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学术圈，“一稿多投”几乎是人人喊打的学术不端行为。期刊在投稿须知里明令禁止，学界将其与抄袭、伪造数据并列，作者一旦被发现，往往面临拒稿、拉黑、公开谴责的惩罚。
但一稿多投真的违法吗？
当我们翻开法律条文、追溯规则起源、审视现实生态，会得出一个颠覆常识的结论：
一稿多投，本质上是作者的合法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第三十五条，是期刊反对一稿多投最常搬出的“尚方宝剑”，其规定：
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但在当前实践中，这条法律被期刊断章取义地使用，却掩盖了三个关键法理真相：
首先，法律只授予期刊最长30天的审稿决策期，逾期作者有权另投。
但现实中，几乎所有期刊都以“双方另有约定”为由，单方面把审稿等待期拉长到3个月、6个月甚至更久、把“未收到录用通知”偷换为“未收到任何回复”，从而实现对法定规定的蓄意架空。
因此，作者的“一稿多投”，很多时候不是恶意投机，而是被超长审稿周期逼出来的无奈选择，毕竟谁也耗不起遥遥无期的等待。
其次，期刊对于一稿多投的禁令，法律效力几乎为零。
202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二条规定：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对“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予以明确规定。理论通说认为，构成要约必须是向特定相对人所作的具有确定内容的意思表示,且这样一种意思表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
期刊稿约、作者投稿均非要约而是邀约邀请。
这意味着，期刊单方面写在稿约里的禁令，不构成对作者有约束力的合同条款。
法理上，只有双方签订书面形式的专有使用权合同，才能真正限制作者的投稿行为。没有这份合同，期刊无权以“行规”惩罚作者。
最后，更值得警惕的是，期刊动辄将作者列入“黑名单”并公开谴责的做法，早已触碰法律红线。
全国首例因一稿多投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便是典型例证。
1999年1月，《青年与社会》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刊发了特稿《不受<青年与社会>欢迎的人》。
不受《青年与社会》欢迎的人
文章将剽窃和一稿多投相提并论，把作者杜先福列入“黑名单”公开发布，且使用侮辱性言辞，导致作者社会评价降低、稿件遭拒。
同年5月，杜先福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青年与社会》杂志告上法庭。
同年1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杜先福虽有一稿多投的行为，但杂志将一稿多投视为剽窃、抄袭行为予以批评、谴责也是不妥的，而且在批评文章中使用了过激言辞，有辱他人人格的内容，而《青年与社会》通过杂志这种媒体对此进行了传播，在一定范围内给杜先福的名誉造成了影响，故杂志社侵犯杜先福名誉权的事实成立。
这一判例清晰表明，未签订专有使用合同，期刊滥用“黑名单”、公开谴责等手段处罚作者，于法无据，作者可依法起诉维权。
由此可见，法律从未将一稿多投定为违法，而真正越界的，是期刊用“潜规则”替代法律规则。
一稿多投被认为涉嫌学术不端的观念并非古已有之，其历史并不悠久。这项规则的源头，是西方顶级学术期刊的商业利益保护。
1969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主编英格尔芬格（F.Ingelfinger）宣布：不再接受“已在其他刊物发表，或已向其他刊物投稿的稿件”，这便是一稿多投禁令最开始的雏形“英格尔芬格规则”。
1979年，英格尔芬格的后任雷尔曼（A.Relman）进一步推出“媒体禁制令”（News Embargo），最重要者为如下两条：
一、周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每周四上午面世之前，内容严格保密；
二、新闻媒体必须在周四上午禁制令解除之后，才可对杂志内容进行报道。
继《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推行媒体禁制令之后，各大顶刊Nature、Science、Cell、The Lancet（《柳叶刀》）等纷纷步其后尘，使该项禁令已成西方科学顶刊的行业准则之一。
这项禁令背后逻辑很直白，Nature、Science、柳叶刀等顶刊是私营盈利机构，科学新闻直接影响销量、广告和股价，禁止一稿多投是为了垄断首发权、抢占商业利润。
但中国的学术期刊生态却完全不同。
国内期刊几乎全部由国家或公立单位资助，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科学新闻没有商业竞争价值，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也不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期刊界照搬西方为商业利润制定的规则，对一稿多投行为进行禁止，其合理性仍有待商榷。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原本旨在规范学术发表秩序的一稿多投禁令，在国内学术期刊的实操中早已严重泛化，彻底偏离了维护学术公平的初衷，演变成漠视作者权利、维护期刊霸权的“霸王条款”，各类不合理、双标化的规定层出不穷，让投稿作者陷入被动又无奈的困境。
笔者调研发现，部分期刊在界定一稿多投时，公然采取内外有别的歧视性规则。
已以其他文种发表过的文稿，不属于一稿多投。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这意味着，同一篇学术成果，先发表英文版本再投中文期刊，完全合规；但若先投中文期刊，再做其他发表安排，则会被直接判定为一稿多投。
这种赤裸裸的“崇洋双标”，既违背了学术公平的基本原则，也折射出部分期刊对本土学术发表的偏见与不公。
前面提到，《著作权法》赋予了期刊最长30天的审稿决策期。
但笔者调研发现，在中国知网平台以“一稿多投”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去除重复数据后，2020年以来，共有91种期刊发布了对于一稿多投行为的禁制公告。其中，仅13种期刊的审稿决策期在法定的30天内，37种期刊没有明确公布自己的审稿决策期，各类超长等待期条款则更是屡见不鲜：
凡投稿6个月未收到用稿样刊的，作者可自行处理，本刊不再另行通知。
——《资源与人居环境》
如作者在4个月内未收到刊用通知，可以另投他刊，但须及时告知本刊。
——《海军医学杂志》
文稿自收稿之日起，6个月内本刊发出是否录用通知，若超过期限，请及时向编辑部查询。
——《锅炉技术》
这些远超法律上限的要求，完全无视作者的毕业、职称、结题等核心学术需求，将期刊自身的审稿惰性，强行转嫁给作者承担。
更有甚者，部分期刊将一稿多投的禁止范围无限扩大，彻底超出学术发表的合理范畴。
所投稿件必须是作者原创，实行文责自负，且没有在其他公开发行的刊物、微信公众号及网刊上发表过。
——《初中生辅导》
上述文本将学术发表的严苛禁令，套用到所有公开传播渠道，混淆了学术发表与大众传播的边界，严重侵害了作者对作品的合法传播权。
这些泛化、畸形的禁令条款，早已不是为了守护学术秩序，而是期刊用来拖延审稿、规避责任、垄断稿件的工具，让本应双向平等的投稿关系，沦为期刊单方面的强权管控。
近年来，期刊始终将“维护审稿秩序、避免学术资源浪费”作为禁止一稿多投的核心理由，把作者塑造成破坏规则的“违规者”，却刻意回避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学术发表效率低下的根源，从来不是作者的一稿多投，而可能是期刊内部的管理失序。
大量实证数据显示，影响稿件处理速度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审专家审稿慢，而是编辑部复审环节的严重拖延。
在稿件处理流程中，外审环节通常有明确的时间约束、规范的催审机制，专家审稿效率相对可控；但编辑部的复审环节，却长期处于“管理真空”状态。
武汉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
有的期刊复审所耗时长超过了外审专家的审稿周期。在期刊实践中，同行评议的周期是编辑部稿件运转的重要关注点，但是，编辑部对编辑的复审周期却没有进行严格的控制，主要依靠不同编辑个人的责任心、自觉性、主人翁意识而定，存在着无严格监督、无明确时长制度规定的“管理真空”状态，复审工作经常被拖延。
由此可见，部分期刊复审耗时远超外审周期，可能是作者稿件发表路上的最大“堵点”。
作者为了毕业、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结题，不得不与时间赛跑，而期刊却以模糊的规则、低效的流程消耗作者的核心学术时间。
一边是期刊内部流程拖沓、管理松散，从不主动优化审稿效率、压缩处理周期；一边是用最严苛的禁令捆绑作者，惩罚作者为求生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这种只严苛约束作者、不规范自身行为的规则，本质是权责严重不对等。
学术发表的核心是知识的快速传播与交流，期刊作为学术传播的核心载体，理应承担高效审稿的责任，而非将自身的管理漏洞，转嫁为对作者合法权利的限制。
2025年4月21日，期刊《天府新论》发布投稿提示，提出“对于一稿多投行为不纳入黑名单管理”。
©天府新论
《天府新论》不再将一稿多投纳入黑名单管理
同年9月，《天府新论》2025年第5期登陆知网，封面不再标注“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证实了其未能继续入选2025-2026版CSSCI来源期刊及扩展版目录的传言。
在学术声誉和社会声誉的抉择中，什么才是学术期刊正确的选择？
[1] 占莉娟,孙绪壕,周子云.学术期刊作者投稿体验的情感感知及关注焦点——以某学科CSSCI(2023—2024年)来源期刊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5,36(11):1546-1555.
[2] 穆蕴秋,江晓原.金钱与期刊：媒体禁制令及一稿多投禁制[J].读书,2024(12):148-158.
[3] 蒋华林.学术场域“一稿多投”的生态、权界与衡平规训——基于法律社会学视角的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06):118-127.
[4] 童晓宁,官晋东.都是“黑名单”惹的祸──全国首例“一稿多投”引发的讼案与思考[J].新闻记者,2000(08):46-49.
[5] 天府新论.《天府新论》投稿温馨提示[EB/OL]. (2025-04-21). https://mp.weixin.qq.com/s/5oVglNcggE1GZ8OuK_p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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