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4年，大家纷纷对去年进行总结，也开始对新的一年进行展望。但大家都是从行业、市场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不像这篇文章，巨潮创始人对2024年总结了10个关键词，不一样的角度，是否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参考。

一、非理性

区别于理性和存在某种指引意义的直觉，非理性的显著特征在于倾向于从自身小的利害出发，经由情感的路径，去指导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决策。而更小的出发点，通常会与宏观环境、群体利益产生冲突。因此，非理性在很多时候都意味着能量的释放、行为的癫狂和运作的失败。

非理性的迷惑性在于，它总是伴随着情绪的激昂，欢呼亢奋甚至是感动的泪水，这也给了人们以识别非理性的人和局面以依据——一些气氛热烈的演讲场面，通常由极小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而类似的商业行为或投资动作，通常都会以失败告终。

2024年，会有更多非理性的笃定言语，试图去指导他人的行为决策，甚至去影响各类国家经济政治政策走向的大事。

如果能够观察到其利益的出发点，分辨这些观点言论并不难。

二、怯魅

繁荣时期的成功故事总带有额外光环，因为人们普遍无法解释爆炸式财富增长的动能从何而来，也无法看透庞大的公司事业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更不能说清楚时代是如何把个人成就推到令人咋舌的高度，只能在事后察觉到“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但环境的剧变，得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光环的另一面：曾经迅速崛起的公司和产业轰然倒地，曾经站在时代之巅的创始人黯然退出历史的舞台，曾经笼罩在这些人和公司身上的一层神秘面纱，被不留情面地扒去，企业家和公司的“神圣性”在不断的怯魅中丧失殆尽。

这给予一部分人以更多的思考空间：是应该更相信“人”，还是相信“势”？个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时代的变轨？如果没有，企业家、企业、投资人们，应该如何适应新的环境？

怯魅本是进入新阶段前人们的必须经历，但如果停留于此，它将会是虚无主义的序曲。

三、无序

稳定来源于一个范式的有效，无序来自于稳定局面的松动。

当一个范式进入到其生命周期的尾部时，原有的规则和规律开始逐渐失效，做“正确的事”所获得的收效逐渐减少，甚至起到副作用。

一部分人意识到问题开始谋求新的突破和解决办法，而另一部分人则坚信之前那些“正确的事”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他们会寻找一些目标将问题归咎其中，并要求“扫除障碍”。

于是，伴随着深化还是改变两条路径的逐渐清晰，思想与行动的混乱出现了。

2024的开年，全球政治继承了2023全年的混乱无序，但其根本在于范式有效性的松动——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在地域、人群、行业中分配的不平衡，一部分丧失了生存空间。

四、科技

科技在如今的中国已如精神图腾一般的存在，被所有人视为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破局之法，不论是大国战略还是小民尊严，似乎都与科技的发展绑定在一起。

显然这是一种正确的判断，过去很长时间里，是科技因子从中国经济中赚取着最大规模的利润，是科技实力阻碍着成为每一个人、企业向前更进一步。

但科技本身的内涵极为复杂，每一步向前的扩展都需要时间和资本的投入，需要面对“拿来主义”的诱惑，更需要承担相当大的技术路线风险，这是市场上绝大多数行为主体所无法承受的风险。2023年，国家明确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更重要的是明确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2024年，这一路线必然将会深化并有进一步动作。

在推崇科技图腾之前，我们是否已经对此有了足够充分的思想认识？

五、全球化

全球化的进程在人类历史中实际上从未间断过，只是其对于中国有着相对独特的意义：观察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形，会发现这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四周有崇山峻岭、茫茫戈壁、大江大河和绵长的海岸线环绕，框架之内山川河流、平原高原和煤铁矿藏几乎应有尽有，形成了非常独立的发展环境。

历史上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的放缓，与这样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有关，更与和外界可交换、可协作的空间有关。如今，欧美等海外国家正面临着通货膨胀严重、商品价格高昂、供应链紧绷等现实问题，而中国过剩且优质的生产能力，已经突破了人类历史上制造业的天花板，无数各种各样质优价廉的商品被开足马力生产出来，且海运和快递价格之低廉，足以让这些商品可以在运往全球之后，能够继续保持强大的性价比。

这对于中国来说，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全球化2.0”时期。

相比此前“全球化1.0”时期，如今中国的全球化是一个独立地理单元对全球其他地理单元的输出，是一种更加主动的走出去，是一种更加主动的与外界的交换和协作，是对中国以外制造业的进一步挤压。

这意味着全球利益分配的骤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风起云涌。

六、营销费用

实业企业在互联网时代所面临的困难有多种多样，其中最核心、最直接的就在于营销费用的无限拔高。

此前商品按照制造业——渠道商——消费者的路径流通，中国难有能够统一全国的商品流通渠道，这些渠道分散、小规模且大量吸纳就业，规模化的实体企业对其有较强掌控力，无需为其支付超额费用。

但随着实业——互联网公司——消费者之间传导链条的成型，三五个大平台取代了海量的经销商，几乎可以销售一切商品，实业企业们无法像此前掌控经销商一样，去掌控这些大平台。

相反，实业企业想要入驻平台进行销售，包括与其他同业进行竞争，都需要向平台支付超额的营销费用，售卖商品所赚得的大量毛利必须贡献给电商平台。这是实体企业与互联网平台之间难以破解的矛盾，并且有可能在2024年之后进一步激化。

另外，在高货值、高毛利商品行业（以汽车、手机为代表）中，企业必须向内容平台和各路内容创作者支付大量营销费用，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在日趋激烈，以问界停掉懂车帝、易车网和汽车之家的投放为显著标志。

七、规模优势

如果人们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互联网、娱乐传媒等行业，就无法察觉和了解到制造业是如何运行的。

对于一件商品来说，如果要售卖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性价比，而要实现性价比，更好的质量和更低的价格就必须并存，这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要在获取尽可能优质的原材料和配件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要付出的成本。

上游供应链企业在何时会尽可能多的让利呢？

答案就在于必须有足够的规模。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有了规模，就有了向上下游议价的能力，规模越大，议价的能力越强，产品的性价比就越高，消费者就越会青睐。

2020年以来，消费者愿意为商品支付价格的重心在不断下移，但对于商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大环境下，谁拥有足够的规模优势，谁就更有可能成为这场“大逃杀”的获胜者。

八、M型社会

M型社会，由两位日本学者威廉·大内和大前研一先后提出的，主要用以定义和描述中产塌陷的社会分层结构——由于社会经济和产业环境的变化，一部分人实现了阶层的跃迁，成为富裕阶层，而更多中产阶层则在失去工作或发展机会之后逐渐陷入贫困，被迫向下流动。

经过几十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培育了海量的中产阶层，构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但受限于不稳定的经济基础，其收入、社会地位、意识和情绪都非常不稳定。

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方式高度依赖于经济体的高速发展，迷恋于旧范式的成功，本能地拒绝变化。他们已经难以融入到中下阶层的生活之中，又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高收入阶层和实权阶层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不幸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逐步脱离原有的、熟悉的高增长环境，中产阶层们进入到“M型社会”的右侧的难度变得极大，但落回左侧的概率却大得多。

2023年，越来越多中产阶层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但目前来看这种思考通常是无意识、幼稚且不成熟的，大多数人将希望寄托于宗教命理、海外因素或某些意见领袖，并积极地向外宣泄和传导焦虑或愤怒的情绪，但对于如何真正改变自身处境，却通常缺乏思考，更缺乏行动的决心。“M型社会”在新的一年将被更多关注到，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在新的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变化。

九、局

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环境正变得越发艰难，而即便是科技产业、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和个人发展，这些发展的大多数果实也必将被一小部分人所摘取，因为个人或单个企业的力量，在大资本的绝对力量面前都是苍白的。

人们面对的不再是改革开放上半场的那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而是由各种限制、约束、控制、制约组成起来的局。

每个人、企业都身处不同的局中，扮演着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生态位。对于无意脱离开这个位置的人们来说，识局意味着对自己更加清醒的认识，以及位置的稳固；而对于那些意图改变自己生态位的人来说，没有识局的能力，破局根本无从谈起。

十、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是道德经中经常被人提及的话，其中智慧历年来被反复解读。在如今的大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世间的一切，都必然会走向自己反面。

我们曾经做对的事情，最终会被我们做成绝对，走向极端；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必将会成为我们的负累，阻碍我们的前行。我们曾经弃如敝履的东西，最终会被敌人拿起来成为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曾经嗤之以鼻的东西，却会成为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稻草。道的变化与运动恒常不变，变的是每一个被贪婪与恐惧推动着走向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