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师小兔和外卖员匠仔

大家好，我是小兔。

今天是我在二手书店“半溪”当咖啡师的第一天。

趁老板中午去社区里的小哥食堂吃饭，我偷偷看了下他工作的电脑，没想到他记录下我们几个人聊书的故事。

那么我也记录一下自己最近读的书。

之前在我的建议下，老板在店里卖起了咖啡。当然，在某幸和某迪的9.9元攻势下，“半溪”的价格并没有什么优势。“习惯了低价的消费者，很难下定决心走进一家看起来价格高昂的店铺，并在里面消费。”这是我从《45度的人生》这本书里学到的。

所以，我们把价格定在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区间，但生意并不怎么样。相比位于上饶市广丰区，平均一天卖出六七十杯咖啡的韩香梅咖啡馆（《二手生活：返乡青年，把大城市生活复制到县城》），我们一开始每天只能卖出六七杯，在我再三建议下，老板才不情不愿地把店上线了外卖平台。但在生意逐渐向好的时候，老板又有些不情不愿起来……原因是店里就他一个人，做咖啡时就不能兼顾二手书生意了，虽然二手书没什么人来买，但偶尔也会出现忙不过来的时候。

于是，一半自作自受，另一半也心甘情愿，我成为了这家二手书店的咖啡师，当然我的工作主要是按下咖啡机的按钮，收银，处理外卖订单这些，还没有时间去学习咖啡技艺，原因自然是翻译工作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毕竟这才是我养活自己的重要收入来源。

和《大学毕业，上岸保洁》故事里的周清类似，我在前公司时，同样感受到领导对我的不满，以及言语的打压。“那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一想到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她就十分痛苦。身心疲倦下，她裸辞了。”我也选择了炒老板鱿鱼，但自己家里蹲做翻译的日子并不愉快，每天工作进度非常缓慢，和男朋友整日吵架直到分手，所幸还有高千、匠仔他们在我身边，“人生见底了，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在北上广和老家跑来跑去的年轻人》）

和有一技之长暂时不用找工作的我不一样，周清“不得不‘向下’寻找，离开白领招聘的池子，寻找一些体力劳动工作机会”。她的临时选择是保洁员，“当时开出的月薪水平是八千到一万元”。说实话，我一年的翻译收入折算下来，也没有那么多。据文章说，“订单多的时候，一天能挣1000多元”，高千看了后也说，这比她当白领还高。

高学历的年轻人，热衷去干体力活，似乎已经不再是新鲜事，比如“大学毕业去当宿管”，但“新的圈层，有新的问题”，《高学历年轻人，为啥热衷去干体力活儿》这篇文章就提到：

办公室里的年轻人干体力活儿之所以感觉快乐和自由，是因为他们一旦承受不了，还有返回办公室的退路。一旦真正决心自绝后路，成为一名完全的体力劳动者，一切就开始变得可疑起来。

比如一位曾经去快递站做分拣员的大学生，一天就累得体力不支，逃回奋斗十多年才考上的象牙塔庇护所。他的结论是：“干体力活儿可以，但要远离快递站，那里净是一些真正的体力活儿。”

那么，选择“轻度劳动”可不可以呢？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偶尔送单的匠仔，就说过有一次他和另一位小哥一起等餐，小哥抱怨说，都是你们这些兼职跑单的，抢走了我们的生意。《高学历年轻人，为啥热衷去干体力活儿》这篇文章同样持这种观点：

对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言，一些干体力活儿的办公室人是闯入者，他们让这些人无干体力活儿可干。

一个群体看似自由的选择，实际上正在挤占原有的体力劳动者本就不易的生存空间。应当把一些有限的工作岗位，让渡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匠仔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说，他并不会因为这些生意就放弃每天上下班时的跑单。他很需要钱（并不是因为高千物欲很强，恰恰相反，高千的“贤惠”让我嫉妒，匠仔攒钱更多地是为他们的将来考虑），每天这么一两单虽然只是“蝇头小利”，但能从办公室里出来，“换换脑子”，对他自己也很重要。“我想买些东西时，给自己规定只能用送外卖赚来的钱来买，就不会再‘剁手’了。”

这篇文章里说，年轻人急于摆脱脑力劳动带来的匮乏感和磋磨感，这正在成为一种群体情绪。比如从大厂离职的张斐就选择了到北京的星巴克摇咖啡，“高强度的体力活儿险些把她击垮。她每天要连续站8个小时，每小时顶多能休息十分钟，上厕所都要申请，手机更是不能碰”。

虽然有网友质疑星巴克的这段话的真实性，但我觉得，文章的目的是点出这一句，“关键是，许多真正的体力劳动者，社会上升通道是完全闭塞的”。店员最多只能做到店长，进不了管理层，“如果成为一名真正的体力劳动者，自我成长几乎为零”。这可能也是匠仔刚注册兼职外卖骑手时，接到外卖平台电话后的想法。尽管他在体制内也是“一眼望到头”。

一个良性健康发展的社会，应当追求为年轻人提供更广阔的上升通道和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类型。

匠仔说他很感慨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无论是体制内的小职员，抑或是外卖小哥，他的双重身份，都需要上升通道。

现在来说回我自己，尽管我离开工作岗位很久，一直靠着翻译工作并不丰厚的收入，以及在高千帮助下的投资收益过日子。但“现在的日子，至少踏实很多”，和那位上岸保洁的周清一样，我也“不想回到之前那段在迷茫和自我怀疑之中内耗的日子中去”。

我曾经也想过再找另一家出版社工作，但和985”应届硕士苏梓文一样，只有两家出版社给我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小镇做题家回流小镇》），我也习惯了在这座城市生活，不想离开匠仔、高千，还有店长。那些“在北上广和老家跑来跑去的年轻人”，在我看来就是穷折腾。

但是和那些刻苦攻读博士的人一样，长期的案头工作，让我也变得“腰有问题，脖子有问题”（《读博的滋味》），有意思的是，这位博士在文章最后，还在等待工作，他“甚至不求一间办公室了，只要有个工位，有个北京的编制他就满足了，‘看看书，写写论文’”，我对匠仔开玩笑说，虽然你没读上博士，但这位博士梦想的生活，你却轻易得到了，算不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呢？匠仔则用书里的话来回应我：“成功的路径越来越少，只剩下考研、保研、考公几条。轨道内的人向上飞升，轨道外的自己则向下坠落，越发迷茫。”（《这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化越来越难》）

当一切后退，人们转向保守与求生本能。在《藤校生制造藤校生》这篇文章中，徐津将这总结为经济疲软下的实用主义倾向。也只有在这间二手书店里，我们几个人才会聊“喜欢什么书、什么电影，未来想做什么？”高千的回答必然是努力考证，她得考CPA。

和《年轻人困于考证》中的很多人不同，高千对自己的目标认识非常清晰：要考本行业国家认可的最高级别证书，例如注册会计师、一级建造师这种。但匠仔则不一样，他在体制内随波逐流去考过中级经济师，但第一次考试失败后没有能够再次坚持。他开玩笑说，和那位从三本学生成为高校老师的卫辉一样，自己许多考试，都得考两回。比如四六级各考两回，考编制考两回……幸运的是，因为高千，匠仔的父母没有那么大的“朋辈压力”。

尽管和卫辉一样有着学术梦想，但匠仔明白，自己本身没有慧根，没有家学渊源，没有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也不是从名校读到名校，而且同样“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地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他选择走自己的一条路。

人生不该设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获取知识的方式”。

当我读到这句话时，第一时间转发给了匠仔和高千。

和目标明确的高千，走自己道路的匠仔不同，我更喜欢《留学生下沉到县城》里曾燕给母亲写的一段话：

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也没啥大的追求，就想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多尝试、多体验一下人生，成长、成熟，好好陪伴我的家人，这就是我当下对待人生的态度。

所以，我选择了现在的人生，带着工作来到二手书店，帮老板照顾一下生意，中午他去社区小哥食堂吃饭并给我打饭，这段时间我就一个人看店。尽管老板说店里卖出的咖啡，净利润都给我，但我也知道卖咖啡赚不了钱，主要也是给自己“换换脑子”。和《藤校生制造藤校生》中的项迁一样，我追求的是从容之道，这种自信能增强人在压力和逆境中的幸福感，并提供了感受自由的能力，而从容之道，意味着（通过努力、能力、行为表现）获得，购得，得到。

接下来，我可能会学习《二手生活》中那几位复刻大城市生活的返乡青年，比如对咖啡一无所知的“阿糖”陈宇堂，都靠着在网络上搜索视频教程，学习制咖啡的手艺，我背靠着匠仔的“体制内”资源，想要学习肯定有的是机会。虽然我没办法给这间店弄出时髦大胆的装修，也做不出花样百出的菜单，但我应该能建议店长“共同营造出一种生活方式发生的场景”。像李萝就在咖啡厅之后开设了茶室，在冬天围炉煮茶，更受欢迎。

我，匠仔，还有高千，三个人都有硕士头衔。硕士学位让高千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匠仔也在硕博生争夺基层岗位编制的新闻中顺利上岸，而我，也曾经欣喜于硕士学历能为自己的职场竞争力“镀金”，从没想过两年后毕业时，硕士头衔带来的增益会这般骤降。而且，在许多人（包括父母）看来，和在出版社这样相对体面、稳定的工作相比，卖咖啡对于英语高材生来说，太浪费了。

这让我想起一位书友在APP上的评论：年轻人其实不怕脱下长衫进厂打螺丝，只怕这长衫是父母进厂打螺丝才给他穿上的。

幸运的是，父母能够支持我的决定，而对我来说，更感动于另一位书友的评论：

在极度内卷的当下，能否找到自己的热爱，哪怕一点的热爱，也是支撑一个人能否坚持下去的一个极大的动力。

爱书，爱翻译，爱咖啡，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坚持下去呢？

恐怕只有老板想要放弃吧。

得把他绑到和自己一条船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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