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工作被摆上了重要日程。

据新华社，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中国正在从“跟跑”、“并跑”走到一些领域的“领跑”，面对新的“无人区”挑战、旧的“顽疾”区问题，答案逐渐变得只能从源头找。如何正确认识基础研究、我们需要怎样强化基础研究，值得认真思考。

近日，澎湃新闻特别策划《基础研究之要》系列报道，对话基础研究从业者、学者、研究机构负责人，探索“筑基之方”，建言“强基之要”。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梳理了有关基础研究的十大关键议题。

一、如何理解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不仅推动本学科发展，还不断催生新的交叉领域。澎湃新闻美数课工作室统计了1814年以来Nature、Science、Cell每年引用量最高的十篇论文，并进一步追踪到了331万篇引用论文。数据显示，顶刊论文平均跨学科引用占比达到67.3%。研究还发现，基础研究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在17个学科中，平均持续影响时间达到76年；其中有7个学科超过100年。

采访中，很多学者都谈到了基础研究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问题。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认为，做基础研究，既要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也要为“从0到1”保留自由探索的空间。“有些研究内容在当下看似没有实用价值，但做了以后可能会对大自然的奥秘与规则有更清晰的了解，而兴趣，正是‘从0到1’最重要的动力。”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新基石研究员罗敏敏持有类似观点，他以神经科学为例，“记忆的形成、意识的起源、视觉听觉、运动控制等基础问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研究这些基础问题虽然短期内看不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一旦取得突破，将极大加深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也为未来种下希望的种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将基础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而应用基础研究中的“落地型应用基础研究”是当前最薄弱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这类工作既不能产生新理论的创新，也无法产生真正的应用产品，但却是成果能落地最关键的一步。”

“‘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这两者不是对立而是统一关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院长刘陈立说，国家战略需求，比如生物安全、重大疾病诊疗、生物制造，给我们提出了“真问题”，而使命导向的自由探索，给了我们解决“真问题”的“新路径”。

二、为何要强化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何在此时强调“强化”？

根本变化在于中国所处的位置不同了，中国在许多产业已经从落后变为“并跑”，甚至在一些领域开始“领跑”。科技导报发表的一项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竞争格局的研究指出，按照领先度指标，中国在11个重点技术方向实现对美国的“后发赶超”，在9个方向“持续跟进”，在6个方向“重点突破”。

“当你处于世界最前沿时，没有人可以给你技术，你必须自己发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更重要的是，世界正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次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能抓住机遇，就能实现民族复兴；如果错过，就可能再次落后。”

刘陈立则表示，当前我国强化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最核心的使命是换道超车，开辟新域。基础研究不再只是象牙塔里的探索，而是决定未来10-20年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胜负手”。其时代意义在于，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力争在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三、如何分配基础研究经费？

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合理分配基础研究经费，才能让有限的资源产生更多的成果。

林毅夫强调，政府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不能“撒胡椒面”，必须挑选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至关重要的领域，比如芯片、关键材料、生物医药、能源安全、农业育种等。“要支持那些具有共性和重大平台作用的基础项目，一次突破能带动多个领域。”

以美国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的资助项目中已逐渐显露出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布局轨迹。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累计投入是所有关键技术领域中增幅最明显的。2020年代之后，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资助金额超过此前40年投入总和的两倍以上。此外，美国在量子信息、网络安全、半导体微电子等领域的基础学科投入也在快速增长。

在钱前看来，基础研究经费的分配最重要的是持续性，基础研究想要获得真正的突破，需要长期坚持，因此也需要经费保持连续支持，“从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角度来说，大家其实对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都有长期主义的情怀，并不怕‘坐冷板凳’，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长期主义者，都有放心‘坐冷板凳’的机遇。”

四、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

强化基础研究意味着需要增加相关经费投入，同时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

林毅夫表示，基础研究经费的来源上，发达国家的占比分配是：政府40%、企业40%、社会20%。“鉴于我们的企业过去习惯了引进吸收，积极性不高，社会基金会也较少，政府必须做得更多，占比应达到50%甚至更高。”

为激发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林毅夫建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企业开发出的新产品有利可图，同时，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分担基础科研的风险，让企业愿意投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政研究室副主任席鹏辉建议，建立中央财政主导、地方财政配套的基本投入格局，形成中央统筹引领、地方协同参与、社会资本补充联动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对于地方政府投入基础研究的资金，中央财政可考虑给予一定比例的配套支持；还可以支持发达地区设立区域性基础研究基金，整合区域内科技资源，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此外，可根据基础研究投入占企业R&D比重给予累进式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五、基础研究评价体系需要如何改进？

评价体系是重要的指挥棒，强化基础研究，需要改进当前存在的一些“顽疾”。

多位学者建议基础研究的考核要“长周期”，比如，钱前指出，通过非常频繁地量化考核催促未成熟的果实落地，这实际上是拔苗助长。林毅夫建议，有些学科、有些领域的考核周期可以延长到5年、10年甚至更久，“要知道有些科研领域一旦取得突破，就会影响深远。”

其次，受访学者也提到，基础研究评价体系需要弱化量化指标、增加同行特别是国际同行评议，给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成长的土壤。

林毅夫表示，我们缺乏足够多的学术大师来同行评议，只能依赖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形成“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局面，这使得科研人员不愿去做周期长、风险大、难以发表成果的原创性攻关。

“要下决心培养我们自己的学术大师，甚至邀请国际大师参与评议，逐步建立国际化的评议平台。还要给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真正的学术自主权，让他们有能力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原创思想，而不是只看论文数量。”林毅夫强调。

罗敏敏则提到，如果评价体系过于注重量化指标，可以会导致学术造假情况，在必须坚决打击学术造假的同时，在外部监督方面，应鼓励原始数据和代码开放、透明、共享，将原始数据和代码公开，让造假难度增加，同行也更容易验证。

六、如何支持科技人才？

在谈到对科技人才的支持方面，林毅夫认为，可以为优秀的青年博士提供5到10年的长期稳定资助，减少短期考核，让他们自由选题、组建团队。同时，要改变当前僵化的“非升即走”制度。此外，要保障其收入、住房，减少行政干预，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大的人才评价自主权。

七、新型研发机构如何助力？

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这也是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被强调的内容。

新型研发机构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等特点。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是一家新型研发机构，院长王仲远认为，新型研发机构主要是链接高校和企业，同时弥补其创新方面缺失的部分，“我们的定位是做高校做不了、企业不愿意做，尤其是企业暂时不愿意做的一部分科研创新。高校做从0到1，新型研发机构做从1到10，企业做从10到100。”

八、为何要弘扬科学家精神？

强化基础研究工作需要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质，需要弘扬科学家精神。

丘成桐认为，科学家精神是为了探寻大自然的奥秘，找寻科学的客观规律，而非谋取个人名利。

在罗敏敏看来，科学家精神最重要的品质是“求实”和“开放包容”。“真正的科学家首先是好奇而真诚的人，他们追求真理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而不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获得奖项。”

九、我们需要营造怎样的科研环境？

科研环境是土壤，在许多从业者看来，目前最需要的是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环境。

“我们要给科研人员一个能够凭兴趣探索自然、钻研学问的环境，让他们守住这份初心。”丘成桐说，不能让年轻人一生的志趣都围绕拿“帽子”、当院士，得到诺贝尔奖。做学问的目标，应当是发现大自然的真与美。

在钱前看来，真正的创新环境，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只有尊重科学规律，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要减少过程干预和评价，让创新的果实自然成熟。

十、如何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一个人走会走得快，一群人走会走得远。”在谈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时，刘陈立这样强调，有很多人类共同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目标是需要合作的，特别是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优势互补。

林毅夫认为，我们需要主动参与甚至引领全球科技治理。比如，可以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主导制定技术标准。另外，还可以创办中国的顶级学术期刊。最需要的是培养更多国际顶尖大师，并让他们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