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会面临着多个维度的心理煎熬。

难自已

我没事的时候会翻翻我以前的日记本，也偶尔会回头看看曾发表在博客过的文章。到医院轮科的第一个科室：老年心内科的第三天，我的备忘录本儿上写着两个字：陈 X。这两个字代表着我在医学路上的第一次崩溃。

那个全身黄的发黑的瘦老头，没剩下几颗牙齿，中午吐血，门诊收进来的时候带教带我去查体问诊，他们用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交流，我在一旁假模假样的摸了摸他的手和脚看看有没有水肿：又干又硬的跟沙漠岩石一样。

下午，带教老师上手术室去做支架了，我闲来无事逛逛病房。“老陈” 躺在床上，一个年轻女孩陪着，我学着带教的模样，在她的翻译下磕磕绊绊的完成了第二次主诉 / 现病史 / 既往史 / 个人史的采集。那是 “老陈” 的女儿，刚大三，天气转热，他父亲从乡下进城给她来送薄被子，中午一起吃个饭的光景，吐血了，于是女儿请假陪父亲来医院就诊。

她跟我说她在每年暑假都要留校参加实验室的课题，跟父亲很少见面，末了跟到病房外，问我，病严重吗，要住多久院；我摊摊手，说我刚到医院来三天。“老陈” 的女儿笑了一下，说加油。

第二天交班的时候值班医生说昨晚 “老陈” 发生了肝性脑病，查完房带教回去翻看检查结果，我坐在带教老师旁边，斜着看他的电脑屏幕，他边操作边讲要点。过程中，我在密密麻麻的小字里准确的看到了 “老陈” 的乙肝五项全阳性、CT 增强巨块型肝 CA 的结果。

刻在 DNA 里的考点动了起来，明晃晃的小字就像烈日直射眼睛一样，乙肝、肝硬化、肝占位几个关键词晃得我一阵头晕。

带教老师把她女儿叫到病房外，问家里还有能做主的人吗，“老陈” 的女儿摇摇头，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抬头看着我带教老师，带教说下午到医生办公室来跟你谈一下，摆摆手走了。

中午老师们都去值班室或趴在办公桌上午休，我坐在一边翻着内科学，心乱如麻。

下午两点半，“老陈” 的女儿准时出现到了医生办公室，心事重重，很踌躇的想叫我带教老师又有些犹豫。我摇了下带教老师，他招了招手，“老陈” 的女儿走过来问，医生，我爸是什么问题啊？

带教老师一边在打印医嘱一边签字，嘴上说到，陈 X 的家属是吧，情况不太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的，你妈呢，哦，这样，就是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比较大，而且比较晚了…… 然后转头看向我，递给我一张单子，叫我送另一个病人去做超声，我侧过 “老陈” 的女儿，接过单子离开了医生办公室。

带病人去做检查的途中也思绪不宁，交了差回到住院部的时候老师已经跟 “老陈” 的女儿谈完了，在那里默默的写着病历。这是从长这么大来第一次我亲眼遇到一个在我面前被判死刑的人，我有些喘不过气，我到楼梯间打开窗户本想透透气、平复一下心情，却听见 “老陈” 的女儿在上面的楼梯间哭着跟别人打电话。

不记得那天是怎么结束的了，只记得下班以后自己回到医院附近的小公寓里后窝在沙发里难过到夜幕升起。

渐克制

进入影像科，在肿瘤专科学组里，每天光肿瘤病人的 CT 图像就需要看五十个以上，肿瘤病人的基础疾病又多，检查范围又大，疾病鉴别也复杂，刚开始我天天要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忙完。

人生像一副扑克牌，有的牌拿到手就知道输了。工作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十来岁的孩子身上的恶性肿瘤，总是忍不住去想，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庭该怎么办，坐在电脑面前机械的把孩子的 CT 图像从头看到脚 再从脚看到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

有一些长期化疗的病人很规律的每三个月来做一次 CT，然而有些运气实在不好、在报告里被我们描述为 “肿瘤较前增大、转移较前增多”、突然某一次以后，每三个月雷打不动都会来复查的病人的名字便再也不会出现。

做经 CT 引导介入手术的时候，有些病人我们术前评估没什么机会了，家属仍然强烈要求做治疗，想尽可能让病人多活点日子。陆陆续续有不少这种病人，在手术成功离开手术室之前会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医生，我清楚的知道病人命不久矣，也会换上职业性的微笑，说加油。

就在去年，我刷到知乎这个问题，下面的许多回答曾让我眼眶湿润，每一个回答都对应着活生生的人所经历过的苦难。

一年光景，看过上万个肿瘤病人的影像以后，对确诊晚期肿瘤的病人、对放弃治疗的病人，对死亡的病人慢慢多了一份淡然的心态。

我慢慢的也可以跟同事在办公室里边聊生活里开心的事，边给肿瘤病人下达 “死亡通知”。在检查列表里，每一行的病人信息逐渐变成被物化的对象和冰冷的数字。

我主任讲，冷血的保护自己的感情，才能不带感情的高效完成工作。看来这是每个医生的必经之路。

倏顿思

就在上周，我远在四川的姥姥查出了胃癌。

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带过我一段不短的日子，对她的印象就是喜欢操着我听不太懂的河北话，教我用筷子抿一点白酒、用大葱蘸甜面酱吃。“嘿，今天吃大葱。” 自从我父亲再婚后我便与她联系少了很多，从我到湖南读书、工作以来有快七八年没去看过他们了，每年除夕视频的时候她还会生气，说一直没回去看过她。

据舅舅讲，前几年她的身体还硬朗的，80 岁的老太太每天健步如飞去买菜做饭、下午到大院里打牌，然而这两年的情况就急转直下，先是脑梗好几次、后来又是吐血几次，反复住院，最近情况稳定了些，才做了胃镜，取活检确诊胃癌。

我找他们要到了在那边医院做的检查图像，肿瘤突破浆膜向周围转移，属于局部晚期。我拿着病历资料去找我所在医院 MDT 团队的教授看，大家意见都差不多，稍微有点晚了，但是如果要勉强一下，还是有机会手术 + 放化疗延长预期寿命。

我跟舅舅发了几大段文字说明这个问题，末了说到，这个最后怎么治疗你们得拿主意，不放心多看几个医生，早做决定。

发完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意见太过冷静、太过客观，字里行间已然少了亲情的味道。

是啊，我一直的理念是不能接受在全身插满管子、按压心脏到肋骨全部骨折的情况下被医生摘下口罩对家属说到 “抱歉” 这种没有尊严的生存；然而在劝说那些家庭条件困难却求医心切无法接受现状的病人或家属的时候，重复多了，好像也变成了真理。

但这样的经历唯独消磨了我自己的 “同理心”。

自从我当了医生以后，我父母头疼脑热、感冒咳嗽、关节活动疼痛喜欢跟我念叨。我就总是不耐烦，你这个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的病有什么可念叨的，你这个咳嗽让它咳两周就好了，你这个腱鞘炎疼就别用力，慢慢自己就恢复了。

但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哪里是需要我专业（且不说还不那么专业）客观的诊断和治疗意见。他们是像所有自己老去、子女长大成人以后的那样，希望儿子作为一个普通人多关心关心自己。在世界上摸爬滚打五十载的家人，逐渐放下家中权威的心态，开始问晚辈的意见；我却毫无同理心的把自己摆在一个权威的位置，实在汗颜。

可是这又是没有办法的心路历程，只能不断反省自己，希望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在面对家人的时候，能有意识的克制自己的不耐烦。

以及，今年无论如何也要请个小长假回四川看看。

最后的小插曲 —— 信任危机

还有另一种维度的心理煎熬，例如上图：一个有着相对禁忌症的病人，家属苦求给病人个机会，我们评估后同意为其超适应症手术，病人家属转头却在悄悄收集证据。

客观理性、冷血无情、照章做事，是制度的要求。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保护自己，但实在不是我的初心，不想十年饮冰，终究冷却了热血。

To Cure Sometimes，但是还有更重要的 To Comfort Always，与所有同行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