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史料以本来面目

“这期播客与其说是读书播客，毋宁说是校对播客，”匠仔从包里拿出一大摞打印好的资料，分给我们几个，“这次我想聊一聊梅藤更医生。”

“我记得梅藤更所创办的广济医院就是现在杭州的浙医二院，他和小病人相互鞠躬的轶事，现在还在流传，”老熊随便用AI检索了一下，就找到了这张照片，“梅医生怎么了吗？感觉你很气的样子。”

“我这段时间在重读《杭州工人运动历史》嘛，注意到其中有一段提到梅藤更。”匠仔说着便指着材料的第一页，上面被他用铅笔重重地画了个大圈：

组织工人开展反帝斗争，也是杭州总工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英帝国主义分子梅藤更曾以行医为名，在杭开办广济医院及附属中学，进行奴化教育和侵略活动。1927年3月初，杭州总工会果断出击，下令查封了梅藤更的医院和学校，同时还接管了犹太人哈同位于平湖秋月的别墅。

“我之前校对过《杭州，1938：海外档案中的日军侵华罪证》，其中第一部分是原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医生的回忆录《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苏达立医生是梅藤更的继任者，他和驻鼓楼堂牧师万克礼、英国圣公会驻浙江主教高德斯、修女彭姆姆等人在杭州沦陷期间，奔波劳碌、治病救人，与中国人一起竭尽所能与日军抗争，为杭州这座城市和她的人民无私付出、竭尽心力，做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工作，更在后来陷于囹圄，身心饱受摧残，”匠仔激动地表示，“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感情上，我很难相信苏医生的前任梅藤更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但在理智上，你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梅医生的无辜，”高千不愧是高千，一句话就让匠仔冷静了下来，“让我们听听你的研究成果吧。”

“我想先介绍一下杭报记者徐迅雷老师撰写的文章，”匠仔示意我们打开某读书APP，检索徐老师的《太阳底下是土地》，然后跳到《梅滕更：从鞠躬到尽瘁》这篇文章，“徐老师这篇文章原刊登于2014年12月7日《都市快报》，是一篇横跨四个版的长文，在收录于此书时，又增添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来信等内容。就徐老师的文章来说，既高度肯定了梅藤更在杭行医治病的成绩，也不避讳他牵涉到的几场冲突纠纷，总的来说，对梅藤更是赞誉有加的，但是！”

“但是？”我愣了一下，徐老师如椽大笔也有问题吗？

“徐老师这篇文章里，有一段引用的材料，称梅藤更‘退休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时诚挚地说：“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光看这段话，我们或许会认为梅医生是一位热爱杭州的好朋友，可如果找到这段材料的出处，嘿嘿，”匠仔装模作样地冷笑了两声（其实一点都没有范儿），“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让我看看！”我翻开匠仔给我们准备好的材料，第二页就是《协和讲堂》，作者是阮毅成，只见文章最后写道：

20世纪20年代末，梅藤更退休回国，这时他已逾七十，且在中国发了不少财，真是衣锦荣归。临行之前，他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我其时正在中学读书，方年十五六岁，由先君带同，前往参加。梅氏在宴会进行中，用中国话起立致辞，谓：“杭州人是进步得多了。记得我初来时，大家叫我洋鬼子，后来叫我洋先生，再后来叫我洋大人。”我听了异常气愤，梅氏讲完后，我即起立发言：“这是因为梅先生进步了。梅先生初来时，挟帝国主义之力量，欺侮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称你为鬼子。后来梅先生以平等态度对待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称你为先生。至于称梅先生为大人，我没有听见过。况且中国自革命之后，在中国人中早已没有大人的称呼，怎会还称外国人为大人呢？我想，这是梅先生自己杜撰的。”我说完了坐下，先君首先鼓掌，许多父执辈也跟着鼓掌，梅藤更又站了起来，仍用中国话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光看这段话，感觉梅藤更是被阮毅成抢白了一通，又不好冲这个看上去有点后台的年轻人发火，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老熊有点好奇，问匠仔，“这位阮毅成是谁啊，感觉来头不小呢。”

“说起来他还和你有些缘分，”匠仔把平板电脑拿给了老熊，他已经事先下载好了电子书，真是准备充分啊，“阮毅成的父亲阮性存（字旬伯）是清末留日的学生，归国后在杭州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校，并和陈其美等人共襄北伐大业，北伐后，他曾担任浙江省司法厅长，也是杭州最早的名律师。阮毅成则是留法的学生，后来担任过浙江省民政厅长。这本《三句不离本“杭”》就是阮毅成在台湾撰写的关于杭州文章结集，值得一说的是，阮毅成是浙江省立一中（他在书中称为杭一中）的学生，而阮性存曾在省立一师任教法制概要一学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老熊你老校友啦。”

“老校友好，”老熊装模作样地对着平板电脑拜了几下（后来据匠仔说，阮毅成早已仙逝，老熊这么拜也不算太没规矩），然后翻看起来，突然，他指着其中的《杭一中与杭一师》一文，大呼小叫道，“怎么这里又有梅藤更？”

“其实阮毅成这本书，没少提梅藤更，这里是说广济医院旁边的圆通寺因僧人胡作非为，被老百姓告发，当时的杭州知府林启查明事实后，就将圆通寺查封，梅藤更得知后，想将圆通寺占为己有，向林启威逼利诱，但林启坚持不允，”匠仔笑着说，“圆通寺的地址后来改建成养正书塾，这是你母校的源头之一，要不是林知府立场坚定，恐怕后来杭一中的名号，得让给葛烈腾执掌的蕙兰中学了。”

“幸好幸好，”老熊扶额道，“谁第一谁第二，这个名头其实无关紧要，但校史平白无故少了一截，倒是很不妙的。”

“关于这件事，我也找到了林启后人林艺写的《追忆敬爱的祖父》，其中提到梅藤更是想要将圆通寺占为己有，‘拨给他作寓所’，林启婉言谢绝，表示要改建学堂，梅藤更先是利诱，再是威逼，表示要告到京城的总理衙门（相当于清朝外交部），但林启赫然震怒，表示‘我夺彼教而授彼族，吾无以面对杭之父老矣，吾官可罢，此寺不可授’，”匠仔顺便帮我们翻译了一下，“大意是‘要是把佛教资产拿来给你基督教徒，我就没脸面见杭州的父老，我林启官可以不做，这座寺庙不能给’，言下之意是‘中国的土地，一寸不能失’。”

“这样一来，这件事情就从正常的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主权了，”高千一针见血地指出，“梅藤更的洋人身份，以及基督教的背景，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是很敏感的话题。”

“没错，先说一下这件事的结果吧，梅藤更见事不可为，便知难而退，反而称赞林启‘是中国政府中难得的一位好官’，”匠仔又冷笑了一下，“这不和临走时面对阮毅成的咄咄逼人，自找台阶一样嘛。从这两件事上，足以看出梅藤更是个圆滑世故之人，绝不会死硬到底。但你们就这段材料，能看出林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吗？”

“我觉得这么说也没错，”老熊细想了一下，又将《三句不离本“杭”》翻回《协和讲堂》，“其实阮毅成的话，也可以作另一番理解。与其说梅藤更是一位医生，不如说是帝国主义的霸权、特权与种种不公平的象征，而这才是当时的杭州人民厌恶反对的。对于治病救人的梅藤更，杭州人民或许倒没有那么多的反感，阮毅成最后不是也说，广济医院‘对人民健康是有贡献的’。”

“这倒让我想起王瑞来教授对范仲淹的评价了，”匠仔又从包里拿出一沓校对稿件（话说包里背那么多东西，也不嫌累），“王教授说，基于范仲淹生前的言行而形成的主流评价，在范仲淹死后，士大夫们又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范仲淹的精神形象。并且，精神范仲淹一经塑造出来，便作为无可非议的正面形象被定型下来，与生前活着的范仲淹已经有所不同了。”

“换言之，真实的梅藤更和‘精神梅藤更’是不一样的，‘精神梅藤更’是英帝国主义分子，要批判乃至打倒的，”我问匠仔，“那真实的梅藤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其实也说不好，但我觉得，可以套用电影《决战之后》的台词，‘作为历史，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完整’，王教授这本书稿里，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匠仔指给我们看，“‘历史不仅是一种事实的叙述，同时还是一种后人的评价’，对于梅藤更，阮毅成和徐迅雷所处立场不同，根据同样的材料就写出了几乎截然相反的评价，对于看不到原始材料的我们来说，真相就更加扑朔迷离了。”

“我待会还得回公司加个班，能下回再接着聊吗？”高千看了看表，起身向我们抱歉，然后将匠仔拉走了，“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啦。”

“额，倒也不算打扰……”我送了送两位挚友，回过头发现匠仔忘记带平板了，因为老熊还在看那本《三句不离本“杭”》。

“还别说，你还别说，这本书里好多八卦呀。”

以下是老熊的梳理，很多内容其实我并不了解，只好“立此存照”：

一、“三句不离本‘杭’”是熊式辉对阮毅成的评价，熊式辉曾经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是杜聿明在东北时的上级，两人合称“东北二瘸”。

二、杭州王润兴酒楼上悬有沈玄庐（即沈定一）的五言联：“肚饥饭碗小，鱼美酒觞宽”，沈定一早年追求进步，但后来背叛我党，他也是导致徐梅坤被捕并囚禁多年的元凶之一，此事在徐梅坤《九旬忆旧》中有记述。

三、宋朝著名佞臣王钦若曾担任杭州郡守，上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民采捕，目的是为皇帝延寿。这和他后来与宋真宗合作天书骗局，可谓一脉相承，不过是拍皇帝马屁而已。

四、1923年，浙江一师曾发生晚饭集体中毒案，此案当时便为疑狱，阮性存作为辩护律师，力辩当时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学校里的某学生（他在当时作为嫌犯被捕）所为。阮毅成在书中也提出了投毒者将军方“一师”和学校“一师”搞混的可能。

五、抗战胜利后，阮毅成与杭州市长周企虞（象贤）一起前往岳坟告慰，周象贤是基督徒，一向不拜偶像，但他也和阮毅成一同行礼。他说：“这是崇拜爱国的英雄，上帝是可以允许的。”

六、阮毅成在省立一中就读时，曾经和朋友一起计划出版一份提倡白话文的刊物《浙江新潮》，这和钱玄同办《湖州白话报》可谓所见略同。因为这份刊物，一中多名师生被开除，阮毅成父亲阮旬伯当时是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杭县律师公会的会长，在社会上著有声望。原本校务会议打算卖他一个面子，只对阮毅成进行训告。阮旬伯知道后，大不以为然，写信告知时任一中校长的郭成九，表示，“小儿固为学生自治会评议员，且曾为浙江新潮社社员。如以为罪，则不能比其他十人末减。同罪异罚，迹近卖友”，并为阮毅成申请退学，不过在家自学半年以后，阮毅成就去浙江一师旁听了。（也就是说阮毅成同时有一中和一师的双重经历）

七、当时阮毅成等人之所以能创办《浙江新潮》，一大原因是阮旬伯创办了浙江印刷公司，“五四”以后，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也自写、自编、自印了一份刊物，名为《曲江工潮》，这份刊物无论是在学校校史还是在杭州工人运动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八、阮毅成在一师时，曾受教于朱自清（国文）、刘延陵（英文）、王祺（生物）等先生，王祺和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合称一师“后四大金刚”，除授生物课外，常指点同学习诗文字画，因而极受学生爱戴。他书宗古篆，杂以北魏，画宗八大山人，得其神韵，又常给学生作书作画，并许同学在旁观摩，亲加解释，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言传身教”。

九、关于河坊街四拐角，旧有“四大家”之说：四拐角，最繁华。翁隆盛，雨前茶。宓大昌，烟丝众口夸。方裕和，好火腿，出金华。孔凤春，售脂粉，售绒花。合成四大家。

十、1946年春季，杭州一连下了28天的雨，不知是否杭州历史上最长连续下雨的纪录。

十一、抗战胜利后，阮毅成登城隍山，注意到有人将山巅的一块山石，磨平了一人高的一块，深深地刻了“火牛劫”三个大字，并用红朱填满，异常醒目。火属丁，牛属丑，火牛就是丁丑，丁丑就是1937年，即全面抗战之始，杭州也在此年冬天沦陷。阮毅成说：“下面写一个劫字，是说日人在杭州的残暴荒淫，民不聊生。这一块碑，是在沦陷期中刻的，而敌伪竟然不知。刻碑者必为有心的爱国志士，可惜未留姓名。”

十二、宋周淙撰的《乾道临安志》是最古的杭州志书。原书系乾道五年编纂，共三卷，末附札记一卷。现在通行的，都是翻刻本。

十三、抗战时期钱塘江大桥炸桥一事与朱家骅有关，当时日寇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失利，杭州危急。军方要将钱江大桥完全破坏，以免为敌军利用渡江。时朱骝先（家骅）先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力持不可。朱谓：“建桥不易，抗战终必胜利，我方亦必须复员。大桥完成尚不足三个月，如彻底炸毁，此后将无力修复。只须炸毁桥墩一二座，使敌方无法利用通车，即已达到阻止敌人前进之目的。并可先将预定安置的36根炸药线放好，人可先行过桥到对岸。看到敌人上桥，再炸也来得及。并愿为之担负延迟执行命令的责任。”几经往返磋商，军方始同意炸毁大桥中间桥墩二座。因大桥的延期炸毁，使无数的人民、物资、车辆，得以安全通过，撤到后方，为国家保全了很多的元气，为抗战增加了极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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