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棍棒，眨眼间已然成了绝响。

长大后，它是我睡梦中的回想。

就算没有读过金庸的小说原著，小时候我们也多半看过内地、港台乃至新加坡改编的金庸影视剧。当金庸远去，武侠小说的时代落幕，读者们似乎也更热衷于阅读一些“解读金庸”的文章。如六神磊磊读金庸，其实并非想要做金庸的研究，套用《奇葩说》的话，与其说是一道武侠题，更多地是一道人情世故题。

研究金庸的专家学者自然不少，如六神磊磊、张佳伟等妙解金庸的互联网大V同样很多，但胡文辉这本《拜金集》却是别出机杼的一本。这本书中固然有一些篇章谈论了金庸具体某部小说，某个人物形象，某些观念背景乃至谈论了金庸本人（其“先竖大拇指，而后竖中指”可谓妙论），但也有许多篇幅，并非专为讨论金庸而写，只是涉及到了金庸小说而已。其中不少篇章有着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与文献考据的味道，读起来让人颇感有趣。

《雪山飞狐》的模式

金庸早期作品《碧血剑》《雪山飞狐》都用了一个特殊写法，小说实质上的主角金蛇郎君、胡一刀并未真正出场，他们的故事都由别人叙述而来（但在影视作品改编时，却让他们实际登场）。其中《雪山飞狐》运用得更加刻意，与《碧血剑》中串联全书的袁承志不同，胡斐在小说中完全让位给了旁人口中的胡一刀。

梁羽生早就指出，《雪山飞狐》的手法显然是受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响。但金庸对此不置可否，他否定了《碧血剑》师承于《蝴蝶梦》，也对简单地认为《雪山飞狐》效仿《罗生门》表示气愤。

金庸是否在创作中借鉴了《蝴蝶梦》《罗生门》，很难证实，但这类写法的来源，胡文辉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也就是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的福斯塔夫。福斯塔夫在国内可能名气不大，但他可能是莎士比亚笔下“最受欢迎”的角色（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就对福斯塔夫这一形象不吝赞美）。

《亨利五世》中，酒店老板娘转述福斯塔夫之死，以及酒店老板娘与福斯塔夫之间的男女关系，与《碧血剑》《雪山飞狐》确实有几分相似之处。当然，《雪山飞狐》未必来自《罗生门》，《天龙八部》中阿朱替父身亡的情节也未必来自芥川龙之介的短篇《袈裟与盛远》，但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分析不同文学作品中的相似之处，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东方不败的名字来源

《笑傲江湖》有政治影射的寓意，在学界和读者中早已得到公认，但与“朝阳神教”（日月神教原名）、葵花宝典、向阳巷等名字不同，“东方不败”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文化幻象，在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里，东方不败展露神话化的武功，闲庭信步地摧毁番鬼佬的坚船利炮，并公然声言“你有科学，我有武功”，这才将“东方不败”的意蕴才表露无遗。

胡文辉说，所谓“武功”，不过是为了克服“科学”而形成的一种技击神话，是对西方技术文明强势的通俗回应。在真实的近代史中，更加“科学”的西方大获全胜，依赖于“武功”和“请神上身”的中国则一败涂地。在某版电视剧《笑傲江湖》中，将东方不败设定为女子，名字也变成了东方白，对于原著中的意蕴形成了颠覆，但恰好符合真实的近代史。

据胡文辉查证，类似“东方不败”这样的名字，在近代小说中其实不少，吴趼人一九〇八年的《新石头记》，写贾宝玉从“野蛮世界”（影射当时的中国）来到“文明境界”（幻想未来的中国），那是个高科技的乌托邦，实行君主立宪，其圣明的君主名“东方强”，并由三子“东方英”“东方德”“东方法”及一女“东方美”分别执掌各区行政。而荒江钓叟一九〇五年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主角龙孟华之子名“龙必大”，碧荷馆主人一九〇八年的《新纪元》中，为中国高奏凯歌的海军元帅名“黄之盛”……其实这样的取名方式，汉代就早已有之，比如“冯汉强”“郭破胡”“焦灭胡”这些名字，其实背后是一以贯之的精神胜利法。

床上爱国主义

如果说“东方不败”是名字上的精神胜利法，那么中国男人与西方美人上床，就是所谓的“床上爱国主义”。用澳洲汉学家白杰明评价《北京人在纽约》的话来说，金发美人也是西方的象征，在生理上征服金发美人，亦等于在心理上战胜西方。刘绍铭《风月报国》 引述这一观点时说，风月不忘报国，仿佛是阿Q精神胜利的现代版。唐德刚小说《战争与爱情》中同样有一句“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写得更加入木三分。

金庸小说也有这种“床上爱国主义”的影子，比如《鹿鼎记》中，有人在“杀龟大会”上提议，将陈圆圆掳来之后，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韦小宝对此“大为赞成”，这和王起明、张老参其实并无区别。有趣的是，金庸小说中的异族爱恋，早期多是发乎情、止乎礼（比如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郭靖与华筝），后来虽然在《倚天屠龙记》中冲破了这一束缚，让张无忌和赵敏终成眷属，但另一方面，金庸也不敢让异族主角萧峰和汉人女子阿朱“塞上牛羊”，只给他们安排了悲剧结局。

当然，金庸小说中也有作为配角的少数民族男子娶了汉族女子，耶律齐这个汉化了的契丹人就是一例（同样是契丹人，他却众望所归地当了丐帮帮主，和前辈萧峰天差地别），不过在主角的安排上，金庸宁可修改大理段氏的家族渊源，也不敢轻易让外籍男主角娶了汉族姑娘，《白马啸西风》主角李文秀也不会嫁给哈萨克的苏普。胡文辉总结说，汉人男子找了外族女子总有好结果，外族男子找汉人女子就没好结果。也许金庸的潜意识中，也有“床上的爱国主义”。

这种“床上爱国主义”固然庸俗，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挖掘出一些有意义的内容，比如反过来看，战时委身于敌军的女性，则往往会受到这些“床上爱国人士”的攻击，自白说“我什么都没做过”的陈圆圆就是其中一例。而这些攻击并不单单来自我国，在西方的流行文化作品中，不难找到倾心于白人男主角的东方女性，而反过来，当本国女性在战争时期委身于外国军人，就会承担世俗的怨愤，成为国耻的替罪羊。

无论是战争时期的法国、荷兰，还是战败后的德国，无法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男人，似乎只能从女人身上发泄。伊恩·布鲁玛的《零年》和深绿时分的小说《战地厨师》都提到，对于那些和敌军成双入对的本国女性，本国的男性发出了“剪掉头发”乃至“火刑”的威胁，布鲁玛说，女人的荣誉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荣誉，而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胡文辉还提到了由芥川龙之介名作《南京的基督》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有趣之处在于，故事里的日本作家冈川由梁家辉饰演，中国妓女金花却由日本女星富田靖子饰演。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在谈论这部电影时，虽然觉察到了这可能是高度颠覆性的文化政治行为，但并未谈论太多。而以胡文辉的观点来看，按故事本身来说，是“床上的卖国主义”；但按演员来说，就符合“床上的爱国主义”了，这一设置，恐怕不是梁家辉“世界的人都一样，不同的只是语言而已。”就能一笔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