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去三星堆博物馆已是许久之前的事了，翻看手机才知道是5月25日去的。博物馆是我和阿闫开车过去的，早上都想睡懒觉，结果下午到博物馆时已经3点半了。
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加上我们也没请讲解员，很多重要的展品只是匆匆掠过。因此，下面关于这些展品的文字信息，主要来源于网络收集，在此也实在抱歉。
三星堆博物馆坐落在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理位置优越：南距成都38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整个园区占地约1000亩。博物馆于1992年奠基，1997年对外开放，并于2023年7月迎来新馆落成。新馆主体建筑以“堆列三星，古蜀之眼”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达5.44万平方米，其中展陈面积约2.2万平方米，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
园区内共有两座展馆：最大的是陈列馆，所有展览文物均陈列于此，并分为三个主题展区—— 一展区“世纪逐梦” 系统介绍三星堆跨越百年的考古历程；二展区“巍然王都” 生动展现古蜀先民的生活图景，并解读精美玉器、青铜器等文物的制作技艺；位于二楼的三展区“天地人神” 则汇聚了整个展览的精华，三星堆几乎所有名动天下的顶级文物皆陈列于此。另一座是修复馆，游客可在此实地观摩文物修复工作。
上世纪20至30年代，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进行了首次发掘。50至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不断开展调查和试掘。1980年后，三星堆考古进入系统发掘和研究阶段，“三星堆文化”命名。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一醒惊天下”。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城墙、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发现，三星堆古城格局逐渐明晰。2019年以来，六个祭祀坑的发现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百年逐梦，矢志追求。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谱写了三星堆考古的世纪华章。
三星堆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心聚落。约当商代早期，出现城墙、大型建筑。商代中期以后，城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黄金加工、制玉、丝织业，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祭祀体系，彰显其统治中心、宗教中心、经济中心的独特地位，可能是某代蜀王的都邑所在。
三星堆精美绝伦的文物群体，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人鸟合一的神像、振翅翔飞的凤鸟、达地通天的神树–深藏着对天地神祗、自然万物的无比虔敬，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三星堆出土的Ⅰ号大型铜神树（通高3.96米，我国现存最大青铜文物）由底座、树和龙分段铸造而成，运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复杂工艺。 其穹窿形底座（下接圆形座圈）由三面三角镂空块面构成，以三足相连形成“神山”意象，饰有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
神树卓然挺立于山巅，分三层共九枝；每枝生一仰一垂两果枝，枝头立神鸟。树侧缘附一条造型诡谲、身似辫绳的铜龙逶迤而下（树干顶及龙身后段略残）。学界虽对其具体内涵（如象征《山海经》中的“建木”或“若木”、具有“社树”功能、代表古蜀宇宙观或源于日晕崇拜）有不同见解，但公认其为沟通天地的“神树”，是古蜀神权政治独占天人交通的象征。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璋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在所谓礼拜天地四方之中，璋被认为是用来“礼南方”的器物，一般认为它最主要的用途是祭山。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件玉边璋是三星堆玉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极品文物。器身两面线刻有祭祀图案，表现了庄严隆重的祭祀场面，为研究古蜀宗教祭祀礼仪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该璋璋身图案分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呈对称布局，每幅图案由五组构成：下方一组有两座山，两山外侧各插有一枚牙璋；第二组是三个跪坐的人像，头戴穹窿形帽，佩双环相套的耳饰，身着无袖短裙，两拳相抱，置于腹前；第三组是几何形图案；第四组又是两座山，两山中间有一略似船形的符号，两山外侧似有一人手握拳将拇指按捺在山腰；最上面的一组为三个并排站立的人像，人像头戴平顶冠，佩铃形耳饰，身着无袖短裙，双手作与第二组人像相同的动作。从图中山、山侧所插的璋、以及作拜祭状的人等情况分析，大体上可以推测该图所表现的正是所谓“山陵之祭”的隆重祭祀场面，而璋的祭祀用途尤其是作为祭山的用途也就彰显无疑了。
铜人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用宽带套束，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发式风格。金面罩用金皮捶拓而成，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眼眉部镂空，制作颇为精致，给人以权威与神圣之感。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2件太阳形器的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完全一致。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件。 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作安装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器物正中凸起的阳部又与铜眼形器、铜眼泡构型接近，其整体图像特点也与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墓岩画及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上的太阳符号颇为相像，因之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并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车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即是“太阳形器”。它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宏伟壮观的要算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青铜纵目面具。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这尊出土于三号坑、被网友戏称为“诸葛亮”（因其独特冠帽酷似影视剧中诸葛亮造型）的青铜立发人像，实际上头戴一顶造型极为罕见的高冠，其冠底呈M状立于头顶，冠身极高（高出头部近两倍），冠顶向头后平折并垂于脑后（此造型为三星堆首次发现），且冠梁较宽、整体向后下方弯折；人像仅存头部，整体器形不明，面部呈国字脸，具粗眉、三角斜眼、高鼻、大口、方颌及长方耳特征；其下颌下方连接一末端呈尖锥状的长柱（似表现颈部，原应套接他物），头后下方亦斜伸出一圆柱与头像相连——综合其夸张的冠饰与特殊结构，学者推测它可能被赋予了沟通神灵的崇高使命。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由金皮捶拓而成，薄如蝉翼（厚度不足两张A4纸），其形制与同期金面铜人头像上的金面罩完全相同。 因此，学者推测这件面具原本也应匹配一尊铜人头像。
这些覆于青铜头像上的金面罩，是大型祭祀活动中巫师或首领身份的象征；在古蜀人的观念里，黄金面罩并非用于丧葬，而是与重大祭祀活动紧密相关。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金面罩文化很可能是古蜀人在采借、吸收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因素后，再依据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改造创新的结果。
三星堆三号坑出土的青铜爬龙器盖（内径23.8cm，外径25cm，高23.6cm）保存较好。 圆形盖带花瓣钮，盖面微凹、边缘略窄，口沿有九桥钮固定。盖顶爬龙造型独特： 龙首下探似虎，长曲角、尖耳、臣字眼、张口露齿；蛇身蜿蜒，前爪搭盖缘带倒勾，后爪残缺（疑搭盖钮）。装饰精美： 双扉棱（云纹）与龙身（重环纹、重菱纹）三分盖面，盖颈饰弦圆纹，钮腹饰波曲纹，缘镶圆纹内填雷纹。
此虎首蛇身之龙彰显古蜀对龙的独特诠释与高超青铜技艺，作为覆于罍/尊/鼎上的祭祀重器，承载着（夏商周时期龙象征的）王权、雨水、丰产等神圣寓意与使用者地位。
这件长方高柱体玉琮（高12.5厘米，孔径7.7厘米）底面微倾，琮面无节槽。其表面及孔璧打磨精细光滑，并饰有线刻纹饰：尤为珍贵的是，其外壁相对两面均以极浅刻痕精细刻画了神树纹样，底座、树干、树枝、树叶等细节尽显古代工匠高超技艺。
此琮不仅为研究古蜀社会神树崇拜与象征提供了关键依据，更体现了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其玉琮形制可能源自良渚文明，而独特的神树纹饰则展现了三星堆本土化的创新。作为线条流畅、纹饰精美的艺术杰作，神树纹玉琮无疑是中国古代工艺宝库中的璀璨瑰宝。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
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2019年11月~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
2017年11月~2018年5月——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拐角处和西城墙北段内侧地点进行了发掘，确认了月亮湾小城南城墙东端和三星堆小城东城墙的存在，在西城墙北段内侧古河道边首次发现了三星堆二期“河边祭祀区”或“河边祭祀垃圾倾倒区”
2011年~2017年——根据《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度的考古调查与勘探规划》对三星堆遗址本体和外围实施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有针对性的试掘工作，在遗址上游新发现了17处商周遗址，在遗址本体发现发掘了青关山夯土台、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真武宫城墙、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青关山城墙、马屁股城墙拐角、西城墙南段、西城墙拐角段和东城墙南段等在内的一大批重要遗迹，确认了外廓城北城墙并在遗址北部合围了月亮湾小城和仓包包小城，三星堆城址的布局和形成过程从此开始逐渐明晰起来。
2006年4月迄今——启动上、中、下三卷，文字约60万字的《广汉三星堆–1980~2000年发掘报告》整理及编写工作，涉及三星堆遗址1980年至2000年间共计14次的田野发掘材料将全面、系统、科学地公布三星堆遗址已发掘区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从而推动三星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005年3月~4月——第14次发掘三星遗址,在青关山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发掘面积750平方米(含西城墙水门)。
2004年2月~3月——对广汉烟堆子遗址进行主动发掘，发掘遗址面积200平方米。
2001年10月~2002年1月——对三星堆遗址马牧河以南区域及马牧河以北的东城墙两侧、月亮湾以东部分区域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勘探面积3平方公里。
2000年12月~2001年7月——第13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对月亮湾居住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550平方米
1999年1月~2000年5月——第12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进行发掘，发掘面积450平方米
1997年11月~1998年7月——第11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对三星堆遗址仁胜砖厂墓地进行发掘。共发现墓葬28座，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其中具有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发现，引起研究者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文化渊源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发掘面积934平方米。
1996年10月~11月——中日合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环境考古工作，主要项目有磁场雷达探测、红外遥感探测与摄影、卫星图像解析、微地形调查、炭素年代测定、花粉分析、硅质体分析、硅藻分析等。
1994年11月~1995年1月——第10次发掘三星堆遗址，调查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南城墙，并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
1991年12月~1992年5月——第9次联合发掘三星堆遗址，将西城墙进行试掘并得到确认，发掘面积8375平方米。
1990年3月——举行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铜树修复方案论证会，并对铜树进行预合。
1990年1月——第8次联合发掘三星堆遗址，在东城墙发现土坯，首次了解三星堆古城城墙的结构、夯筑方法和年代，共发掘面积1075平方米。
1988年10月~1989年1月——第7次联合发掘三星堆遗址，对三星堆土埂进行试掘，确定土埂为内城墙的南墙,发掘面积3415平方米。
1986年8月20日~9月17日——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金、玉、石等珍贵文物1302件（包括残件和残片中可识别出的个体），象牙67根，海贝约4600枚。
1986年8月14日——距一号坑东南约30公尺处发现二号祭祀坑。
1986年7月18日~8月14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联合发掘祭祀坑，编号为一号坑。出土铜、金、玉、琥珀、石、陶等器物共420件，象牙13根。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在第二发掘区取土时发现祭祀坑，挖出玉石器。第6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共发掘面积250平方米。
1986年3月~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县联合，第5次发掘三星堆遗址，揭露出探方面积1200平方公尺，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上限推至距今5000年前，发掘面积1275平方米。
1984年3月~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第3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在西泉坎发掘出龙山时代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堆积，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的上、下限。发掘面积160平方米。
1985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第4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现三星堆土埂为人工夯筑，调查发现东城墙和西城墙，首次提出三星堆遗址是蜀国都城的看法,发掘面积175平方米。
1982年11月~1983年1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第2次发掘三星堆遗址，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陶窑，发掘面积100平方米。
1980年~1981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首次发掘三星堆遗址，揭露出大面积的房屋基址，发掘面积1225平方米。
1963年——1963年 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发掘三星堆遗址。由著名考古学家、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汉骥主持。
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再次调查三星堆遗址。
1951年——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大片古遗址。
1934年3月——葛维汉、林名均等在真武村燕家院子附近清理玉石器坑， 并在燕家院子东、西两侧开探沟试掘。
1934年3月1日——葛维汉、林名均抵达广汉。
1932年——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提出在广汉进行考古发掘的构想并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的批准。
1931年——英国神父董宜笃四处奔走，使1929年出土的玉石器大部分归华西大学博物馆。
1929年——在三星堆遗址真武村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三、四百件。
下午的时间过的很快，展览结束的广播响起时，我们还没顾得上去四号馆。行程不总是完美的，但好在参观时人不多，也算收获满满。三星堆博物馆我觉得是值得一去的，不过听说节假日和周末的人都很多，想去的朋友记得提前安排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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