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版“下南洋”，新加坡与东南亚或许适合中小型的出海创业者，但对于习惯国内玩法的互联网平台大厂，素来“难伺候”的东南亚，似乎不在他们的业务扩张范围内。阿里全球总部落户新加坡，是互联网大厂出海是前瞻举措吗？本文深度分析了新加坡这一出海站点的优势和局限，对互联网大厂向海外设立总部这一行为提出了独到见解。

一则阿里全球总部落户新加坡的假消息，再一次把新加坡推倒了风口浪尖。

“前出新加坡，经略东南亚”，正在成为这几年各路创业者与投资人争相追赶的时髦。从2020年起，web3.0的创业者与投资人开始涌向这里，“分布式办公”的各路加密货币交易所，也选择在新加坡开设办公室。

看到这波热潮的并不只有web3行业，中国的互联网大厂，早就开始了针对新加坡的“重仓”——在2020年5月，阿里花费16.8亿新元，收购了50层高的安生保险大厦50%的股权，成为其控股电商平台Lazada的总部。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在新加坡收购的这栋大楼，近期也在抖音博主的口中摇身一变，成为阿里的“全球总部”，并“喜提”阿里在兔年的第一个热搜。虽然这则消息很快在集团层面被辟谣，但这同样传递了一个信号：起码在市场认知中，新加坡十分适合出海的互联网大厂设立区域中心以上的办公地点。

唯一的问题是，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们争相前往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新加坡真的适合中国互联网大厂设立总部么？

业务都没出海，总部就先出海，这个愚蠢的逻辑，什么样的大厂会选择？

一、如何定义全球总部？

“阿里全球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说法，最开始是来自去年11月，某个抖音博主的随意剪辑炮制而成。但在今年春节再次被顶上热搜后，阿里巴巴的相关负责人的回应相当斩钉截铁：

“阿里巴巴出生在杭州，生长在杭州，发展在杭州。阿里全球总部始终在杭州，是自然也是必然。”

阿里可以如此回应的底气是，早在2013年，阿里巴巴的全球总部就已经落户杭州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最迟在2023年底，就会建成并投入使用，预计可容纳6万人在此办公。服务于早已确定的“双总部战略”北京的阿里总部，也是在2019年由阿里投资64亿破土动工，竣工投入使用的时间点，同样也是在2023年底，届时阿里在北京的近两万名员工将会搬入。

陆玖商业评论在向阿里巴巴相关人士求证时，除了确认杭州总部的相关信息，阿里方面人士还补充道，作为大部分业务都在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公司，阿里除了拥有北京和杭州两个总部，在各个省/市都会有相应的办公地点，以支持当地的业务开展，譬如重庆的西南总部、广州的华南总部等等。

从总部职能上看，北京晨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显示，UC浏览器、高德地图、优酷土豆、阿里移动事业群，以及阿里影业、阿里健康总部，来自18个事业群的主要业务也在彼时落地北京。

来自阿里旗下某业务的相关人士告诉陆玖商业评论，截至目前，UC浏览器的总部在广州，优酷、高德地图总部则在北京。不过有些子公司，譬如高德的北京总部，并没有与阿里的办公室在同一个位置。

另一种市场观点则认为，阿里的北京总部更像是处理企业金融和对政府关系的公共关系总部，因为北京是离政策与媒体最近；而杭州由于长期的产业集聚，电商产业链更发达，那里的总部则专注于具体的企业战略决策与日常运营，符合一般人对于“企业总部”的认知。

百度总部的情况与阿里有所不同。百度相关人士回复陆玖商业评论时提到，北京百度大厦目前的人员构成，仍然是以高管与行政、职能部门为主，同样也有处理公共关系的功能。如云计算、AI等具体业务的研发人员，多数分散于全球各地的研发中心，对百度各项具体业务进行技术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全球总部抑或是区域总部，驱动平台公司开设总部的核心动力，仍然是着眼于统筹该区域的公司业务，或是按照城市定位的不同，为集团战略或者公共关系服务。

财报数据同样显示，阿里巴巴在整个2022财年，来自海外业务的营收为311.98亿元，占集团整体营收不到8%。若阿里真如传闻所言，把总部搬至新加坡，国内诸多已经享受的政策支持能否存续尚且不论，新加坡本地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也难以让拥有数万员工规模的阿里总部顺利落地。

一位在新加坡创业多年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告诉陆玖商业评论，全球总部，对于业务没有全球化的企业来说，没有意义，你的基本面如果90%以上都在单一市场里，那么总部就应该在这个市场，中国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业务，都在中国，总部设立在海外没有意义，除非想要转移财产，像字节跳动为何在新加坡设立了总部，因为tiktok现在在海外的份额很高，整个字节的业务，几乎五五开了，人家在新加坡设立总部，顺其自然。

此外，据陆玖商业评论了解到，还有很多美国公司会选择去欧洲，比如爱尔兰设立总部，是因为可以享受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二、新加坡的局限性

说缺什么之前，先说说新加坡有什么。

去年9月发布的“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32）”显示，在全球119个金融中心中，中国香港第一次失去了亚洲第一大金融中心的位置，被新加坡取代。

几乎与这份报告发布同期，众多资本市场的投资峰会在新加坡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会议在之前的年份，很多都在香港举办，但在去年，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新加坡。经纬创投的创始合伙人张颖在那段时间甚至发朋友圈说，他认识的一半以上的投资人与头部企业家几乎都去了新加坡。

但在一些要素叠加之后，上述“过热”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其一是富人投资增加。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聚集了大约400家家族办公室，而在之后一年，增加的家族办公室数量是229个。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陈庆在接受投中网采访时指出，新加坡目前的在管资产已经达到2.9万亿美元，年增长幅度为15.7%；

其二是产业转移，除了已经在新加坡风行的web3与加密货币行业，在去年4月，汽车芯片巨头安森美将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迁移到新加坡，包括戴森在内的很多国际企业，也先后在新加坡设立总部。相对的是，香港的亚洲区域总部数量正在逐年减少。

对于这些总部职能放在新加坡的公司，政府对总部业务的收入给予了5%-10%的优惠税率，还可以与“先锋企业优惠” 或 “发展与扩张计划” 一同授予。而且，这只是新加坡对于国际企业诸多税收优惠的一部分——相对直给的政策福利，让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排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靠前，74%的华人人口占比，让国内大厂前往新加坡不会有太多的语言壁垒。

不过，即便有上述优点，也难以掩盖新加坡在体量上的劣势：用定性的说法，新加坡只有1.5个北京朝阳区的面积，中国地级市级别的人口规模；用定量的说法，新加坡只有不足600万人。无论互联网大厂的业务如何在新加坡落地生根，规模增长的天花板早就摆在那里。至于更多创业者意淫的东南亚腹地，一众中国公司在游戏、电商领域的增长受阻已经传达出一个讯息：东南亚与新加坡并不能一概而论。

更何况，中国互联网大厂的业务发展，需要的是精于IT的研发人员。而新加坡的本土人才产出长期以来以金融、管理、咨询为主，即便按照中国4.9%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大学生比重，新加坡也只有不到30万人，而这些人能否适应互联网大厂的人才需求、工作节奏，仍未可知。

亲身经历“新加坡热”的张颖，恢复冷静的速度同样很快。他在一篇名为《乱世不闯新加坡》的文章下留言表示，他并不能理解一些人放弃国内市场转投新加坡的动机，因为中国的市场体量已经足够他们一展身手。

除此之外，web3行业的“新加坡”寒气，到来得比想象中更早。2021年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列入“投资者须警惕名单”，禁止其向新加坡居民提供服务。

虽然政府没有明面上禁止加密货币业务，但对这类企业的审批相比以往更加漫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在区块链网络之外，加密货币除了作为投机工具，没有任何有用功能”。

从web3行业的经验可以看出，信奉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新加坡政府，政策转向的速度可能比一般人想象得更快。国内互联网大厂在国内政策层面获得的支持力度，远比新加坡的周期要长。另一件事情同样很难说清——在国内互联网大厂“移师”新加坡之后的政策红利，会不会在一两个短暂的经济周期之后因为新加坡的战略转向荡然无存。

三、总部出海，没有必要

业务出海都没成功，总部出海的意义在哪里？

关于是否在新加坡设立总部以经略东南亚的问题上，京东显然很有发言权。现在打开京东泰国的官网页面，就会弹出这样一个公告框——谷歌翻译的结果显示，京东在泰国、印尼的服务都将在佛历2566年3月3日起正式终止。京东出海的另外一站印尼，将会在最早在半个月后，也就是2月15日就会停止下单。

要知道，京东在印尼的深耕已经超过8年，在泰国的上线时间也已经6年。即便上线之前如此之久，京东也没有选择在东南亚区域，或者新加坡自建总部，京东泰国便是与当地最大的零售企业尚泰集团进行合资。假使京东真的斥资数十亿在印尼或者新加坡设立总部，如今业务退出之后，总部资产处置的问题，或许会比退出这件事本身更为复杂。

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美团王兴在公开演讲中提及“走出国门，抢占全球市场”，时间是在2017年，彼时的国内互联网市场尚未饱和。

值得一提的是，百度曾经也有过自己的国际业务总部，百度百科的词条显示，它坐落于深圳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的百度国际大厦，还身兼百度华南总部与深圳研发中心的角色。但在2018年5月，百度国际业务中的全球移动应用及DAP广告平台业务被拆分，成立了新公司小熊博望。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小熊博望的注册地址与年报地址仍然在北京海淀区，中国互联网的传统聚集地。陆玖商业评论获悉，小熊博望目前在新加坡也已经有办公室，但总部职能大概率不在新加坡。

一位天使投资人还向陆玖商业评论补充道，目前中国企业的出海主流，仍然是中小企业为主，但最理想的目的地仍然不是新加坡或者东南亚。非洲的前五大收入国家，譬如尼日利亚，坐拥十多亿人口的印度，都是VC目前最看好的地点之一。

他向陆玖商业评论举例，一个中国公司如果想把业务拓展到中东 ，阻力最小的一个方式，可以是与中东某个国家主权基金成立合资公司，按照当地法律给外国人持有相应公司股份，至于来自中国的主创团队，除非通过各种手段消失在股权穿透图中，否则会受到很大的业务阻力。

但这通常只是业务上的“走出去”。总部想要真正走出去，仍然需要走很长的路，可能会远超过京东的6年或者8年。在“国际范儿”的新加坡设立办公室或者业务分部，可以是金融场景或者业务场景下的“跳板”，但凭目前新加坡能调动的资源，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司目前的国际化战略，仍然有待观察。

毕竟，总部对于一个公司，除了地缘与政策能获得的在地利益，它更像是公司业务的一个“家”。正如经纬张颖所言，中国目前的市场厚度，已经足够很多企业去聚焦和深耕。

对于中国的互联网大厂，如果战略上没有出海的必要性，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与区域总部，除了吸引不必要的舆论关注，实际上没有太多收益可言。或者用一句更朴素的道理来讲，国内讨生活如果不太艰难，何苦远赴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