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时特别喜欢看科学家传记，其中梁衡写的《发现数理化》（也以《数理化通俗演义》之名出版过）对我触动很大，那时候我不但模仿《三国演义》最后一回的诗句，为物理学家写了《谐谑物理学》，还根据周杰伦的歌《上海一九四三》填了首《欧洲一五四三》，这首自然是致敬哥白尼和维萨留斯的。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一本叫《地平线》的书籍，会对我多年来的观念造成那么大的冲击。简单来说，詹姆斯·波斯基特认为，以往的科学史著作，过度地拔高了哥白尼等代表性的科学家的地位。如果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那就是“一部廿四史，都是帝王将相”。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当然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他们既不是生而知之，也不是遗世独立。在波斯基特眼中，他们都是科学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在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不是独立的，在非常多的时候，政治风云对科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这些内容。事实上，波斯基特在《地平线》中的学术史观察，也可以用上述几个视角来概括。比如通常被我们赞誉为现代科学起源的哥白尼，“与其认为哥白尼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天才，单枪匹马地引领了‘科学革命’，我们更应当将他视为全球文化交流这个更大格局故事中的一部分”。《天体运行论》并非是哥白尼仰望星空，然后福至心灵的灵感之作，事实上，哥白尼的灵感来源是数以百计的古希腊文的科学手稿，由拜占庭难民和威尼斯商人从奥斯曼的土地带到欧洲，“正是欧洲接触到所有这些新文本和新思想之后，欧洲的‘科学革命’才真正启动了”。这个故事和文艺复兴出奇地相似，而奥斯曼帝国的科学家们同样对古希腊先贤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也会参考伊斯兰学者近期的著作，由此学会批判那些更陈旧的思想。
另一位科学巨擘牛顿的故事同样被人们所熟知——我指的是苹果砸到牛顿头上，牛顿因而进行了万有引力的思考。其实牛顿在发展万有引力理论时，所依赖的数据来自乘坐奴隶运输船远航的法国天文学家，还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管理人员。伏尔泰这样写道：“如果没有路易十四派遣的航行和实验……牛顿可能永远都不会有那些关于引力的发现。”牛顿自己有句名言：“全世界都知道我自己不会进行任何观察。”传统的历史学家将这句话理解为，牛顿是一位遗世独立的理论家。实际上牛顿的意思是，他依赖于其他人的观察，而这些观察延伸到了全球。所以尽管“站在巨人肩膀上”可能并不是牛顿对同时期科学家的谦辞，但他的成果的确仰仗于许多人的工作，“站在多人的肩膀上”可能是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门学科中，有专门研究翻译的内容。而在科学史中，翻译同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奥斯曼的科学家们将伊斯兰早期思想家的作品翻译成土耳其语，这其中就包括阿里·卡什吉、纳西尔丁·图西，后者的思想对哥白尼有着深远影响。而我国知名科学家徐光启也曾和利玛窦合作，翻译过《几何原本》等重要工作。在波斯基特看来，这些翻译作品很容易被视为欧洲科学传播到中国的一段插曲。但其实徐光启在欧几里得中文译本的序言中，提出了自己对恢复古代知识的愿景。（我尚未查证过）这表示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古代知识所蕴含的思想，并非欧洲所独有的。在中国学者眼中，他们的工作价值，正与文艺复兴传统相类似。徐光启认为，凭借他和利玛窦的合作，可以恢复那个消失的中国科学世界。
波斯基特书中提到的“黄金时代”，指的是对中世纪伊斯兰科学“黄金时代”的描述，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巴格达的科学思想家们首次开发出代数以及其他很多新的数学技术。而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也有类似的论调，事实上，今天的亚洲人（也包括我们国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接受了“黄金时代”的论调。2016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土耳其一阿拉伯高等教育大会上，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演讲中就讲述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也就是“伊斯兰城市……作为科学中心”的中世纪时期。然而，“黄金时代”的概念最初是在19世纪被发明出来的，其目的是为欧洲帝国的扩张进行辩解。英国与法国的帝国主义宣扬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亚洲和中东的文明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在衰落，因此也需要现代化。
科学从来就不是独立自主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口号式的幻想。“黄金时代”的概念有一段没有被直接说明的潜台词，波斯基特以伊斯兰科学为例，标榜“黄金时代”就暗示了伊斯兰科学（通常也包括伊斯兰文明）在中世纪以后立即进入了衰退期。这是为了将穆斯林世界和发生在15—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故事分离开来。在“冷战”期间，西欧和美国的科学史学家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个观点，他们都倾向于将移斯林的成就倒推到遥远的过去。毫无疑问，伊斯兰学者在中世纪科学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他们的贡献并没有在14世纪突然中断。与之相对的，中国的科学工作也并非仅限于历史上的特定篇章，波斯基特在书中介绍了周培源、叶企孙、赵忠尧等人的工作，他们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黄金时代”另一个所暗示的问题，就是政治风云对科学事业的影响。用波斯基特书中的话来说，某些问题“并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苏联历史学家就倾向于忽视俄国科学家在沙皇统治时期的成就，其原因自然是“相比讲述旧政权统治下的人和成就，强调共产主义时期取得的革命进步更为重要”。而印度和埃及等地的领导人迫切需要建立国家认同感，就在称颂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成就的同时，淡化乃至忽略了殖民时期的科学成果。这无疑是需要今天的我们重视乃至警惕的。比如我们同样对墨子、祖冲之乃至秦九韶有所了解，但近现代时期我国的数学发展呢？恐怕很多人就说不上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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