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活过3年的创业公司都已经算是不错的成就了。也正因为如此，大家都会觉得创业的人不容易，而连续创业者更是能受到不少人的尊重。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也是一名连续创业者，但多次创业，并不代表一定能成功；原因何在？让我们往下读。

蔡磊家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小区，距离国贸很近。他办公也在同一个小区，办公室墙上“向死而生，决战渐冻”几个大字轻易彰显了他“渐冻症抗争者”的身份。楼上则是其直播团队所在地。

患上渐冻症后，蔡磊没有选择放下一切休养，而为了推进攻克渐冻症事业，发起了最后一场创业。

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渐冻症大数据平台、成立科研团队、开展动物实验、建立公益基金、推动遗体捐献，通过“破冰驿站”直播带货为科研持续筹集资金等。

为了这场创业，蔡磊变卖名下资产，自发投入千万，并将直播带货所得也捐献进去。

只有少部分人支持他，不少人是观望、不解，甚至恶意谩骂。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成功，连他自己也说，做这件事之初他就认为大概率会失败，起码对救他的命来说大概率会失败。

在与商隐社交流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目光坚定、侃侃而谈，看起来比很多人更有生命力。只有不太清楚的吐字，以及不能灵活移动的双臂，才让人察觉到他还是一名病人。

“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字眼，但也因为经常聊到，倒也显得稀松平常了起来。

很多人提到蔡磊都绕不开“前京东副总裁”这个标签，但蔡磊更希望别人知道他曾是一名“连续创业成功者”。

这意味着他不仅足够理想主义或者说梦想主义，还是一名有着强大实战能力的现实主义者。

他的选择也让我们开始反思：注定会“失败”的努力就一定是徒劳的吗？

一、事业上升期患上渐冻症

2019 年 9 月 30 日，在北医三院神经内科的诊室里，全国最权威的渐冻症专家樊东升医生对蔡磊说：“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蔡磊下意识想开个玩笑：“那我不是快死了？”

这句话并没有引来预期中的哈哈一笑。相反，它一出口就冻在了空气中，让现场气压越发凝重。

樊医生表情严肃，他用双手在桌上比划出了一段大约 20 厘米的长度：“你的生存期有这么长。”

随即他的左手迅速向右手靠近，两只手掌几乎合拢，中间的距离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还有这么长。”

那时蔡磊刚过 40 岁，任京东副总裁。

收到医生的“宣判”后，他的脑袋有几秒钟空白，但很快又被抛回现实世界：下午 4 点约了一个合作伙伴谈事情，要不要推掉？

但推掉，此刻又能做点什么呢？

蔡磊还是选择直奔那家企业，聊起熟悉的项目、投资、商业市场，暂时忘掉刚才听到的晴天霹雳。

聊完正事，蔡磊顿了顿，跟对面这位私交很好的企业家说：“跟你说点事儿。我刚从医院出来，诊断可能是渐冻症。”

他惊讶于自己竟然直接就说了出来，自然地就像在讨论刚才项目的某个细节。

对面的朋友明显看起来有点蒙。

“渐冻症你听说过吗？世界第一绝症，没有一个人被治好过，平均能活 2 到 5 年。”

“怎么可能？不可能吧！”

一个人患上渐冻症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二，确实接近不可能。

具体点说，渐冻症一般指肌萎缩侧索硬化（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简称 ALS ），是运动神经元病的一种，被列为世界五大绝症之首。

近 200 年来全球有1000 多万人因此死亡，治愈率为 0 。

渐冻症的致残率为 100%。随着病情恶化，人的身体不能动弹，无法继续工作，穿衣、吃饭、说话的能力也会逐渐丧失。

最后呼吸都必须借助呼吸机，需要 24 小时护理。

不菲的护工费、昂贵的护理设备，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风险。即便有人一天 24 小时寸步不离地看护，鲜少有人能活过 10 年。

蔡磊说，这个病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一个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眼睁睁看着自己死亡。

但蔡磊来不及多想，也没有时间多想。当时除了集团的财资工作，他还带着 4 家内部创业公司，手上同时管着六七摊子事，每天有上百封邮件、上千条消息等着他处理。

此后，交待病情、交接工作成了蔡磊的日常。把医生的诊断跟手下的高管大致复述一遍，最后说一句：“我可能快死了。如果需要我全力支持的事情，尽快提出来。一两年应该还来得及。你们各自一定要尽快顶起来，接替我。”

每次重复，换来的都是死寂，以及低低地抽泣。

即便如此，蔡磊依然没有准备好死亡。此前，蔡磊生命唯一的主题就是全速前进，“死”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字眼。

蔡磊自称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出身河南五六线城市，坚信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要想过上好的生活，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比别人做得更好。

蔡磊父亲退伍后转业到地方财政局，但蔡磊小时候仍然生活窘迫，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四面漏风。到了冬天室内都能结冰，手脚冻得红肿溃烂。壁虎、虫子在墙壁窟窿里爬来爬去。

从五年级开始，蔡磊每天四五点起床，跑步、打拳、背英语。上了省重点中学，考试大部分功课都是 100 分，同学们都管他叫“外星人”。

高考后，父亲在他的志愿表上填报了中央财经大学。但蔡磊极度抗拒，他的目标是北京大学空间物理学专业。从中学起他就梦想当科学家，探索宇宙。

不过家里的现实条件没给他反抗的机会。最终蔡磊还是服从了父母的意愿，科学家梦想破灭。想做的事做不了，他觉得这辈子完了，因此抑郁了三年。大三那年，年仅 47 岁的父亲肝硬化晚期去世。

蔡磊鲜少跟人提及，其实父亲是有救的，可以花几十万做肝移植。但那时家里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千块，几十万根本掏不出来。所以家人一起做的决定就是接受父亲死亡。

这段经历像一根针扎进当时抑郁和迷茫的蔡磊心里，让他认清了现实，转而陷入深深的自责：要是自己早一点工作，并且能够努力打拼挣到钱的话，父亲会不会就有救了？

赶紧毕业挣钱是蔡磊当时唯一的选择。

大学毕业后，蔡磊进到机关单位工作，当公务员，又以全国统考系内前三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的公费研究生。研究生毕业那年，他参加了国家部委公务员考试，考了 150 多分，超出录取线几十分。

但最终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进入当时世界 500 强排名前十位的三星集团，在中国总部担任税务经理，由此开启了他的职业经理人生涯。

在三星，韩国的高管们经常每天晚上十点都不下班。早晨八点上班，蔡磊七点多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后来还嫌他来得晚了。

开始蔡磊非常不理解，心想这些人哪有自己的生活啊，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因此产生过很多次冲突的对话。

后来这些韩国人对他说，如果你放松，别人努力，你的企业就会倒闭，只有拼搏才是我们的生存之路。这些话都印在蔡磊的脑子里。

29 岁，蔡磊加入万科任集团总税务师，半夜离开办公室是常态，周末、晚上都用来研究房地产行业。

2011 年底，蔡磊降薪加入京东，参与支持公司上市相关工作。2013 年 6 月，他带领团队开出了中国内地第一张电子发票。

同事都说蔡磊是拼命三郎，铁打的。确实，此前六七年他基本没进过医院，别说是大病了，就是感冒发烧都极少。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百毒不侵，把每一分钟都投入工作中。

他最不惧甚至最得意的就是“抢时间”—— 跟竞争对手抢，跟时代趋势抢，更跟自己抢。

蔡磊的朋友圈经常有类似的出差记录：“早上乘高铁出发，中午抵达上海，当天晚上卧铺返京，次日直接回单位。一路处理了三位数的邮件，一低头、一抬头，就到站了。”

拼命工作，让蔡磊获得了一系列社会认可——“中国电子发票第一人”、“2014年度中国税务十大杰出人物”、2014年、2016年、2017年三年的“中国十大财会人物”、“2018中国十大资本运营CFO年度人物”、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贡献人物”、“中国新经济领军人物”等。

另外他还出版了多本财税方面的专著，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的研究生校外导师等职务。

蔡磊几乎是在用别人双倍的速度回答着人生这份考卷，正如十几岁的他偷偷做的那样，总试图用一半的考试时间就交卷，且仍要求自己拿满分。

老天爷大概也掐着表，在他人生半程刚过就提前过来，想要把卷子收走。

二、连续六次创业

工作多年，蔡磊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互联网精英、中国电子发票的推动者、前京东副总裁。

相比之下，蔡磊对商隐社表示，他更喜欢“连续创业成功者”这个标签。

自 2014 年京东上市之后，蔡磊在公司内部持续打拼创造，连续成立了 4 家创业公司，每一个都担任创始人和董事长，实现了上亿元的融资。但这些公司都是总公司控股，他不拿工资，也基本没有股份。甚至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不务正业”，公司内部好多人都不知道。

确诊绝症之后，他又创建了两家创业公司。

之所以强调连续创业成功，蔡磊对商隐社说，“这就具备了挑战这件事的能力，而不是说你想干就能干。没有多年历练、没有能力的人，创业九死一生。”

然而每次创业都苦不堪言。刚开始觉得这事能干，干到一半觉得自己特傻，干成了又特有成就感。

蔡磊曾说：“没有谁强迫我加班，但我晚上总是工作到很晚，被人说是工作狂。可是我真的很有热情，尤其是面对棘手复杂的问题。事情越棘手、越难搞、越有挑战，我就越充满激情，越觉得又是我发挥能力的好机会，工作干得越爽。”

或许是这种感觉让他着迷。于是他选择忍受更多痛苦和劳累，去一次又一次创业，以实现更多的胜利，达成所谓的心理上的自我实现。

但蔡磊坦言，“我一直不喜欢财务，就是努力，就是责任感，没有选择。过去几十年我过得不够快乐，也不够轻松。但也没办法，我的选择就是这样。”

互联网 10 年的从业经历，不仅锻炼了蔡磊撬动多方资源的能力，也让他更有信心去做看似不可能但值得的事情。

2012 年，蔡磊刚加入京东几个月，就接到了公司的任务：“咱们公司每年光打发票，一年成本就要上亿元，能不能把它们都变成电子发票？”

那时电子商务刚刚兴起，需要人工打发票、分拣发票、邮寄发票。按照当时一年 5 亿个订单计算，每单纸质发票的使用成本就超过 1 亿元。

蔡磊的第一反应是：电子发票这事不可能。

那时在法律层面，什么是电子发票、其标准规范都没有清晰的界定，相关机构、部委也没有配套的系统。作为一个企业，怎么可能突破现有框架，去变革国家层面的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呢？

但是互联网的基因就是相信没有不可能，相信任何之前做不到的事情、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去实现、去创造。

蔡磊只能硬着头皮上。

从 2012 年下半年，蔡磊和团队就开始联系相关政府机构，寻求政策层面的依据。此后大半年，相继解决了发票管理、方案设计、发票法规、风险控制等难题。

次年 5 月，他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电子发票的系统搭建。那个月，他和团队记不清熬了多少个大夜，逐一攻克了税控加密防伪、电子签章、二维码、大数据存储及利用、发票赋码等关键技术。

时间终于来到 2013 年 6 月 27 日，同事以消费者的身份在京东商城下单了两本《中国梦》，总金额 41.4 元。完成后的订单中多了一项“电子发票下载”。

打开这个链接，出现的就是一张 PDF 格式、编号为 00000001 的电子发票。

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张电子发票。

看着同事点开链接的那一刻，蔡磊感觉不太真实。他带领团队只花 45 天就完成了竞争对手 10 个月干的活儿。

一年前他还认定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就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眼前，而他竟有幸成为其推动者。

他切实体会到，“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句话并非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是一种扎扎实实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现在企业界纷纷学习埃隆 · 马斯克的创业精神：判断一件事要不要去做、怎么做，不要限定在已有的框架下。

而是从这件事的“第一性原理”出发，从头开始做，你只需要判断这件事该不该做、值不值得做。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去做就行了，哪怕看似不可能。

蔡磊向商隐社透露，马斯克是他最为推崇的企业家。在蔡磊看来，企业家是真正有能力调动资源，促进改变世界的人。

企业家不仅要足够现实主义，还要足够理想主义，或者说梦想主义。

马斯克 28 岁时以 3 亿美元卖掉了他创办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31 岁时以 15 亿美元卖掉了第二家互联网公司。

然后，他拿着自己全部的财产投身实业，自杀般地同时从事航空航天、电动汽车和太阳能这三个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高科技行业。

最艰苦的时候，面临其中两家企业同时倒闭的危险，也被庸众当作兜售虚假希望的骗子。

最后，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和压力，奇迹般地把这三家企业都做成了：SpaceX 成为航空航天业最稳定的运营商；特斯拉已经是全球最酷最畅销的纯电动豪华汽车；太阳城目前是最大的消费者商用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供应商。

之后，他不暇停留，又野心勃勃地开始了尝试其他领域，比如超级高铁 Hyperloop、脑机接口 Neuralink 等。

“创造财富，改变世界”这句代表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描述，是对马斯克很好的写照。他通过商业来实现自己对未来的构想，为人类留下痕迹。

马斯克认为有 5 个领域将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互联网、新能源、太空探索、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时至今日，他已经全部涉猎这 5 个领域。

这边的蔡磊，决心踏入最后一个领域。

三、最后一场创业

生命科学的迷人之处在于：一根黄瓜的复杂性，要高于一架波音 747 飞机。一个细胞的复杂结构中蕴含着大大的宇宙。

蔡磊有时候会想，是老天眷顾让他得这么个病，让他在商界驰骋 20 余年后有机会转战生命科学。他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为解开这个近 200 年的人类未解之谜做出自己的贡献。

生病之前，蔡磊接触的基本都是商业精英或者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后来他结识了天南海北的病友，有些甚至不识字。

老朱是蔡磊同屋的病友。一天晚上 11 点半，早过了病房的熄灯时间，蔡磊还在查资料、处理工作，一扭头发现老朱还没睡。平时这个点他早该休息了。

“你咋还不睡？”蔡磊问他。

“等你呢。”

蔡磊突然想到，之前闲聊时老朱问他怕打呼噜吗，他随口说：“肯定怕，但是我先睡着的话你随便打，多响我都不会醒来。”

无意间的一句话，老朱竟然记到了心里，每天都是等蔡磊先躺下，他再睡。

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能多活几年？

这么多年来，蔡磊一直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强者，一次次努力超越别人，这也是社会的主流追求。但静下心来想，其实自己已经很强了，强大到具备了帮助别人的能力。

“相比于这些病友，起码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要强不少，我还能正常行动，还有两三年时间可以支配。而且坦诚地说，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我也更有优势。这大概就是上天要交给我的使命，它仿佛在说：蔡磊，这个病很残酷，所有病人都无比绝望，你还有点儿能力，愿不愿意为这个病的救治做点什么？毫无疑问，我愿意。”蔡磊说。

很多人或许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人生还有四十年，和还有四年，做出的选择会不一样吗？

或许有人会选择旅行，或者择一风景秀美之地安享最后的时光，但蔡磊做不到。

从十岁开始，蔡磊的人生追求就是忍耐痛苦，甚至是压抑自己的本性需求，去追求更加高远的事情，这是他已经固化的人生价值观。

他经过认真思考，不管生命还剩几年，他的选择应该是一样的，甚至要更加拼搏，因为时间更少了。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蔡磊总是想起年少时烂熟于心但不求甚解的这句话。

蔡磊说：“到最后全身不能动，每天六七个阿姨照顾我，这对社会来说是拖累，没有意义。如果我能活十年，最后躺了三四年，那三四年我宁可不要。”

“我在乎的生命价值是，我还能创造的时间。”

于是他选择，与渐冻症抗争，发起人生最后一场创业。注意是一场，而不是一次，其中包含了十余个项目。

目前渐冻症最主要的是缺乏数据。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病例约 2.3 万人，10 年就是 20 多万人。按照病程 2 — 5 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也应该有 6 — 10 万人。而深耕渐冻症 30 余年的樊医生，手头才只有四千多个病例。

这主要是由于体制设计、患者隐私等原因，病人在不同医院或科室问诊，医疗数据不能打通。在医疗行业，样本、病例是疾病识别、诊断以及药物研发的基础，如果没有足够的病例，其他各个环节必将是极其低效的，甚至寸步难行。

所以，对渐冻症这种病因不明、无药可治的罕见病来说，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它，收集数据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如果能有一个平台汇集大量患者的信息和数据，且是病前、病中、病后的全阶段数据，那么对于这个病的研发和突破将会意义非凡。

作为一个互联网老兵，蔡磊有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能力，对数据探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想要利用互联网工具把所有患者链接起来，建立一个大数据平台，为临床专家和科学家提供真实的疾病研究数据。这样他们就能更高效地对病情进行监控、分析，验证药物等治疗手段的有效性，避免重复试错。

如果说搭建大数据平台属于技术问题，消耗的是脑力，那么想要把渐冻症病友都汇集到平台上来，并且愿意提供自己的数据，则要解决的是信任问题，依靠的是心力。

“之前我一直觉得，全中国有14亿人，渐冻症的患病率只有约十万分之二，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我。然而真正走进这个群体，我才发现被选中的有这么多。一句一句聊下来，统计数据中的那‘6万人’不再是干巴巴的数字，而成了一个个活生生、有温度、在努力生活的人。”蔡磊说。

蔡磊心想，对于这些病友，不管他们是支持、观望还是反对，只要发布的有关渐冻症的护理方法、注意事项、疾病最新进展以及线下的指导能对他们有一点点帮助，哪怕只是提供心理力量，也是好的。

就像他们平台的名字：渐愈互助之家。

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蔡磊团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以患者为中心 360 度的全生命周期大数据。

此外，他们还组建了科研团队。在渐冻症过去的 200 年来，全世界的科研成果只有 33000 篇，在其中并没有找到答案。他们的目标要达到 150 万篇，穷极人类所有的相关智慧和科研成果，包括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细胞、基因、免疫等。

他们一年可以看 36 万篇研究论文，动物实验可以做到世界最快。当天收到的药物，晚上就可以开展动物试验，还直接建立 ALS 药物管线，以小时为单位急速招募患者。

此外，罕见病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患者招募，一般都需要好几年，最后招募不成，就不得不放弃药物研发。他们通过大数据，以小时为单位，精准锁定患者，曾经两个小时就招募了 700 名患者，极速地加快了药物研发，还搭建了细胞试验平台。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无法进行活体研究的，只能在病人去世之后进行研究。而中国过去没有一例关于渐冻症的脑和脊髓组织科研样本，基础病理研究无从谈起。

蔡磊曾说：“在我去世之后，将把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无偿捐献给医学研究使用。既然全世界都无法攻克渐冻症，没有特效药，也找不到病因，我就豁出去，打光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为下一代病友带来更大的救治希望。”

于是他带头号召约 1000 位患者，集体签署遗体和脑脊髓的组织捐赠，现在已经牺牲了几十位捐赠人。

国家脑库的发起人段树民院士说，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壮举，必将改变脑库建设的历史。

四、如果必然失败，值得吗？

但这一切努力看起来只是徒劳，他的团队至今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

从着手最后一场创业开始，蔡磊就想清楚了要利用商业的逻辑解决问题。

任何事业如果想要长久地运转下去，必须符合其自身运转的逻辑。要想推动整个渐冻症治疗体系的进步，不是一朝一夕能达成的事，更不是凭谁的一己之力、一家之财就能搞定的事。

全世界过去 30 年来，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攻克上已经投入了约 1 万亿美元，几乎全部失败，这不是任何一个企业或企业家能够承受的，它需要一代代接力下去，形成自生长的力量。

推动渐冻症救治，光靠爱心、道德、情怀远远不够，这些也不应该成为绑架他人的工具。唯有把这件事做成一个对参与各方都有价值、都获益的事业，才有可能真正使它成为撕开黑暗的一道利刃，让光源源不断地照进来。

然而蔡磊向商隐社直言，这场创业比过去难十倍百倍乃至万倍。过去是在他熟悉的领域里整合资源，招募团队，拼搏创新。由于大公司背书，从成立到融资非常顺利。

“但现在我融不了资，也挣不到钱，没有人愿意追随我，招聘都没人来投简历，放我鸽子的人有好多，有的人即便入职，待两个月就走了。”

蔡磊的融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但 200 多场路演失败和无数次与投资人沟通无果，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这条路的可行性。

起初他想自己做一支风险投资基金，筹集资金后，他作为资金管理人，把钱投到相应的药物研发项目上。

从投资回报的逻辑来看，罕见病，尤其是神经系统疾病新药的研发九死一生。过去上百年，全球顶尖科学家、药企投入上万亿美元，几乎全部打水漂。极高的风险性足以劝退绝大多数投资人。

难上加难的是，作为基金管理者的蔡磊是一个绝症患者，随时都有可能倒下，不确定性极高。这每一个现实都精准踩在风险控制的雷点上。这个思路跑不通。

于是蔡磊开始考虑换一种方式：即不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资金募集，而是以自己的专业性、影响力和资源，为诸多愿意参与这一方向研究的科研团队和机构提供支持、合作、赞助与协调，为他们找钱。

也就是说，他的角色从项目发起人变成资源协调人。

如果将患者、药企、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比作电商模式，他就是链接整个系统的平台。他需要与药企、投资人讲商业逻辑与市场前景，与科学家讨论渐冻症药品研发和转化的可能性。

最终让药企研发之后的变现路径更短、速度更快，患者得到药品的速度也更快，整个商业闭环高效完成，投资人也就更容易做出投资决策。

但这又谈何容易？

直到今天，全世界没有任何可以阻止这项病情发展的药物，而且依然未实现任何重大突破。这让无数药企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从商业角度来说，罕见病的患者基数小，这就意味着市场狭小，利润空间有限。利润有限，研发者自然动力不足，投资者也不愿将资金注入这块狭窄的领域。

“同样是研发药物，我（药企）为什么不做常见病的药呢？比如糖尿病，按1亿人来算，一人挣 100 元，加起来就是 100 亿元。”哪怕是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企业也更愿意把钱投给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病，而对渐冻症退避三舍，因为前者患病群体庞大，回报率更高。

蔡磊拜访的多家药企也几乎没有涉及渐冻症领域的药物研发。一款药物从基础研究到审批上市，是巨额资金投入与运气交织的残酷游戏，是要历经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疯狂马拉松。

对企业来说，它们只是做了无奈又理性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至少对蔡磊来说，这是一场必然会失败的抗争。

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头号难题。面对药物研发领域，自己实在是太穷了。从 2020 年开始投入上千万元的资金到数据平台、运营管理、基础科研、动物实验、药物研发、投资基金和慈善基金等，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为了筹钱，他几乎一无所获，投入的资金已过千万元，手里的股票也卖得七七八八，所剩无几，又把房子挂了出去，做起了直播电商。手上推进的几条管线，在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后所需要的资金简直难以想象。

而另一边，国际上又传来关于渐冻症药物研发失败的消息：著名生物科技公司渤健的一款肌萎缩侧索硬化药物，Ⅲ 期试验未达到主要终点。

失败几乎是蔡磊每天要面临的常态，他都来不及伤感，甚至来不及拍拍身上的土，只能往前走。

每天都有病友在离开。如果渐冻症患者自己都不去努力，那还指望谁呢？

他已经习惯了失败。或许换个维度看，失败也没有那么重要。

在过去 3 年前的将近 200 年的历史里，中国的 ALS 检测临床只有 14 个。经过蔡磊团队的努力和多方的支持下，近 3 年内超过了 27 个，让 ALS 临床提速超过了约 20 倍。他们自研和推动药物研发超过 70 款，相当于把中国渐冻症药物研发提速了 50 倍。

蔡磊说，现在就像用穷举法翻拼图，假如整个拼图有 1000 块，这辈子马不停蹄地翻，也许只能翻开 30 块，而且大概率翻不到正确的那块。

即使这样，至少为后人排除了这30块不对，他们就不用重复试错了。所以，失败也有意义。

而且之前已有多家机构做过尝试建立患者大数据平台，但都没有做成。技术、数据、人力成本等，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更别提让患者愿意配合了。

只有蔡磊做到了。他建大数据平台的动念完全不同，他作为一个渐冻症患者，做这件事的动力、决心以及对病友的感染力都远超任何商业机构。而且他自身的能力和战斗力强，换成另外一个患者来做，这事也很难。

有人问他，想没想过药物研发不成功怎么办。其实做这件事之初他就知道大概率会失败，起码对救他的命来说大概率会失败，但眼前只有这一条路，不要问，走便是了。

自从患病后，蔡磊的精神偶像就成了孙悟空，办公室随处可见其雕像。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这是孙悟空的精神。

有些事情不是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因为努力，才看到了希望

“我应该有能力助推这个事情加速往前进步，仅此而已。人类投入了上万亿美元都不成功，我再强大我也没可能马上攻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有价值，应该需要有能力的人全力投入去做。”蔡磊对商隐社说。

曾有人问马斯克，你做这么多疯狂和不可思议的事，难道不担心失败吗？

他说，“不，恰恰相反，这些事情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我之所以去做，不是因为这些事可以成功，而仅仅因为我想去做，那是我对于世界未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