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联邦气候政策再现剧烈摇摆；今年以来，伊朗危机所引发的能源供应焦虑，也让“能源独立”与“能源转型”之间的张力再度凸显。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节点上，国际社会在追问：全球气候行动是否正在失去方向？

与此同时，AI狂飙下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在美国多地遭遇社区反弹，全球南方国家对技术繁荣背后的环境代价也愈发警惕。围绕这些关键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专访了正在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能源与环境政策教授凯莉·西姆斯·加拉格尔（Kelly Sims Gallagher）。作为全球知名气候与能源政策学者、美国前政府气候事务顾问以及中美气候外交的重要亲历者，加拉格尔长期研究政策如何推动清洁能源技术扩散，并对中国能源转型和中美气候政策互动保持了二十余年的持续观察。她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高级顾问、美国国务院特使办公室高级中国顾问，深度参与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前后的中美气候谈判。

在访谈中，加拉格尔回顾了自上世纪90年代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确认“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导致”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政策演变，并直言今天气候变化的冲击“比科学家最初预想的来得更快、更强”。她认为，尽管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逆转拜登时期的绿色政策遗产，但美国清洁能源的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已由市场力量驱动，“市场力量已经超越政治阻力”；而在地缘冲突加剧背景下，能源安全危机既可能迫使部分国家短期回归煤炭，也可能反过来加速各国转向本土清洁能源。

加拉格尔

“我们其实已经被警告过了”

澎湃新闻：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在应对气候危机上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加拉格尔：我在90年代初上大学时，就对气候变化问题产生了兴趣。当时很多人还没关注到这个领域。1995年，IPCC发布了第二期评估报告，我去了巴尔的摩的宣介会。那次会议对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那是IPCC首次确认：我们所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确确实实可以归因于人类温室气体的排放。

当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讲那些预测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们其实已经被警告过了。普通公众早在1995年，就已经通过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方式，被告知了这些科学事实。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影响，比如欧洲的极端高温，其实当年都已经被预测到了。唯一我想说的是，今天气候变化的影响比科学家当初预测的更强，也来得更早。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似乎比原先预想的还要更糟一点。我确实认为，世界在真正严肃行动这件事上等得太久了。

澎湃新闻：如果从政策行动来看，谁做得最好？欧洲、美国、中国分别处于什么位置？

加拉格尔：如果要论行动，我会把最多的肯定给欧洲。事实上，欧洲在减排方面做得最多。整体来看，欧洲现在的排放量比1990年水平低了大约35%到40%。这已经是非常显著的减排幅度了。

相比之下，美国从那个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模式：先参与谈判、签署协议，然后根据执政党不同又退出协议。因此，美国的减排进展没有那么大，但也不是没有进展。美国目前的排放量大约比1990年低6%到10%，并且大约在2005年前后实现了排放峰值。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实现碳达峰。很多人都在问：中国是不是已经达峰了？现在是不是处于平台期？不过，对我来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达峰之后会发生什么？中国会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某种（碳排放）上下波动、但总体下降的路径？还是会更像欧洲那样，在达峰后出现比较陡峭的快速下降？这将是非常关键的。

澎湃新闻：提到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常被视为先锋，但近年来面对频发的极端天气，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气候适应”上的准备似乎严重不足，这引发了巨大争议。为什么会这样？

加拉格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观察。我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去欧洲，也总是被这一点震惊：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是没有普遍装空调？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缺乏准备？不过，这不只是欧洲的问题。我觉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类似情况。

我有几个解释。首先，在早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时，存在一种对“减排（缓解，Mitigation）”的强烈偏好。当时大家甚至不愿谈论“适应”，因为人们认为，一旦把精力放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上，就等同于承认减排努力失败了，这是一种失败主义。我年轻时也有过这种偏好。后来是我的学生们说服了我，他们让我意识到：气候变化已经发生了，我们必须在继续减排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气候适应。

其次，人们忽略了“减排”与“适应”之间的协同效应。例如，当遭遇强台风或飓风时，如果一个社区拥有“可再生能源+储能（如分布式光伏、微电网和储能电池）”，电网就能迅速恢复，人们就具备了极高的韧性。现在很多美国普通家庭也开始购买屋顶光伏和蓄电池。

坦率地说，在全球范围内，我现在还找不出哪个国家在“气候适应政策”上做得非常完美。不过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其排放量极低但极易受干旱影响）正理所当然地将主要精力放在气候适应上。

“重抱煤炭”与“押注绿能”的博弈

澎湃新闻：在美以伊冲突和能源安全焦虑背景下，很多人都在讨论，重大化石能源安全危机究竟会推动全球加速转型，还是会迫使一些国家重新依赖煤炭。您怎么看？

加拉格尔：坦率地说，两者兼而有之。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油气运输的关键咽喉，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但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一旦油价下跌，大家就会忘记自己的脆弱性；只有当价格暴涨或供应真正中断时，大家才再次猛醒。

但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带来的能源挑战）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拥有了真正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电池和电动汽车。它们在市场上已经极具竞争力，甚至在有些地方比化石能源更便宜。因此，中长期来看，这将促使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加倍投资能源转型。

但在极短期内，确实存在煤炭消费增加的风险。以亚洲为例，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在油气受限的生存压力下，重新启动一座原本已关闭的燃煤电厂往往比新建一整套可再生能源系统更容易、更便宜，这非常具有诱惑力。此外，许多电力部门的决策者也担心大量可再生能源并网会导致电网不稳定。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它取决于各国政策能否在短期生存与长期绿色战略之间找到平衡。

印度丹巴德，一名采煤工人在郊区的露天矿场工作。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如果要避免这种倒退、推动全球更稳地走向绿色能源，您会给各国什么建议？

加拉格尔：我一直认为，能源政策从来不只有一个目标。

最早是能源安全，很多国家也会把可负担性放在重要位置，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制冷、取暖和出行。再往后，还包括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目标。很多国家的问题在于，没有在这些目标之间做好平衡，也缺乏一个统筹兼顾的长期战略。

我认为，中国比较早就意识到一个重要维度——清洁能源不仅是环保议题，也是经济机会，它本身可以带动增长、创造就业。

所以我的建议是，各国都应该用更综合的方式来思考能源政策，把安全、成本、环境和发展等目标一起纳入长期规划。如果真的这样做，长期来看，最安全、最经济、也最清洁的路径，就是“可再生能源+储能+交通电气化”。

特朗普第二任期：市场力量已超越政策阻力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估当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气候与能源政策？

加拉格尔：我们正处于一个混乱和充满矛盾的时期。特朗普总统确实在复制他第一任期的套路——通过司法争端或行政命令，试图推翻所有前任政府制定的环保法规。这听起来对气候而言非常糟糕。

但有趣的是，在美国，市场力量似乎已经超越了政治阻力。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对2026年的预测，今年美国新增的电力装机容量中，将有93%是“可再生能源+储能”。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澎湃新闻：确实，即便面临特朗普新政的政策逆风，美国的太阳能发电量近期也首次超越了煤电。您怎么看这种“市场跑赢政策逆风”的现象？

加拉格尔：最完美的例子就是得克萨斯州（Texas）。得州是美国最“红”（倾向共和党）的州之一。但得州拥有完全竞争的电力市场，市场只选择成本最低的电源。如今，得州的综合风电和光伏装机量已经位居全美前列。这发生在一个盛产天然气的化石能源大州，纯粹是因为绿能技术成本下降得太快了，市场主动做出了选择。

2025年2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安德鲁斯，车辆沿176号公路向东行驶，风力涡轮机清晰可见。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在消费端也是如此。特朗普上台后取消了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导致电动车销量初期出现下滑。但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再次让美国消费者感到了刺痛，进而促使电动车购买量重新抬头。市场力量和消费者的个人选择正在压倒政治信号。

澎湃新闻：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市场之外，州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也在持续推进美国的清洁能源转型。什么是最有效的路径？

加拉格尔：在美国，联邦制的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各州拥有独立制定能源政策的权力。你会发现，很多可再生能源渗透最快的地方，其转型驱动力其实与“环保”无关。

以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的爱荷华州、南北达科他州、得州以及我的家乡科罗拉多州为例，它们能快速实现绿色转型，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非气候维度的考量：

第一，市场与网络基础。竞争性电力市场天然倾向选择成本最低的电源，而像得州这样在电网建设上投入巨大的州，也有更强的网络能力来吸纳和并网这些可再生能源。

第二，“能源生产州”的经济本位。科罗拉多州和州一样，过去是采矿或油气大州。得州前州长曾说“我们支持一切能源”，对这些地方而言，核心叙事不是“我们要为了气候淘汰旧能源”，而是“作为能源生产地，我们需要开发一切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新能源”。

第三，对独立与韧性的文化追求。随着气候适应和韧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美国人对“能源自给自足”的兴趣大增。许多保守派即使不喜欢气候议题，也热衷于购买特斯拉、屋顶光伏和蓄电池，因为他们向往不受大电网制约的、独立且弹性的“脱网”生活。这极度符合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心理。

第四，直接惠及地方利益。在爱荷华这样的农业大州，允许农民出租土地来建设风机，为其创造了切实的第二收入，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极为聪明。

因此，在许多“红州”（偏共和党），清洁能源的成功推进并不依靠“气候变化”的叙事，而是依靠“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个人独立和韧性”。相比于加州、纽约州等“蓝州”高举的环保大旗，红州的叙事完全不同，但最终殊途同归，取得了相同的绿色转型效果。

AI数据中心预计将迎来更剧烈的本地“反弹”

澎湃新闻：伴随AI热潮，科技巨头正在美国各地疯狂建造数据中心，这也引发了强烈的本地反弹。您如何看待这种社区反弹？

加拉格尔：我预计类似的社区反弹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

任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最佳实践都是进行广泛的社区沟通，创造长期的本地就业机会，并扩大本地税收以造福学校和医院。但由于目前AI数据中心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这些高科技公司急于求成，省略了这一繁琐的社区沟通步骤，导致当地居民在发现家门口突然立起庞然大物时产生了剧烈的逆反心理。

澎湃新闻：在地缘政治技术竞争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和科技公司该如何平衡“技术霸权竞争的紧迫感”与“本地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加拉格尔：地方社区和地方官员在做决策时，根本不会考虑什么“地缘政治竞争”或者“美国是否能在AI领域保持全球领先”。他们考虑的是非常务实和本土化的问题：这能为当地创造多少长期工作岗位？能增加多少税收？同时在坏的一面，它是不是在视觉上很丑陋？它是否会产生巨大的噪音？夜间是否会产生严重的光污染？本地的水资源和能源供得起它吗？

这就是美国社会常说的“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而在AI时代，甚至演变成了另一种说法——“BANANA（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one，即‘绝不要在任何人附近建造任何东西’）”。

如果每个社区都说“不”，那么你将在任何地方都建不成任何数据中心。

澎湃新闻：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AI的能源消耗和环境足迹（包括芯片制造、稀有金属开采、电子垃圾、数据中心能耗等）正引发全球南方国家的强烈担忧。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享受多少AI红利，却承担了大部分环境成本。作为气候与能源政策学者，您如何评估AI对全球减排目标的总体影响？

加拉格尔：目前我们仍处于AI发展的非常早期阶段。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AI的算法、芯片和数据中心设计一定会通过创新变得更加高效。

但当前的爆发式需求依然令人担忧。它实际上放大了全球已经在发生的“万物电气化”（交通、供暖的电气化）趋势——这是“信息的电气化”。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一能耗增长会来得如此迅猛，它在很多国家都将成为制约AI发展和增长的物理瓶颈。

全球南方国家的担忧是完全合理的。它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种担忧是正当的。

当地时间2026年5月3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斯特林，一处亚马逊云科技数据中心。视觉中国 资料图

寻找中美绿色竞争下的“不敏感空间”

澎湃新闻：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您曾参与过《巴黎协定》前后的重要工作。结合今天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您认为中美之间是否还有一些具体或相对不敏感的领域，可以维持气候接触？

加拉格尔：我确实认为，还有一些更狭窄的合作领域是可能富有成效的。

比如在气候适应方面，双方可以开展知识交流，分享哪些适应方式是有效的。再比如，双方可以合作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更清洁、低碳、更具韧性的增长。

再比如，如果中国未来能够开始向一些全球气候基金作出更多贡献，那也会成为一种多边形势下的中美共同支持绿色发展的方式。

在技术领域，中美未来会更多处于竞争位置。但我认为，这种竞争未必是坏事，它甚至可能是健康的。中国目前在许多清洁能源技术的全球市场中优势突出。我知道中国国内竞争非常激烈，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确实在很多领域占据主导。我认为，让中国面对一些竞争会是健康的。我也希望美国未来能够在清洁技术领域，成为那个“健康的竞争者”。

当然，在特朗普政府之下这件事不太可能发生，但在未来某一届美国政府下，我确实认为，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排放国，中美有责任共同探索富有成效的多边合作形式。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集体性问题，这两个国家需要作为最大的两个排放体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只是，这种合作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澎湃新闻：美国去年首次缺席COP大会后，一些西方国家觉得缺少了领导者，对未来方向感到迷茫。也有人呼吁对COP机制本身进行改革。您对未来几年的COP机制和多边气候治理有何期望？

加拉格尔：的确，COP的势头已经明显放缓，但我们绝不能放弃这一进程。因为我们即将迎来《巴黎协定》下的“第二次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这一机制能让我们集体审视：我们取得了多少进展？我们还差多少？

虽然在美国缺席的这两三年里，我们很难在COP会议上看到各国提出极具雄心的新目标，更多的绿色突破可能将发生在“国家和市场层面”（例如伊朗冲突后各国自主的能源政策调整），但它几乎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接近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我们必须保持这一机制的运转，锤炼它的制度韧性，因为这套系统在未来人类战胜气候危机的战役中，依然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