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大学时，有学长问我对蒋氏怎么看。当时“很傻很天真”的我就直言：“我感觉他是个坏人。”其实不用学长点拨，我自己就很快明白，不能用道德上的好与坏来衡量一位政治人物。（你不可以这样随便谈论一位战功显赫的陆军上将！）乃至于近几年，我隔三差五就到B站的“凯申区”去感受网友们基于《大决战》等影视作品的精彩演绎。看得久自然也看出了感情，蒋氏这位“掌握了一切优势，却‘失去中国’的人”，究竟该如何去看待呢？前段时间在书店中，意外看到了哈佛学者、前美国驻华外交官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然而在阅读了作者心目中的蒋氏之后，真实的历史却似乎依旧掩盖在迷雾当中。
陶涵的写作非常依赖于近年来逐渐公开的蒋氏日记，以及一系列的重要档案。但这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陷入“后期奎因问题”。“后期奎因问题”是一些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提出的概念，内涵比较丰富。其中有一点就是侦探搜集到的证据，是否有可能是犯人刻意伪造的呢？对于史家来说，手里的史料可信度如何，其实是应该打个问号的。
汪荣祖在《颠倒黑白的传记》中，就提到陶著多引用秦孝仪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而秦氏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文动过手脚，早为识者所知”。本书另一大引用来源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开放的蒋氏日记。但正如我们常说的“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蒋氏自然知道自己的日记绝非私密空间，陶涵也承认日记曾经过蒋家人的编辑与删节，也就是说日记固然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但它的可靠性也是存在疑问的。
正如我们在阅读陶著时，会发现蒋氏在与美苏斡旋捭阖的过程中，常会因为不同国家文化上的差异而吃暗亏。当时的外国政要并不理解含蓄隐忍的中国式表达，今天的外国史家同样可能会被“中国特色”的日记给牵着鼻子走。其实“君子论迹不论心”，做的永远比说的有分量。蒋氏在遗嘱中称：“实践三民主义……为余毕生之志事”，但他指示放入棺木的只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选集，并没有《三民主义》一书。我们固然可以用“三民主义已在内心”来为蒋氏开脱，但考虑到蒋氏在遗嘱中自称“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却在人生最后关头厚此薄彼，不免让人觉得网友评价其“嘴上主义，心里生意”的确恰如其分。
除了史料上的未必客观，史家能否保持中立公正同样让人生疑。像我写学位论文都能对研究对象充满好感。陶涵能保证自己不会因为对蒋氏充满“同情之了解”而变成名义上的研究者，实质上的代言人吗？毕竟陶著的溢美之词实在太多，也不由得读者不怀疑，那个“在失败与失望的阴暗气氛里，仍然是一冷静的儒者”，真的是蒋氏本人吗？
蒋氏在遗嘱中提到：“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门决心。”其中“战门”一词古怪，有网友指出，因为繁体字门（門）和斗（ 鬥）相似，此处是误将“战斗”作“战门”。我在网上找了时报出版的版本，台版原文确实用得是繁体字“鬥”，但有趣的是，蒋氏遗嘱还有一句“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台版中，“艰苦奋斗”（写作坚苦奮鬥）和“战斗决心”（戰鬥決心）的“鬥”自然是一样的，结果中信出版社的版本却有一个出了明显错误。
另外的明显错误是在人际关系的措辞上。本书第五章提到孔令侃和孔令伟时，称他们是宋美龄的侄子和侄女，不过在第十、十二章改了过来，称孔令伟是宋美龄的外甥女（这是正确的）。在台版第五章中，则明确无误地称“外甥孔令侃、外甥女孔令伟”，这不得不让人吐槽“抄作业都不会抄”（但其实中信应该直接用的时报文化的译本，两本书的翻译为同一人）。本书第九章提到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时，说“其子媳都是中共党员”，其实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才是中共党员。（电影《大决战之平津战役》有提到），此处台版亦作“其子媳都是中共党员”。因为未见英文原版，暂时不知道是原文的问题，还是翻译时出的问题。
事实上，译介出版外国汉学家们的作品，应在人际关系上格外慎重。近期在校对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的一本书时，注意到他在提到金华唐龙时，称“唐龙知道他的祖父专治‘理学’”，其实根据注释中提及的唐龙《渔石集》出处（《听庵先生传》），这一处的“祖父”其实是他母亲之父（龙母太淑人乃先生女），也就是包氏前文所提及的“外祖父郑锜”，我查了英文原文，在“外祖父郑锜”处，原文为“maternal grandfather”，而在“祖父”处，原文只提到“grandfather”。显然，翻译的确忠实于原文，但在编校过程中，如未能仔细核实，就会落下蒋氏传记那般的笑话。
同样的，陶著在一些用词上，总让人怀疑译者、编辑和校对是否用心，比如书中好几次出现“日本皇军”的字样（台版亦用“皇军”）。无论是从民族情感上，还是从传记文本本身来说，都有不妥之感（皇军为日寇自称）。书中提到蒋介石聘用冈村宁次为“教官”时，称其为“最后一任日本驻支那派遣军司令官”。这一称谓可能是符合史实的，但考虑到用词的侮辱性，是否加以说明会更好呢？
纵观蒋氏一生，相信很多人会以为同时代的另一位巨人会在他的传记中占据不小的分量。然而有趣的是，在陶著之中，占据篇幅最大的“男二号”却是美国将军史迪威。乃至本书的一大部分内容甚至可以改叫《花生米与酸醋乔》。
阅读全书，相信许多人都会觉得蒋氏之败，史迪威得分上一口大锅。但关于如何评价史迪威，网上也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有网友说，为史迪威光辉树立正面形象的全是美国媒体，特别是时代周刊。对史迪威负面评价的是他身边的人和中国战场上的同志。从这个角度来看，陶涵对史迪威多有批评，倒也为其赢得了不少网友“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这也只是相对的）。
不过，也有搜索到郑洞国称其“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最难得的是，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这样的说法。但郑氏本就与史迪威亲近，他的说法固然不能说有错，但也可以说“为友者隐”，并不一定全面。
虽然蒋、史之间的矛盾已经弄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但在史迪威因肝病去世后，蒋氏下令在南京举办一场盛大的追悼会，“鲜花覆盖了讲坛，吊匾、挽联挂满墙，蒋介石的吊匾当然也在其中”。但陶也指出，“耐人寻味的是，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只字未提‘酸醋乔’过世的事”。
而在蒋出殡当天，那位同时代的伟人“端坐房里，静静聆听以十二世纪古诗谱写的哀乐。那位诗人以此告别一名被贬谪边疆、赍志以殁，际遇有如蒋介石的爱国官员”。有网友指出，这首词就是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这首词，恰如蒋氏后半生之写照。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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