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在《杂书过眼录·后记》一文说：“我以为中国现代的学术工作，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大陆今天最好的人文科学研究者中少有能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的，这主要不是学者个人的因素，而是一个时代整体失去了学术自由和独立研究的环境，而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了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它要进步是很难的……”既然谢泳说到“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那么他口中的“前辈”很可能就是陈寅恪了。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出自陈先生在1929年为王国维撰写的照耀千古的名文《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正所谓“他传即自传”，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也刻在陈先生自己的墓碑上，这也正是陈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陈先生的学问实在过于高深，乃至于大多数人只关心陈先生的生平逸闻，学术文章则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然而，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书《一眼千年》，或许能稍稍拉近这位国学大师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本书选取陈先生与敦煌相关的文章21篇，分“敦煌写经析美”“敦煌诗词析美”两辑，配以62幅精美插图，以四色印刷的形式展现于读者眼前。陈先生著述是一光，敦煌文化是一光，此书汇两光而成第三光，或可永光矣。
然而，陈先生的行文终究是民国文风，加之本书一无导读，二无注释，读者翻阅，未免会如我一般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两首千古名篇，与敦煌又有什么关系？原来，陈先生在讨论《长恨歌》时，因分析诗歌与小说的关系，提到了近年（陈先生所处年代）发现的敦煌俗文学，陈先生认为，敦煌俗文学是“低级骈体”，而且“世所习见”，故“不复具引”。换言之，敦煌不过是个由头罢了，陈先生的这几篇谈论诗歌的文章，其实与敦煌关系并不大。
陈先生固然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但他并不以研究敦煌为志业，本书所收文章，大多是序跋一类，比如《敦煌劫余录序》就是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的序。“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这是我们大多数读过余秋雨《道士塔》《莫高窟》等文章的人的共同感受。然而陈先生却认为，“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故陈先生指出，应当“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陈先生的文章多有此类新解，今日读之，尤有别趣。
说回“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在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的复旦大学老校歌（于2004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替代1988年集体创作的新校歌）中，就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的歌词。可见无论何时何地，有志之士都未放弃对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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