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语：李普曼的《舆论》出版至今已有100年之久，作为传播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李普曼的理论至今依然有巨大的价值和指导意义。本文作者分享了《舆论》这一书中的理论阐述以及提出李普曼理论在互联网时代是否适用的问题等，感兴趣的一起来看看吧。
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出版，至今已经有100年的时间了，《舆论》是传播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李普曼在书中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并认为大众难以通过媒介了解世界的真相，李普曼的理论至今依然有巨大的价值。
1914年，在一座海岛上住着一些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的人只能靠邮轮带来的报纸获知岛外的信息，而英国的邮轮每60天才来一次。
这年9月，在邮轮抵达之前，岛上居民在谈论他们上一次报纸上关于卡约夫人即将因枪杀《费加罗报》的编辑贾斯顿·卡尔梅特而受审的消息，他们想要知道最终的审判结果。
当9月中旬邮轮抵达的时候，他们焦急地涌向码头，希望最新的报纸能带来判决的消息，然而更重要的消息被公布，过去6周，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结盟，并对德国作战。
此时，岛上的居民依然愉快地相处，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敌人。信息的滞后性，让岛上的居民对于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而在欧洲大陆，交战国内的公民对于一战中真实状况的了解，也好不到哪去。凡尔登战役是一战期间最激烈的战役之一，因每日伤亡重大，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
在战事最激烈的每一天，将军霞飞都跟他的幕僚聚在一起，讨论第二天见报的话术，这些话术将决定交战国的人民如何认识战争的走向。
在战役中，法军的支援堑壕没挖，备用道路没建，有刺铁丝网不够用，但将军们不会坦承这些问题，因为这会让本国人民信心不足，并对战局充满焦虑。
己方阵地上的损失被描述为，我军对此并不惊讶，一切都在掌控中等等。
战场上的将军们经过字斟句酌将消息传递给本国人民，显然，人民通过这些消息根本无法获知战事的全貌，他们获知的信息可能永远都是“我方大胜”、“我方向后进攻”等消息。
“几乎每天的公报……都在描述德军……损失极为惨重……德军在进攻过程中伤亡惨重……由于损失惨重，敌人已无力再发起新的进攻……有些陈词滥调每天都用”。
对于英法的人民而言，好在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获胜，因而他们对于当年得到的假消息也不会有太大的怀疑。
据说在一些战役中，军队的最高统领每天都在获得“我军大获全胜，敌军惨败”的消息，但最终结果却是己方“大获全败”，显然在这些战役中，将军们将高超的宣传技巧用在了最高统帅身上。
显然，在信息通讯并不发达的一战期间，大众能够获知的信息，都是经过信息控制者筛选过的，大众了解的世界也是被修饰过的世界，这与真实的世界有着不小的差别。
李普曼就此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
100年前的1922年，李普曼在研究了一战前后信息流动和扩散的特点后，出版《舆论》一书，在书中提出拟态环境，所谓拟态环境，就是传播媒介通过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修饰之后向人们提供的信息环境，这实际上造就了脑中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差别。
李普曼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针对拟态环境，而非100%真实的世界做出的，“世界很大，牵涉到我们自身的种种情况又往往错综复杂，信息则始终处于相对稀缺状态，故我们的观念中有很大一部分根本就是基于想象得出的”。
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拟态环境的出现由两个因素导致：
哥廷根（Göttingen）曾召开过一届心理学会议，期间一批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参与了一项有趣的实验。
距离会议大厅不远处有一个庆典活动，活动中还有一场假面舞会。突然，大厅的门被打开，一个小丑闯进来，背后有一个持手枪的黑人在疯狂地追赶他。他们在大厅停下来打斗，小丑摔倒了，黑人跳到他身上，开了一枪，然后两人都冲出了大厅。
整个过程发生在不到二十秒的时间里。会议主持人要求在场的人立刻就刚才发生的事情写一则报告。
最终结果是，40篇报告中，10篇可以被认定为虚构内容，24篇是半虚构的，只有6篇可以被视作有证据价值的材料。
可以看到，即便是亲临现场的目击者也无法100%还原事件的全貌。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叙述事件原本的始末，可实际上讲的是经过自己改造后的版本，他们的经验、评价标准等都会让他们的大脑形成对事件的独特认识。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非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的趣事，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为了帮助袁世凯打消称帝的顾虑，买了一套印刷设备，亲任主编，制造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阅读，里面把报纸中反对帝制的稿件，改成拥护帝制的内容，袁世凯看到假的报纸获得的结论是：称帝形势一片大好。在这里，袁克定给袁世凯定制了一个拟态环境，并且袁世凯对这个拟态环境深信不疑。
李普曼的《民意》出版后，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是用文字写成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控诉，也是对民主制度弊端的丰富揭露。但另一方面，他并不赞同李普曼认为民主制度无法真正实现的观点。二人对于信息传播和民主的分歧形成了著名的“李杜之争”。
在《舆论》中，李普曼认为，民主的实行，前提条件是公民对于世界的准确判断，这不仅需要媒体在做新闻时的客观性，还需要公民具有极高的文化水平，在拟态环境下，公民永远无法100%获得世界的原貌，而公民的素质高低不同，也会导致民主决策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只是海市蜃楼。
杜威则认为，外部世界在我们脑中的呈现固然没有那么精准，但要获得外部世界的看法，除了用“眼睛”看，更重要的是用“耳朵”听。
民主存在于传播与交流中，我们可以依靠的是大家的协商与同意。因此，传播最重要的是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大家共享着一些东西，认同着一些东西，只要大众参与就能获得对世界的认识。
因此，传播在他的民主理论中，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民主就是共享和传播。
本质来讲，传播学的李杜之争，一个认为大众是愚昧的，容易被误导的，一个认为大众是能够通过参与和讨论形成清晰的认知的。这样的争论，实际上贯穿了传播史的始终，至今并没有得到标准答案。
刘海龙在《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概括了李普曼认为人们无法获知真实信息的4个因素：
理论上，今天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丰富和无穷的信息，这相对报纸时代只能获得被挑选的、有限的信息是一种进步。
但事实上，今天的读者依然难以通过互联网阅读获得真相。原因有以下几个：
今天，大部分人阅读信息会通过信息流类APP，而这些内容基本都由算法主导，算法会根据阅读者的兴趣推荐内容，阅读者只能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效应。而一个人如果只以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作为认识世界的原则，则必然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以偏概全。
刻板印象是一个心理学效应，它并不会随着技术的革新而消失，刻板印象会形成一个人对事物的偏见，而今天的算法会根据他的偏见来推荐内容，这会让阅读者更加深自己的偏见。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民主党的投票者看到的共和党相关方针和内容都是有问题的，从而认为民主党的方针是正确无比的。
信息流平台的终极目标是要盈利，平台的盈利目的，让其大量推荐广告性质的内容，这些广告内容良莠不齐、真真假假，误导了阅读者的判断，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它们是广告，而将其误认为是正常内容，最终可能做出错误的行动和消费决策。
这一点就不展开讲了。由此可见，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在今天并不过时，我们今天获得的信息依然是偏颇的、经过加工和过滤的，所以不要认为今天我们在认识世界方面会比报纸时代的人更有优势。李普曼说：回首往事时不难发现，我们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的了解远非直截了当。
参考资料：
李普曼《舆论》；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
作者：寻空，微信公众号：xunkong2005，商业观察者，社会化营销探索者。
本文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题图来自 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
此内容由惯性聚合(RSS阅读器)自动聚合整理，仅供阅读参考。 原文来自 —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