作为一线治疗,因此二线治疗也需要相应更新。一方面,一线治疗接受过 PD-1/PD-L1 抗体联合靶向治疗的患者,二线更换另一个 PD-1 抗体,有效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一线靶向治疗用过贝伐珠单抗、阿帕替尼或者仑伐替尼,而不是索拉非尼的患者,再换那些二线靶向治疗,有效的可能性也有很大疑问。 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临床患者的需求已经走到了指南前面,肝癌的二线治疗需要重新讨论。 去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日志,讨论了肝癌一线和二线系统治疗的推荐。因为篇幅关系、当时临床数据较少、临床经验有限等原因,没有展开讨论。随着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肝癌一线治疗的广泛应用,治疗失败的患者累积越来越多,综合了跟多位同行的讨论,这里专门写一篇日志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给患者提供一些帮助。
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 年版)》在正文中这么推荐:

ASCO 的肝癌系统治疗指南 推荐选择与前线治疗作用机制不同的药物,而不仅仅是不同的药物。这种说法更加精确一些,例如,不同的 PD-1/PD-L1 抗体算是不同的药物,但机制却相同。

因为缺少确切有效的二线治疗,因此,在选择二线和后线治疗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一些:
对应于上述的临床考虑,二线及后线可以选择调整系统治疗方案和适当增加局部治疗。
因为缺少对照研究的数据,目前只能基于有限的临床数据、药物作用机制以及个人和同行的经验做出推荐。一般靶向联合免疫治疗进展后,无非就是更换靶向药、更换免疫治疗,或者两者都换掉。如果从已经获批肝癌适应症的药物来更换的话,靶向治疗的机制存在较大差别,可以做更换;而免疫治疗只有 PD-1/PD-L1 抗体获批,他们之间作用机制相似,更换的价值较小。

调整系统治疗方案的一般原则:

联合增加按需的局部治疗仍然值得推荐。 对于有症状的骨转移或少数病灶的肺转移,放疗一般是常规。国内的肝癌患者往往肝内肿瘤经历了多次的局部治疗(TACE 或 HAIC),如果已经确定了是血管内介入治疗抵抗,也可以选择外放射治疗,不必反复尝试介入从而导致肝功能受损。此外,原病灶在系统治疗后完全坏死的情况下,新出现的病灶甚至可以手术切除或消融治疗。部分病人可能不一定是治疗耐药,而只是新发癌变。
加入临床试验是接受在研新药的一种途径。目前也有不少适合于后线治疗患者的临床试验在国内开展。例如我们中心有针对 TIM3 及 PPARα 的免疫治疗;针对 GPC3 的 CAR-T 细胞治疗和 ADC 药物;针对乙肝表面抗原及甲胎蛋白的 TCR-T 细胞治疗;还有新的泛靶点的靶向治疗。此外,靶向 FGF19/FGFR4 通路的 ABSK-011 的初期数据也不错。患者在就诊时也可以跟医生讨论临床试验,以寻求新的机会。
肝癌二线及后线治疗的选择是非常个体化的事情,需要充分评估前线治疗反应和耐受性,考虑肿瘤进展特征,结合患者自身的情况,帮助患者选择最有希望的二线治疗。
致谢: 本文的构思和书写受到了多位同行和朋友观点的启发,这里不一一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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