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茧房”成为人们认知算法影响的典型隐喻，然而其局限性逐渐凸显。腾讯研究院提出“信息蜂房”概念，旨在构建开放协作的信息生态。本文深入探讨了从“茧房”到“蜂房”的转变路径，以及这一构想对个人、平台和社会的深远意义，为理解算法时代的媒体环境提供了新视角。

人是隐喻性的动物。

在我们的认知活动与日常实践中，总是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各种隐喻。它们深深地内化、隐藏在我们的思维结构之中，构成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也主宰着我们的态度和行为。

在有关算法技术的认知层面，“信息茧房”无疑是一个重要隐喻。

这个隐喻最初由凯斯·桑斯坦提出，并在而后的几十年间被构建起来，其构建过程，掺杂着政治、资本与社会心态变迁等等多股力量的复杂推动，技术要素反而成了其中最不起眼的一环。而这个概念，妙就妙在使用了“茧房”这个隐喻，它足够简洁，又足够具象化，十分形象地将算法的潜在影响给可视化了。由此，在我们这些观者的潜意识中，算法的运作不再一片空白、难以描述，而是像茧房一样，层层叠叠地，将使用者束缚起来。

这构成了许多人对算法的牢固认知。他们相信，算法让人的信息接触大大窄化，使之受困于个性化推荐织成的兴趣牢笼之中。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且不说，目及国内外学界，除了对信息茧房的想象性批判之外，没有一篇具备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可证明，算法的茧房效应真实存在。也不论，当下的媒体产品选择如此丰富，哪怕某款产品真的利用算法构建了茧房，那用户也拥有着大把的选择，去选择没有算法介入的信息源，或是选择以时间线和关注者为推送依据的信息流。而当我们短暂穿越回前算法时代，更是会发现，信息匮乏时代每个人所接触的有限信息源，所消费的有限内容，茧房效应只会更加明显。贫瘠，才意味着封闭。

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命运，取决于它的传播性，而不是正确性。

信息茧房因为形象生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迎合着当下对算法批判的集体潜意识，所以得以流行。

但这样一个批判性、负面的概念，哪怕真实存在，又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是否能让技术好上那么一点点？在这样一个算法已几近成为人类既定命运和存在方式的现实中，这样一个纯粹批判而毫无建设性的概念，是无法带来任何增量的。

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是桑斯坦在2006年提出的。在当时，互联网还处在博客时代，算法尚未成熟和普及，人们的信息消费尚被传统媒体的余晖所笼罩，精神生活也未与互联网建立起像当下这般紧密的联系。今时今日把这个概念挪用到对算法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剥离了其社会语境和时代语境，还有技术语境和美国两党政治的政治语境。

和许多概念所面临的局限性类似，信息茧房并不能完全准确概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作为一个负面意涵的概念，“信息茧房”只能部分地指出算法所带来的问题，却难言有建设性地引领算法向善、AI向善的发展图景。

如凯文·凯利所说，当我们试图改变一样不好的东西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一个更好的东西取代它。这其实就是我们提出“信息蜂房”概念的出发点。我们试图超越信息茧房，尝试构建一种更好的信息生态的可能。

信息蜂房描述的是一种多元化、晴朗化、协作化的信息生态，它也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概念，更强调用户参与和算法协力。构筑信息蜂房，不仅对于打破信息茧房至关重要，我们也认为，信息蜂房应该成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内容资讯平台乃至整个互联网世界所追求的一种生态样貌。

与茧房一样，信息蜂房也是一种隐喻。蜂房喻指生态，蜜蜂喻指用户。蜂房的结构是开放的，多元化的，用户可以像蜜蜂穿梭于百花之中、在众多的“蜂房”（信息源）中穿梭来穿梭去，汲取营养，主动求索，而不必自我囚禁或者被限制在一个茧房中。同时，蜜蜂本身就是蜂房的建设者，它通过主动的采集、创造以及协作加工，逐步构建起良好的生态。

信息蜂房和信息茧房的核心差别是：

第一，信息蜂房致力于增加信息的对称性，而信息茧房致力于增加信息的不对称性；

第二，信息蜂房一方面减少同类信息的推送，另外一方面增加异质信息的分发，而信息茧房则恰恰相反，以同类信息的反复推送，织成用户的“兴趣牢房”；

第三，信息蜂房目的是缩小信息接受者与客观现实环境的距离，信息茧房则是为信息接受者营造与现实图景完全不同的“拟态环境”，扭曲真实世界的样貌，使用户被限制在自己的观念世界；

第四，信息蜂房注重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协作，基于多元化连接的社交互动，是构建信息蜂房的关键支撑。

信息茧房与信息蜂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息生态。促成从茧房到蜂房的转变，既需要平台算法发挥协力作用，用打散干预、内容去重等防治信息同质化的手段，还可以通过主动推送，不断拓展用户的兴趣范围。也需要关键行动者（比如专业媒体，意见领袖）的示范引领，并且积极贡献好的内容，和高质量的选择。更需要 每一位用户的努力。发挥主体性，提高媒介素养，主动打破既有的认知偏见。通过自己的信息消费行为和主动的信息创造行为，来推动更好信息生态的形成。

信息蜂房鼓励用户成为信息生态的构建者和有机体，就像每只蜜蜂本身就是参与建设蜂房的主体一样，每一个用户也都是良好信息生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也是环境的创造者。蜜蜂和蚕蛹，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昆虫。一种是积极创造，主动探索，主动构建，群体协作，另一种则是躺平任嘲的“沙发土豆”，由内到外地自我包裹。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也就决定了他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性——蜜蜂的蜂房，蚕蛹的茧房。

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提出了“蜂群效应”。这是一种分布式管理的决策方式，每只蜜蜂所做的都很简单，但最后却做出了复杂的决定。‌蜂群效应所描述的，是通过分散个体的自主决策与协同行动，形成超越个体能力的群体智能。这也是信息蜂房所追求的愿景。建设良好的信息生态，需要的是11亿网民的力量和觉知。

从个人出发，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作为新时代的信息消费者，能不能通过自己努力与认知提升，与人性偏见做一点小小的斗争?能不能在遇到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时，进行多源核查、辨别真假？能不能不依赖单一平台或信息源，主动涉猎不同立场、不同文化的信息？能不能对获取的信息不盲信，学会质疑、查证、对比？

要成为信息蜂房里的一个小小的蜜蜂，而不是信息茧房中作茧自缚的那只蚕宝宝。

所有信息技术在出现之时总会受到挑战。回顾媒介技术发展史，从口语到文字，再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广播、电视、计算机，几乎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引发人们的恐慌与质疑。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斥责文字损害人类记忆，呼唤重回口语时代；广播、电视出现后，评论家又抨击电子媒介会损害人类形成于印刷时代的、缜密理性的思维模式;而当计算机面世之后，它更被打造成洪水猛兽一样的可怕形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声音，当属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中对网络导致人类思维退化的批判。

与之同理，当算法技术日益成熟并牵涉到内容分发，人们又开始害怕自我的思考能力被限制、独立心智被支配、大众思想被侵害，甚至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与过往对新技术的批判一脉相承的，它源于对新事物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惧心理。无论如何，“信息茧房”是一种赫胥黎式的警言，它提醒我们应避免技术对人类的异化。而信息茧房和信息蜂房，分别是从反面和正面两个角度出发，却最终可以汇为一点共识，即如何建设一种更好的信息生态。

“信息茧房”的“茧”，毕竟是“作茧自缚”的“茧”。信息消费，最后还是掌握在个体手中，由个体去完成。那么，到底是信息让人陷入了茧房，还是人性塑造了信息的茧房？这个问题很难说清。信息茧房的复杂性，就源于它跟人性紧密相关：人类天生喜欢接近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物，喜欢与自己认知一致的观点，本能地排斥反认知的观点。这源于人性最古老的驱动力。我们之所以指责技术，是因为技术从来不会还嘴。但问题在于，责备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过分地夸大新技术的负面效应，只会阻碍技术进步。

必须承认，算法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远超于前算法时代的丰富信息。你想购买一个东西，能够随时搜索到几百个购物参考。如果你的时间精力允许，可以打开任意一个资讯类APP，7*24小时不间断高强度地刷新，随时都会有新鲜的信息涌入。

与此同时，因为算法的存在，已经很难形成大众层面的“共识”。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很难出现一个大众都耳熟能详的类似于周杰伦或者张学友的超级偶像，甚至很难出现几年前类似于《小苹果》或者《江南style》这样的流行神曲。无论是从个体、群体还是全球的角度，“圈地自萌”都正在成为常态。信息茧房其实只是人类社会“茧房化”的一个小小隐喻。

“信息茧房”所描述的症结，其实恰恰是算法还不够成熟的体现。成熟的算法能够为人们提供各种类型的有益信息，在提高生产、生活效率的同时，又能促进人们视野开阔、思想进步，这才是技术向善的体现，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信息蜂房”的核心出发点。当然，信息蜂房也是一种愿景式的描述，它是否科学，需要学术界来论证、实验，它如何实现，还需要业界的不断探索，来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普适化的路径。我们希望信息蜂房会是一个多方参与、协同共建的概念框架。

在目之所及的未来，算法还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构建“信息蜂房”，既关乎我们当下的现实，也关乎着人类的遥远未来。

即便是提出“信息茧房”概念的桑斯坦，也在《信息乌托邦》中指出：“新的传播技术正在使事情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认知的不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算法偏向的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