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文学素来以聂鲁达的诗歌而闻名，未成想到了世纪之交，因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罗贝托·波拉尼奥，而在小说界猛然昂首。他在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震动西语文坛，进而享誉欧美。其身后出版的巨著《2666》更让评论家将他与普鲁斯特等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比肩。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集结了波拉尼奥14篇令人困惑的小说。他的语言飘忽，充满迷幻的诗意。「勒菲弗画出来的语言，就像草屑。话语仿佛在风中飘动，是东风，是高低不平的草原，是一个正在破碎的锥体。」用他对一位虚构诗人的评语来形容他自己，再恰当不过了。

在他凌乱的叙事背后，总能让人看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一个黑洞，抽走值得憧憬的一切，留下他的人物们在温吞而绵长的绝望中四处游荡，好像是在寻找，好像是在逃亡。

▼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1953-2003）

波拉尼奥生于1953年，一场席卷拉美的剧变的前夜。自19世纪纷纷独立以来，拉美各国走在殖民时期的老路上，依靠向欧美工业化国家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度日。那是一个属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时代。拉美翘楚阿根廷仅依靠出口牛肉和羊毛，就获得了超越法德的GDP，位居世界第六。

这场大梦在1929年惊醒。发达国家的大萧条导致外需崩溃，无数贫民拥上街头，把一个个民众主义领袖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们高举民族工业的大旗，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附。这场成就斐然的大潮到了60年代，也就是波拉尼奥的少年时期，已是强弩之末。内需不足和出口乏力（商品缺乏竞争力）让经济陷入滞胀。拉美各国的国际收支恶化，财政赤字增加，失业居高不下。

1968年，波拉尼奥举家迁往墨西哥。是年，墨西哥城即将迎来在第三世界国家首次举办的奥运会。而大学生们则认为与其靡费2亿美元公帑博取虚名，不如用来解决国内贫困。在奥运会开幕前夕的10月2日，约5000名学生聚集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和平示威。结局是军队开枪，数百人死亡，而奥运会正常举行。从此，15岁的波拉尼奥放弃学业，成为一名记者，投身左翼运动。

▼1968年，墨西哥城的装甲车

祖国智利的局势比墨西哥更加晦暗不明。60年代末，智利在短暂的经济增长后再度面临滞胀与财政赤字。在1970年的大选中，左派候选人阿连德在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的情况下，被议会按照宪法推举为总统。

激进的国有化政策开始了，大铜矿，大农庄和大型私有企业无一幸免。和当年推行集体化的苏联一样，新政引起了有产者的激烈抵制。农民杀掉牲口，矿场的管理人员辞职。混乱带来减产与衰退。工人罢工频仍，屡屡酿成骚乱。

1973年，波拉尼奥在切·格瓦拉《摩托日记》的感召下，一路南下返回祖国，与当地革命者汇合，捍卫左翼政权。然而就在他抵达的一周之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军队政变。阿连德闻讯前往总统府，手持卡斯特罗赠送的冲锋枪进行抵抗，终于在空袭中阵亡。波拉尼奥被当做恐怖分子逮捕，历经了八天监禁后方才被救出。

军政府关闭议会，取缔政党，展开清洗，数万人被捕。70年代末，智利的流亡者多达几十万。雷同的剧本在拉美多国上演。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秘鲁、巴拿马、厄瓜多尔 、乌拉圭，在1964年到1973年间相继发生军人政变。

波拉尼奥在一次颁奖仪式中说道，「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全部写作都是献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情书或告别信⋯⋯我们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愚蠢而高尚，奉献一切却又不求回报。现在，那些年轻人已经消失了，要是他们没有死在玻利维亚，那么他们就死在了阿根廷或秘鲁；如果他们在那里活了下来，他们会在智利或墨西哥慷慨赴死；那些没有被杀掉的人接下来会在尼加拉瓜、哥伦比亚或萨尔瓦多惨遭屠戮。整个拉丁美洲都播撒着被遗忘的青春骸骨。」

波拉尼奥在政变后的次年返回墨西哥。他变得挑衅与放纵，投身于边缘的诗歌运动，嘲讽一切主流文化。他和伙伴们在一个又一个与酒精和致幻剂为伴的夜里，任由热风中的暴力啮咬他们的灵魂，大汗淋漓。

▼政变当天，阿连德在总统府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

「真正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的拉丁美洲、阿连德牺牲时近20岁的人们是无法逃避暴力的。」作家在《「小眼」席尔瓦》的开篇这样写道。「小眼」在智利政变之后离开，在墨西哥成了一名摄影师。一次，他前往印度红灯区拍摄，看见两个不到七岁的男妓。他们是祭祀的产物，当地的神灵需要没有任何男性特征的男童。当然，孩子的父母会收到足以令他们欢心的财物。等仪式结束，男孩就回家了。但父母不会让一个被阉割了的孩子进门。他们最后流落到妓院里。

「小眼」顶着一张「是像树叶一样被风卷走了的面孔」，在心理策划着什么。旁人以为他哭了。「不久，他就离开了那红灯区的大街小巷，样子像做梦，像大汗淋漓。他清楚地记得离开时精神上升起的激情，越来越强烈的快感似乎是威胁着某种清醒意识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也不可能是）清醒的。还有感觉到自己的身影以及两个男孩的影子他牵着他俩的样子投射到了破落的墙壁上。」

他们躲进村子。「两个男孩情况很好。他俩跟别的孩子一起玩耍，不上学。有时，带着左邻右舍送的食物、蔬菜回家。」工作之余，他教孩子学一点英语和数学。「两个孩子说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有时候，他看见他俩停止游戏，去田野上转悠，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梦游患者。他高声招呼他俩回来。有时，他俩假装没听见，继续往前走，直到他看不见为止。有时，他俩回头冲他微笑。」

入夜了。「小眼」会做噩梦，梦见警察把他逮捕，之后警察不再出现，被那个神灵宗派的打手取代。「后来，瘟疫进村了。那两个男孩都死了。『小眼』说，我也想死，可命不该绝。」他泪流不止，「为两个死去的男孩哭泣，为那些不曾相识的被阉割的男孩哭泣，为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哭泣，为一切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哭泣，为英年早逝的年轻人哭泣，为保卫阿连德而战的人哭泣，为害怕保卫阿连德的人哭泣……」

波拉尼奥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漂泊不定。他做过洗碗工、垃圾工、码头工、售货员、营地守夜人、葡萄采摘工……边缘的生活也许是他最后的反抗。1985年，波拉尼奥在西班牙结婚，5年后迎来了儿子的降生。他日益频繁地参加西班牙各城市举办的文学竞赛，期望用奖金改善潦倒的生活。但在1998年因《荒野侦探》暴得大名之后的第五年，波拉尼奥就死于肝脏衰竭。当时，他在器官移植的名单上排在第三名。

他的中文译者赵德明说，波拉尼奥太过悲观，总是把一切的恶都抖落出来，又不告诉人出路在哪里。其实，透过他为残暴的20世纪绘制的肖像，你终究还是会嗅到一丝希望的味道。就像《牙科医生》中「我」通宵阅读一位落魄作家手稿时所说的，「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

文学，永远是绝境之中横生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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