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正在徹底改寫技術行業的工作範式。AI 大幅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帶來協作疏離、質量把關難等全新問題。本文結合一線高管經驗,解讀 AI 時代工程師與管理者的能力轉型趨勢。

如果有一天,工程師寫代碼的時間只佔工作的一小部分,那工程師還算不算工程師?這聽起來像是個遙遠的假設,但在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和 Cowork 團隊裡,這已經是正在發生的現實。Fiona Fung 是這兩個團隊的負責人,她最近在 Lenny’s Podcast 上分享了一組數據,Anthropic 的工程師平均每個季度交付的代碼量,是幾年前的八倍。不是緩慢爬升的曲線,是一條一直很平的線突然衝上了天。
聽完這期Podcast,我腦子裡冒出來的第一個念頭是,寫程式這件事情可能真的變了,而且變得比我們大多數人意識到的還要徹底。Fiona的經歷很有說服力,她當工程師超過25年,從IBM寫底層作業系統服務起步,到微軟做Visual Studio和TypeScript整整11年,再到Meta從零打造Facebook Marketplace,現在這個產品每年的GMV超過1000億美元。她還參與過Meta第一代智慧眼鏡和AR眼鏡專案,在Instagram帶過500人的團隊。這樣一個人來談AI怎麼改變工程師的工作方式,分量是不一樣的。
Fiona講了一個讓我印象很深的對比。她說自己當年在微軟做Visual Studio的時候,軟體是刻在CD上發行的,每一次發布都有硬性截止日期,工程師的時間被當成最稀缺的資源,團隊會花大量精力做計劃,確保在有限的時間窗口裡把事情做對。但現在情況完全反過來了,coding不再是瓶頸,反而把每個人能做的事情的天花板都給掀開了。
這句話我反覆琢磨了好幾遍。以前的限制是人手不夠、時間不夠,所以一個想法好不好,往往要先問值不值得投入工程資源去做。現在限制變了,理論上什麼都能做,問題變成了你敢不敢想得更大。Fiona提到團隊裡一個工程師的真實經歷,他本來不是做移動端的,但當產品需要補上移動端功能時,他直接說沒關係,現在有Claude幫我一起做這件事。這種心態的轉變,比八倍的程式碼產出數字本身更值得注意。產出是結果,敢於伸手去做以前覺得超出能力範圍的事情,才是原因。
我自己在做內容創作和產品的過程中,也越來越能體會到這種感覺。以前覺得某個想法太複雜,需要專門去學一項新技能才能落地,常常因此放棄。現在反而會先問一句,這件事真的需要我親自掌握所有細節嗎,還是說我可以藉助工具,把精力放在判斷方向對不對上。這其實是把人的角色從執行者往前推到了決策者的位置,這個轉變對很多人來說是機會,但對還停留在舊思維裡的人來說,可能就是一種被甩在後面的焦慮。
Fiona 提到一個詞,agency,中文大概可以理解為主觀能動性,或者說自主決策的能力。她說在 Claude Code 團隊裡,遇到一個問題,不是等著被分配任務,而是每個人都會主動想辦法去解決,這是團隊最看重的特質之一。但她馬上補了一句,高 agency 必須配上高 accountability,也就是高問責。給你足夠的自由去發揮,但你也要清楚地說明你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你的假設是什麼。
我覺得這句話點出了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陷阱。很多人理解 AI agent 帶來的變化,只看見了自由度變大這一面,覺得反正有工具兜底,做錯了重新生成就好,膽子可以放得更大。但 Fiona 強調的是,自由和責任是一體兩面的,agency 越高,越要能講清楚自己在為什麼目標負責,而不是把責任都甩給工具。這其實跟以前管理團隊的邏輯沒有變,變的只是行動的速度和門檻。門檻降低了,反而對判斷力和說清楚動機的能力要求更高了。
這一點對我自己的工作方式也有啟發。以前做一件事,流程本身會過濾掉很多不靠譜的想法,因為光是執行成本就足夠讓人三思。現在執行成本幾乎消失了,真正能區分一個人做得好不好的,變成了他有沒有能力提前想清楚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做完之後能不能講明白這個結果到底解決了什麼。換句話說,思考的權重在上升,執行的權重在下降。
Fiona分享了她自己工作方式的變化,這部分我覺得特別真實。以前她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時候,會去看團隊的回饋渠道,自己判斷哪些問題值得花時間處理。現在她設置了routines,可以理解成自動化的工作流程,每天早上自動掃描所有回饋渠道,總結出主題,甚至直接生成可以審查的PR。她說這就像是從自己生成prompt,變成有一個agent幫她生成prompt和PR,抽象的層級又往上提了一層。
她還提到自己保留了一個Claude Code的遠端會話,接入公司所有的程式碼倉庫,也接入所有的Slack頻道,這樣她對團隊在做什麼有完整的可見度。每個月她會和團隊一起回顧,過去這段時間聚焦在哪些方向,產品上線後效果怎麼樣,回饋渠道裡都說了什麼。她說以前這些會議大部分時間用來生成PR和修bug,現在這些會議變成了真正意義上跟人對話的時間,聊的是影響力,而不只是產出了多少。
這一段讓我重新理解了管理者這個角色在AI時代應該往哪個方向走。管理的核心從來不是盯著任務清單,而是幫團隊判斷方向對不對、資源該往哪裡投。以前因為資訊獲取成本高,管理者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做資訊整理這種體力活,真正花在判斷和對話上的時間反而被擠占了。現在工具把資訊整理這一層接管過去了,管理者被還原成了它本來該有的樣子,一個負責判斷和溝通的人,而不是一個資訊搬運工。我覺得這才是Cowork這類工具真正厲害的地方,它解放出來的不是工作量,而是注意力。
產出漲了八倍,品質怎麼保證,這是我聽這期Podcast時最關心的問題。Fiona給出的答案是trust but verify,也就是信任但要驗證。她說Claude在有明確框架可以對照驗證的時候表現非常好,所以她們的做法是把什麼叫好的標準寫成spec,放進程式碼倉庫裡,跟隨程式碼一起更新,這樣Claude做程式碼審查的時候,就有一個清晰的標尺可以對照。
她還分享了一個很形象的框架,叫bad和sad。bad是指那種不可恢復的嚴重錯誤,比如程式崩潰導致工作丟失。sad是那種可以恢復、但體驗不好的小問題,比如介面閃爍了一下。她說sad堆得多了,也會慢慢演變成bad,所以團隊會主動盯著sad的數量,而不是等它惡化成真正的事故才處理。這種分級方式比單純看一堆效能指標儀表板有用得多,因為指標太多太碎的時候,人反而很難判斷一個數字到底好不好。
我覺得這套思路的價值,遠遠超出了軟體工程的範疇。任何依賴AI agent去批量產出內容或者執行任務的場景,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產出快了,誰來把關品質。Fiona給出的解法,本質上是把人的精力從逐條檢查,轉移到了設計驗證標準和監控體系上。人不再是品檢流水線上的一環,而是定義什麼叫合格的那個人。這個角色轉變,我覺得比單純討論AI agent能不能寫好程式碼,更值得每個用AI做內容或者做產品的人認真想一想。
這一點是我完全沒想到、但聽完覺得特別真實的細節。Fiona說團隊最近發現,大家因為太頻繁地各自跟自己的agent協作,工作開始變得孤獨。以前團隊協作是真正意義上的協作,有人寫後端,有人寫前端,大家互相依賴、互相討論。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獨立完成一整條任務鏈,人和人之間的交集反而變少了。
團隊的應對方式是搞了一個配對程式設計午餐,也就是結對程式設計午餐,大家一起觀察彼此是怎麼用克勞德程式碼(Claude Code)和協同工作(Cowork)的,互相學習不同的使用方式。費歐娜(Fiona)說每個人用這些工具的方式都很不一樣,光是看別人怎麼操作,自己就能學到東西。她們還會專門安排駭客松(hackathon),確保團隊還有一起做事的時間。
這讓我意識到,效率的提升和人的連接感,有時候是兩件需要分別花心思維護的事情,不會自動同步發生。工具讓單個人的能力邊界擴大了,但團隊作為一個整體的粘性,不會因為每個人都變強而自動變強,反而可能因為大家各自為戰而被稀釋。我覺得這對任何團隊都是一個提醒,效率工具帶來的孤獨感是真實存在的副作用,需要主動設計一些機制去對沖,而不是假設它會自己消失。
Fiona提到她們招管理者有一個原則,新管理者入職之後,會先有一段時間純粹做IC,也就是個人貢獻者,先深入程式碼和產品本身,再去承擔帶人的責任。她說如果一上來就急著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反而很難真正跟團隊建立信任。先花時間理解產品和程式碼,再去支持別人,這個順序很重要。
她自己也是這麼做的,即便帶著幾百人規模的團隊,她仍然會自己寫一點程式碼,自己用團隊做出來的產品處理日常工作,比如報銷出差費用。她說這不是為了證明自己還能寫程式碼,而是為了保持對產品的真實體感,不讓自己變成只看儀表板和PPT的管理者。她提到一個細節,賣二手MacBook的時候在Facebook Marketplace上差點被騙,這種第一手的踩坑經歷,比任何數據報表都更能告訴你產品哪裡出了問題。
我認為這是一種很樸素、但極容易被忽略的紀律。職位越高,離產品的真實使用場景往往越遠,聽到的回饋也越容易被層層過濾和包裝。Fiona(Fiona)提到的這個習慣,本質上是逼著自己始終站在用戶的真實體驗裡,而不是活在彙報材料建構出來的那個版本的現實裡。這一點不管是不是在做軟體,放到任何管理崗位上都成立。
Fiona(Fiona)講了一個我特別喜歡的例子。她身邊有朋友開餐廳,生活很辛苦,經常坐在吧檯前對著一堆帳單算到很晚。她自己用Cowork(Cowork)處理出差報銷的時候,發現這個工具對處理票據和表格特別擅長,於是想,如果這對我這麼有用,對這些小生意主肯定也很有用。她幫朋友們上手之後,發現大家用的方式完全超出她的預期,有個開餐廳的朋友直接讓Claude(Claude)去比較同地區同類菜系的定價水準,得到的結果像一份市場分析報告。
這就是latent demand,也就是潛在需求,指的是用戶已經在用某個產品做一些你沒設計過、但其實很有價值的事情,只是你沒注意到。Fiona說團隊一直會留意這種信號,Cowork後來專門為小企業做了一個功能打包,就是從這些觀察裡長出來的。她總結的方法論是,當你看到有人為了讓某個東西work而拼命想辦法繞彎路,這時候就值得問一句,能不能把這條彎路直接鋪成一條直路。
這個觀察方式我覺得特別值得借鑒。很多產品決策依賴的是用戶調研和需求文檔,但真正有價值的信號,往往藏在用戶自己都沒意識到要主動反饋的那些邊緣行為裡。要捕捉到這些信號,前提是你自己也在真實地使用產品,或者真的花時間去看身邊的人怎麼用,而不是坐在辦公室裡猜。
播客接近尾聲時,Fiona被問到現在還有哪些問題是團隊沒想明白的。她提到一個我特別覺得值得深入討論的點,因為例行工作(routines)與非同步工作變得普遍,大家同時關注的事情變多了,context switching,也就是注意力在不同任務之間切換的負擔,正在變得越來越重。她說自己也會同時啟動好幾個代理(agent)去處理不同任務,結果發現自己反而需要專門留出一段時間,來消化所有這些非同步任務產出的結果。
她坦言這個問題自己也還沒想清楚怎麼解決。聽到這裡我反而鬆了一口氣,因為這說明AI帶來的不全是單方面的解放——它解決了一類問題,同時也製造了一類新問題。過去的瓶頸是產出速度,現在產出速度不再是瓶頸了,瓶頸變成了人的注意力頻寬(attention bandwidth)是否足夠支撐這麼多並行的進展。
我自己最近寫東西、做內容的過程中也有類似的感受。借助工具之後,可以同時推進的事情變多了,但腦子裡要同時裝著的線頭也變多了。這讓我覺得,接下來真正值錢的能力,可能不是怎麼用好某個具體工具,而是怎麼設計自己的工作節奏,讓自己不被這麼多並行的進展壓垮。這是一個新問題,Fiona沒有答案,我自己也沒有,但至少現在知道這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而不是簡單歸結為不夠自律或者工具用得還不夠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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