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兴忽来诗下酒

“呦，池莉严选！”

匠仔一进书店，就看到了老板新近想出来的策划，他在书架的其中一栏贴上了一个醒目的标签，架上则摆着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奥兹的《爱与黑暗的动物》，还有《哈姆雷特》《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这些文学名著。

“以后有机会收到柳亚子《承桴日记》，再摆上去，”老板扬了扬手里的《人生在世，自作多情》，表示已经读完了，“她提到的好几本书我都挺感兴趣的，比如于光远老人写外孙女的《非非，我的观赏动物》，我就挺想看的。”

“个人再渺小，也有自作多情的权利，”我给匠仔倒了杯拿铁，“不是说池莉的‘自作多情’并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意思吗？那她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如果单看辞典的解释，”匠仔从书架上搬下来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指给我们看，“‘一厢情愿地做出种种表示，想以此博得对方欢心。’感觉就是在说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了。但池莉笔下的‘自作多情’，或许可以理解成并未得到回报的情感投入。”

“展开说说。”店里就我们几个在聊闲天，老板举杯示意匠仔说得再清楚些。

“其实辞典的释义也可以理解成，为了‘得到对方欢心’这个目标，自己投入了许多，包括金钱、时间，还包括自己的情绪能量，”匠仔解释说，“但往往这些投入，是得不到对应的回报的。池莉曾经创作过一部小说《生活秀》，按她的说法，‘全国报刊的纷纷转载，各种改编接踵而至……电影《生活秀》获国际电影节大奖’，那可以想见的是，池莉对这部作品会报以更多期待，也就是投入了许多的情绪能量。”

“结果那部小说并未获奖。”

“对，那一届的全国中篇小说最高奖并未颁给《生活秀》，这对于多年来接连斩获各类奖项的池莉来说，是一件非常出乎意料的事，她也意识到自己善于自作多情，一方面会因为各种甜蜜美好的事而感动，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在各种事情上投入自己的情绪能量，导致自己情绪波动，”匠仔说，“池莉在书中写了许许多多自作多情的事，比如为吉庆街写一篇碑记，她绞尽脑汁，倾注情感，最后发现石碑已经与绿植杂草融为一体，灰头土脸混同于大街的纷乱与嘈杂。”

“但池莉仍然感慨，自作多情好。比期待他者多情好太多，”我对着老板笑了笑，“人生在世，要善于对自己自作多情。”

“其实我对‘自作多情’的理解，稍稍有所不同，”老板看向我，“还记得池莉在开会时质疑新码头的建设吗？”

武汉有知名的长江游轮知音号，而其码头在建设时，池莉作为专家之一参加过论证会。她的意见是，因为武汉有一座老码头，就在拟选新址附近。老码头历史悠久、沧桑巨变，传奇故事，可圈可点，可不可以就地改建利用呢？

“显然，池莉对老码头是偏爱的，对老码头也投注了许多感情，但现实则是新码头仍然动工了，不以她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匠仔感慨地说，“不过她同样偏爱的江滩的大树，就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所以我理解的‘自作多情’，是一种并不理性，在经济、效率上并不合理的选择，也就是在浪漫与现实中偏向于浪漫，”老板想了想，又举出池莉在东湖绿道工程启动时的行为做例子，“她不想听复杂的现实情况和难解的问题，只要求无损于东湖水质、水面面积和四周天际线。这就是她对东湖的自作多情。”

“但这不是应该的吗？开发反而影响生态环境，那多划不来啊。”我坚定地站在池莉这边。

“现实是只要你进行开发，工程一建起来，水质总会有所影响，而且建了绿道，水面面积在表面上看也会减小一点，”匠仔解释说，“这种‘自作多情’，可以理解成一种偏爱。”

“说到偏爱，池莉甚至把文学作品视作她的栖身之所，”我从书中找到那篇在标题就强调“自作多情”的文章，“她愿意将自己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献给栖身之所，以自作多情的偏爱溺爱自己的栖身之所。这个栖身之所既是物质化的家乡和家，更是非物质化的文学作品。”

“尽管在当代文学中，池莉还不算一个特别重要的考点，”老板很尴尬地表示，这本书居然是他读的第一部池莉作品，“我有机会的话，也想读一下她写的《请柳师娘》和《看麦娘》。”

“话说回来，我更感兴趣的是她在聊纳博科夫时，对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那一段长长的对话，”匠仔坏笑着看向我们，“两位文学青年，你们怎么看呢？”

“这时就要甩出我藏了好多年的‘（日本）现代文学地图’了，”老板在手机上一顿操作，然后在聊天群里发了一张图片，“相对于池莉含糊不清的表述，这张图显然更有意思一些。”

“村上春树在原点呀。”这个地图以“个人—社会”为Y轴，“物语—言语”为X轴，设计了平面直角坐标系，其中村上春树刚好位于原点位置，即个人与社会的平衡，物语与言语的平衡。

“日本有两个很知名的文学奖，直木奖和芥川奖，我以前一直以为直木奖颁给通俗文学，芥川奖颁给纯文学，”匠仔仔细对比了一下名单，“但按照这个地图，芥川奖的获奖者石原慎太郎、村田沙耶香、又吉直树他们都在物语这个半区里啊。”

“不过言语半区里，也有芥川奖的得主大江健三郎、多和田叶子、朝吹真理子等等，”老板笑着说，“我们不妨以作品举例，三浦紫苑——这位在个人—物语区的作家，她写的《强风吹拂》《编舟记》《哪啊哪啊神去村》，你们认为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呢？”

“我感觉是通俗文学，但和池莉说的通俗文学似乎不是一回事，”我仔细翻阅了一下池莉对通俗文学下的定义，“通俗易懂、悬念丛生、故事曲折、引人入胜……言情、科幻、悬疑，我感觉大家的定义并不相同。”

“其实池莉说的通俗小说，应该是类型小说，它们的共通点是能总结出若干套路来，”老板解释说，而在这张地图里，即便是推理作家如宫部美雪（位于社会—物语区），她的《火车》等作品也重点在于揭露社会问题，而不会把笔力用在破解不可能犯罪上。

“换言之，能上图的，都不是池莉所谓的通俗小说，像东野圭吾他们是没资格上桌的，尽管东叔可能赚得比图上大部分作家都多，”匠仔突然一顿，“那池莉自己写的呢？”

“大概在物语这个半区吧，我觉得可能是个人—物语，”老板刚才还滔滔不绝，现在就变得结巴起来，“等我下回读了她的书再说，现在就判断有些武断了。”

“其实我挺喜欢池莉说的那两句‘雅兴忽来诗下酒，豪情一去剑赠人’，”匠仔去跑晚高峰的外卖后，老板一边收拾一边对我说，“有一种‘雪夜访戴，怀民亦未寝’的疯批感。”

“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吧。”我仔细想了下，雪夜访戴是王子猷干的，怀民亦未寝则是苏东坡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做一做这样的事情，”老板笑着打开了手机相册，“在每一天严丝合缝的日程规划中，加入突然停顿的瞬间，比如我昨天下午出门送外卖的时候，一阵风吹落了漫天梧桐。”

而池莉的书就飘荡在秋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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