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已经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互联网产业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不过我们有时却容易对互联网行业本身、或者其衍生事物产生混淆的感知。具体来看，我们有可能对互联网存在着哪些误解？不如来看看本文作者的看法。
人在什么时候，最盼着“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答案是：凛冬时节。
互联网行业就是这样：过去两年，聚焦主业、砍业务线、锁Headcount、裁员降薪，成了涉互联网新闻里的高频词。
冷锋过境、寒气侵袭之下，互联网行业在等风来——等的是暖风。
眼下，风似乎来了。
对信号体爱好者来说，这几天，有两则消息自然不会错过：
很多人又在那分析，此举释放了什么信号。
可这已无需猜哑谜，因为信号都标在明面上了。
信号一出，不少人迅速将目光投向了科技股走势。但刚过去的三个交易日，股价的起伏走势跟许多人设想的并不一致。
这也正常。今年三月以来，从上面吹来的“春风”几度拂面：
在此背景下，一如裴培老师所说，市场早就预判了对平台经济的利好性松绑，并体现在了估值（市值）当中。
接下来，市场就等全球独角兽TOP2的IPO和某滴的重新上线，来打下一剂强心针了。
而要持续营造“互联网友好型”的舆论生态，社会多方也该摒除对互联网的三大误解：
这两年，互联网平台成了某些流行情绪瞄准的重要标靶。
在部分网民看来，互联网企业背后站着资本，代表了资本的利益。
在网上，总有些“揭秘”文章像是发现了惊天内幕那样惊呼道：“某某互联网巨头，竟是外资控股！”
你跟他们说，让外资利用VIE结构投资中国互联网，是嵌在改革开放大版图之中的落子，他们假装听不见。
在当下，也总有些人拿着996、内卷的罪证牌，然后怒批“资本压榨”。
经济学者孙萍就总结道：现在对数字劳动的研究，无论研究的是抖音、快手的直播者，还是B站的Up主、“爱优腾”的内容生产者，抑或是网约车、外卖、快递的平台劳动者，结论不外乎资本压榨劳动者等单一化论点。
在她看来，这是陷入控制-自主、压制-反抗这样的二元话语。
类似的话语方式多了，许多人对互联网平台的认知也会刻板化。以至于互联网企业集体受挫后，有些人还乐见其“沉”。
将资本污名化，再把互联网平台看做“资本-劳动者”架构中的资方，这本质上还是用阶层本位思维看问题。
这不免让人想起齐泽克在《以阶级斗争对抗阶级主义》中调侃的，Marxist的问题打开方式就是“阶级，阶级，阶级”，在他们眼中，阶级超定了全部的社会身份。
齐泽克还在论述“因特网政治”时，将其概括为：“因特网贵族”与“用户无产者”之间新的阶级抵抗，代替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不得不说，当下这股复杂的情绪，夹杂了太多块垒在其中，尤其是跟社会资源分配相关的。而996、内卷等，又恰如其时地奉上了弹药。
批996和加班文化、反思内卷，再正常不过，但动辄沿着泛阶级论将其上升，无疑是互联网平台的难以承受之重，就像那些互联网大佬无法承受“路灯挂饰论”之重那样。
对于互联网平台，该有多元化视角去审视，而不是用“阶层本位”视角统摄所有的问题分析框架——老想打土豪，也挺没意思。
互联网是坐落在国民产业体系中的，从资金穿透角度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股权结构俨然就摆在那，但从产业价值维度看，它又不是“属于少数人”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连着大众生活便利度，也连着国家竞争力。资本无非是提高生产率的要素。
▲中国互联网上半场的发展历程
我之前曾写过：如今很多人都是“从中国社会看互联网”，但在当前形势下，人们该更多地“从世界看中国互联网”。在“世界”观的视角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实力首先是中国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实力受损，也是中国的损失。
正如毕亚军老师说的，中国社会该以更高层面的大“国有”观念来看待企业，即首先以“中国的”之眼光看待不同企业，再有狭义上的国有和民营。
不光是互联网，各个产业都是这样。之前河南“保卫”富士康，曾引发热议。
有些网民为之不忿：富士康姓“郭”，是血汗工厂，保它干什么？
但懂经济的人都知道，郑州富士康不光是郭家的富士康，更是当地的支柱型企业：
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郑州富士康以316.4亿美元的出口额高居中国外贸出口百强企业No.1，在富士康带动下，过去11年里，郑州外贸总额大涨15倍，在全国的经济位次也持续提升；
富士康的落户吸引了超3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让郑州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带和精密制造产业群，“国际郑”的名声因此愈发响亮；
富士康还是个能贡献可观税收的纳税大户，是个能拉动约30万人就业的巨型就业容纳池。
打嘴炮骂资本很容易，但换来不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
在当下，互联网平台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如隐私过度索权、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诱导沉迷等。
有些人据此认为，互联网平台问题连着问题，“五行缺严厉整治”。
猛药去疴，在他们看来，整治越严越好。
从宏阔视角看，互联网平台是“去中心化”基础上的“再中心化”中枢，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的话来说，伴随平台而至的，是新型社会权。
马长山老师认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社会的二分结构和社会契约论，以宪法轴心来设定国家和社会的纵向“官民”关系，以民法为轴心设定社会生活中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人身财产关系，形成了横纵两条线的总体构架。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二元结构就转变成了国家/平台/社会的三元结构。
平台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它拥有制定平台规则的准立法权、管理平台的准行政权、解决平台纠纷的准司法权。平台拥有的准公权形成的是新型社会权，既是社会的power，又是社会的right。由此形成的，是政府、平台经营者、数字用户之间的公权力、私权力（权利）、私权利的博弈格局，确立起三元平衡的数字治理框架和运行机制。
本质上，许多问题是新型社会权权责并不对称的衍生物。
互联网平台的新型社会权需要约束吗？当然需要。但同步出现的，该是三元结构中私权利保障水位的提升，而不是公权力辐射半径的扩充。
可现实中，太多人没看到这点，他们轻易将复杂的利害权衡归于一句“一鲸落万物生”的结语中，却没看到互联网平台有其两面性：A面是能扩大社会就业、增加社会活力等；B面是数据隐私安全等。
有问题当然该治理，但到底是大力支持基调下的鞭策，还是全盘否定基础上的暴击，有着本质性区别。
而今，涉平台经济的政策口径一再强调“支持”二字，也是态度亮明。
置于当前语境中，中国互联网确实需要具有包容性的激励环境，而不是相反。
互联网对中国太重要了，它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得看到，这些年来，除了互联网外，中国有两大产业呈现出了弯道超车之势：
一是智能手机。在功能机时代，中国手机品牌几乎不配有姓名；到了智能机时代，除了美国的苹果、韩国的三星，就是中国的小米OV和真我了（本来还有华为）。
二是新能源汽车。在燃油车时代，中国汽车品牌在全球的份额约等于0，德日二分天下；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中国成了唯二拥有车身、底板、三电系统等硬件和智能座舱、自动辅助驾驶等软件的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另一个是美国，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354.5万辆，占世界的近60%，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动力电池厂家目前有六家是中国的，占全世界产量的56.6%。
问题来了，中国为什么能在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上逆袭？
中国制造底子渐厚是基础，互联网技术支撑也尤为关键。没有ABCD+5G（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5G）等数字技术，汽车赛道的革新就无从谈起。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发展迅猛，也跟互联网技术积累的外溢效应紧密相关。
近几年，互联网平台都在努力穿越周期，越来越多企业都在布局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似乎成了“旧物种”。
许多人由此概括：消费互联网模式走不通了，该唱《凉凉》了。
这会枪扫一大片，因为平台经济目前仍无法跳脱消费互联网的“引力场”，它们的利润主要还是靠消费互联网去获取。
按照“产业互联网将兴，消费互联网将衰”的逻辑，眼下的平台经济似乎到了头。
但消费互联网真的要凉了吗？还远没到那个时候。
对互联网平台而言，充当产业互联网基座的确重要，但将来大概率不是要用产业互联网去替代消费互联网业务，而是要稳住消费互联网基本盘+拓展产业互联网增量业务并举。
说到这，很多人可能仍对“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傻傻分不清楚。
“互联网 +”是消费互联网的概念，强调的是连接，依托的是流量灌注，要发挥的是互联网削减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物联网是从传感器网络延伸开来的，其技术支撑包括蓝牙、Wi-Fi、Zigbee和Cat.1、NB-IoT等技术，华为小米的AIoT网络就在此列。
工业互联网是产业互联网的分支，侧重的是制造业的以数助实。
产业互联网是让数字技术渗入产业肌体内部，改善管理、流程、制度和工艺，带来产业效率变革。
为什么产业互联网重要性愈发凸显？因为中国社会的供需发生了一场深远性的格局调整：过去几十年的供不应求局面，在中国制造的逆袭下，已变为供过于求。
这么一来，消费者选择空间就大了，难免会变得更加挑剔——往上走，就是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增加，往下走，就是对性价比更看重。因此供给侧势必得跟着调整。
而产业互联网改造的是生产端和供应侧，这跟以往消费互联网聚焦消费端和需求侧迥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在反向定制流行的情况下，产业互联网注定会扮演重要角色。
但生产端更重要了，不代表消费端就不重要了。消费是经济经脉循环的起点，没有消费需求，其他的也会不畅。
▲消费互联网也是产业互联网做大的支撑
不是说以后要推动产业降本增效提质，人们就不需要网购、快递、点外卖、网上买药了。
阿里搞云钉一体，不意味着就要放弃大商业版图下的“留量”；腾讯要做数字化助手，不意味着就会放弃通信与社交、游戏等领域的优势。
所以，阿里说要将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结合得更好，腾讯也说要“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
说到底，产业互联网是蓝海，消费互联网是红海。蓝海是海，红海也是海。消费互联网依旧是个巨大的业务盘子，虽然增量红利在边际递减，但红利并未消失，存量依然惊人。培育了这么多年，它仍值得重视。
阿里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小红书，都在电商模式上持续摸索，原因也在于此。
这三年里，交困之下，国民储蓄率达到了高点，需求收缩、消费萎缩势头明显。如今进入感染高峰期，消费复苏并不容易。
这仍需要互联网平台在促消费上发挥积极作用。没必要因为消费互联网的增长到顶，就对互联网平台各种唱衰。
说到底，眼下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特殊时期。
经历了三年疫情后，我们该意识到互联网产业对我们的重要性。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弯道超车不可或缺的引擎。
今后数年里，把经济搞上去，让经济恢复活力，是摆在社会面前的难题。
这依旧离不开了互联网。
而越是这样，我们越该摒弃对互联网平台的认知误区。
中国互联网过去20年积累下来的很多东西，该被珍惜，而不是被挥霍。
作者：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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