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怀着不合时宜的梦想，自甘如此，为那一点虚无的执着，并认为这是抱柱之信，可托死生。”这是苏枕书在《松子落：京都九年》一书中，写读书人的话。

书由木浆造纸，加以印刷而来，书和树之间，或许冥冥中自有缘分。在梁衡《树梢上的中国》一书中，同样有一批植树、护树、爱树并与树结缘的人。虽然梁衡写作的念头，源自“研究树身上所附载的文化内容”，但最终落笔却都到了人的身上。这本书收录22篇与树有关的文章，其实就是借古树来讲历史，讲人与树的关系。通过借树写人，以人说树，在历史与传说之中，为树写一段演义。
 

《树梢上的中国》 梁衡著

这本书大抵可以分为两部分，有一些树因人得名，比如项羽故里的“项里桐”，算到今天，已有2200多年的树龄，且每当老死之时，树根处又生出一株小桐，这样代代相传，如今已是第九代了。虽然“九代桐树”世所罕见，但梁衡落笔还是在于“秋风桐槐说项羽”，大部分篇幅都在项羽而不在桐树。又比如左宗棠种植的柳树，就树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梁衡落笔，自然在左宗棠本人身上，可以说是柳树沾了左宗棠的光，得了“左公柳”的名字。另一篇写沈葆桢栽下的“沈公榕”，榕树的篇幅也短，但梁衡巧妙地将榕树故事写在文章首尾，以树木的长久寿命，回望沈葆桢的人生，称得上是生花妙笔。至于周恩来手植的腊梅，彭德怀手栽的重阳木，更是受惠于名人，自身也成为名树了。

本书中提到的另一些树，就没有什么“名人效应”了。比如《万里长城一红柳》中的红柳伫立在名为长城保护站，实为一间古寺身旁。这座长城保护站是几个自愿者自发形成的团体，站长是曾经当过部队营教导员的老刘，他和由居士组成的志愿者们栽树护树，护城修城，过着自食其力、自筹经费的生活。在这支队伍中，既有来做义工的工程师，也有临时加入的游客，他们巧借《林业法》，靠着植树曲线护城，又回收了一万多块长城砖，修复了一个长城戍楼。整篇文章不曾出现过老刘名字，但“为怕长城太孤寂，有柳相伴不孤单”的老刘，踏踏实实，一步一印，做了件大好事，他和居士们护城修城的大愿，也终于实现了。

和老刘一样心怀大愿的，还有《霸王岭上听猿啼》的陈庆、陈博士和观察员们，陈庆是霸王岭第一代长臂猿野外观察员，陈博士是来自香港的猿类专家。他们共同守在霸王岭，既是研究猿、抢救猿——海南长臂猿目前仅有4个群，25只，也是研究树，抢救树。陈博士的研究，既包括研究猿的食用树种，育苗繁殖，恢复原生态，也包括研究能为山民致富的替代经济作物。当人们不再简单地以砍伐树木获取经济利益时，猿猴才有生存空间。同样的，当我们砍伐树木，送走了亲戚猿猴时，他日又有谁来送走我们人类呢？

和老刘、陈庆、陈博士他们一样，梁衡本人同样也是心怀大愿的人，他当初构想“人文森林”概念时，在全国寻找“人文古树”，想要写上100棵，但每写一株树，都得“来回数千里，采访三四遍”，加上背后的史料搜集，传说整理，几年下来，梁衡也只写就22篇。虽然文章长短不一，也有不少可指摘处，但正如樊锦诗扎根敦煌，却因为一位考生而意外“出圈”一样，这些树木扎根于祖国大地，等到梁衡为他们作传才广为人知，他日“人文森林”若成，当记梁衡抛砖引玉第一功。

有趣的是，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和外文出版社在2018年同时出版，两版的内容一致，收录文章顺序有差别。商务版本多了一篇名为《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的附录，外文版则有一篇序言，据“文澜读书岛”的分享，商务本印刷更为精美，制图也是彩色的（当然书价也贵一些），这本书我是在参加文澜读书岛活动时获赠的，主持活动的劳月老师和各位工作人员，同样也是和梁衡一样，心怀大愿，梁衡为树撰文介绍，劳月老师和文澜读书岛诸位同人一起为书做分享活动，倒也算得上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