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的精彩

“又是一年高考啊！”

盛夏的周末，我们四个人又聚在小书店里。高千习惯性地一杯黑咖啡对着笔记本加班，剩下的我们仨则在摸鱼看书，毕竟这么热的天，除了取书送书的快递员，取咖啡的外卖小哥，没什么人会上门。老板百无聊赖中没来由地这么感慨了一句，倒是让我们几个陷入了回忆。

“中学时候，还以为高考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后来考过研，考过博，又考过编，就觉得高考固然很重要，但其实也没到‘一考定终生’的程度，”匠仔擦擦眼镜，伸了个懒腰，“不过高考政策常常变，现在的政策我都看不懂了。”

“现在是选考嘛，而且好像没有以前的一本线二本线这些了，高校都是说排名多少名之内鼓励报考，”高千眼睛依旧盯着屏幕，头也没抬一下，“天气太热了，现在又是暑假，要不然还能回母校逛逛。”

“说起来你们高考的时候，我们母校各个专业应该都是一本招生了吧。”老板打开了话匣子。

“应该吧。”我和匠仔属于分数不多不少，基本上压着录取线考进大学的，高千作为学霸，高考分数足以冲一下外省的211乃至985，但因为一些原因最终选择了这所省内高校，和我们成为了同学，也开始了一段缘分。而老板其实和我们是同一间大学的校友，说起来是比我们三个高好几届的学长来着。据说在他入学前两年，中文系还是在二本招生的，而在他入学时已经变成了一本专业。不过老板这一届有些外省的同学是以以二本分数考进来的。也就是说在外省，至少老板入学时的新闻专业还是二本。

“就是说一个学校的同一个专业，在省内是一本招生，在省外就变成二本了，我当时还觉得有些不公平呢，”老板嘀嘀咕咕地抱怨说，“我高考时啥也不懂，也不清楚什么211、985，后来才知道母校其实啥都不是，现在的‘双一流’也不是，虽然我考上了一本线，但后来找工作，和二本生三本生也没多大区别。”

“话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匠仔亮了亮手里的《我的二本同学》，“这本书一开始就亮了一个数据，在2005年，全国本科录取率大约为百分之26.5，也就是说差不多四个考生之一才能上本科，老板你高考时本科录取率应该高一些，但估计也差不多。”

“这本书我之前看过，作者是在高考大省河南考试的，那难度堪称地狱级别，我们省好一点，但问题是顶级高校太少，到隔壁省保底能读211的成绩，在我们省就只能选个普通学校了，”老板感慨说，“按照所谓鄙视链，我们学校其实和二本也差不多。我们也只能通过考研改变一下，说起来我和这本书的作者左老师是研究生校友来着，他是我学长。”

“哇～”我闻言从匠仔这里接过书翻看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左老师写了包括自己在内的20个人，除去一部分中学、小学同学，包括他在内的二本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进了体制，”匠仔作为体制内的小职员，关注点自然也是体制，“就算不计左老师他们这些高校教师，也有派出所、路政、教育局等单位，如果算上魏公子这些曾经待过体制内的人，那就更多了。”

“所以有种说法，体制内是二本文科生最好的出路之一嘛，因为考编时只会把学历限制为本科，不会限制一本二本什么的，”高千仍然在噼里啪啦打字，这时插嘴说了一句，“但现在大家都卷起来了，你不是说你们单位招人都是研究生起步了嘛。”

“是啊，好在我们几个本科毕业就考研了，左老师毕业那时，考编应该还不太热，哪像现在，我们单位公众号天天盼着转发有编制的岗位招聘信息，就这个阅读量大，”匠仔想了想又说，“不过我们学中文的人毕竟考编有点优势，你看警务系统招警也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然后一进去就变成材料狗，你不是最怕这个了嘛，”老板把匠仔特地要求的冰杯递给他，“这位在警务系统里的老三要伺候五位领导，还有一次要把领导的28个字变成1万字的考察报告，你现在连小说都写不到1万字吧。”

“我写不了，交给DeepSeek啊，”在我们的鄙夷声中，匠仔很快就败下阵来，“老三那时没有AI帮助，他是又采访随行人员，又上网查阅资料，然后闭门造车一个月才完成的。说实话我现在根据素材编千把字的材料还行，像他那么搞，我头发都得掉光了。”

“你就算变秃了也不会变强啊，”老板对小学弟可不会留情面，“你再看看路政系统里的亮仔，小到端茶倒水擦桌子，大到公文新闻招聘会，人家样样精通，现在都坐主席台给大家讲政策了。”

“体制内端茶倒水其实也是门学问啦，而且亮仔搞的营地开放日、技能比武、图片展这些，确实是很有两把刷子，我是做不来啦，”匠仔直接摆烂，往沙发背一躺，“还不如看看魏公子，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一切顺其自然，在能力范围内轻松地生活就好。魏公子在西藏的报社做到中级记者，这报社还给了编，但他又毫不犹豫跳槽到银行，本来想靠扶持政策离开西藏，但因为政策没落实又顺其自然留了下来。我跟他一样，只求别因为自己的原因影响单位工作的推进就好。”

“反正高千管你，她点头就行呗。”我话没说完，忙着工作的闺蜜就迫不及待地插话，“我可没要求他什么啊，人生不只求钱多事少么，真的不行，我负责钱多，他负责事少也行。”

行了行了，你就宠他吧。

“我们来说说中文系吧，这本书其实也可以叫‘我的中文系同学们’。”匠仔略显生硬地转移了话题，不过我们四个确实都和中文系有缘，老板和匠仔是中文系的学生，老板还是从新闻系转过去的。我是从中文系转专业去外语系的，高千虽然是经济系的学生，但经常来听中文系的课，而且认真到中文系的老师都鼓励她报考古代文学的研究生，不过高千坚持兴趣只是兴趣，最后研究生还是考了经济学专业。

“这本书不都说我们是‘中文系的废物’了嘛，”老板的语气显得酸溜溜，“有鸿鹄之志却认清现实，能吃苦耐劳却无力升迁，在人精面前被围追堵截，在精英身旁又自卑自弃。”

“匠仔在高千身边可不这样，可骄傲了，”我看着略显尴尬的两人，笑道，“换位思考一下，能认清现实，吃苦耐劳，又有大志向，不是一个人成功的必备条件嘛。”

“书里提到了董宇辉，说是大多数中文系的才子也有董宇辉的实力，却无董宇辉的平台和运气，”匠仔语气略显沮丧，“以前我跟在一位大领导后面写报道，那位领导喜欢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讲话前常常要引用几句诗。有次另一位领导开玩笑问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能不能做到，我心想领导吟诗是高屋建瓴，我吟诗就纯属无病呻吟了。”

“不过你现在写书评做校对也很好啊，”老板出言安慰道，“书里也提到，沉迷手机等于浪费人生，无效社交等于自减寿命。读书不一定当即有用，也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但它会内化为我们的精气神，滋养我们的人生。”

“我后来也想明白了，与其想着‘中文系是万金油’，不如抓紧时间学习知识，毕竟学习能力才是能够持续发力的实用工具，”匠仔考上编后，有段时间和同事一起备考社工、经济等中级职称，不过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拿来做校对了，“这点我是不如书里的三国同学了，他是从零开始学税务知识，而且靠着学习才抓住了借调的机会。我是越学越烦躁，第一次失败后，干脆没再去考。”

“这本书里，左老师采访到一位中文系毕业后去超市工作的同学，这位外号老二的同学说了一句，书不是药，没那么神，”老板说，“左老师感慨说，会不会读书，读到什么境界，书对人能产生多大的作用，是因人而异的。我的理解是当你有迫切的经济需求时，或许就会和三国同学那样拼命学经济知识了，而你其实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更高一些，所以才需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陈平原教授说过一句话，中文系是给人生打底色的，”我刚好看到书里的这句话，有感而发说，“每个人都会在底色上涂抹自己的色彩，有的人大红大紫，但也有的人素雅温润。每个人的环境不同、阅历不同，但千姿百态皆有意义。书里左老师采访了一个叫老兵的同学，她就说培养孩子，重在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发展特长，并持续不断地发力。”

“说起来小兔你泡咖啡的特长也进步了很多哦，”高千举杯示意，“比刚开始时强多了。”

哎呀，引火烧身，说到自己身上了。

“说起来我们当年的高考成绩也能查了啊，”我手机上刚好刷到这条新闻，看向老板，“当年你考了多少来着，要不查一下。”

“我当年理综考砸了，不过即便正常发挥，也考不上全省第一的那所学校。所以最后的结果其实不会有太大变化，后来我考研英语分不够，才调剂去的重庆，成了左老师的学弟，不过挺遗憾没能认识他，”老板说，“据左老师说，当时他有一位师兄上床下桌，甚至厕所阳台上都堆满了书。而且专业度和深度，是左老师本科时的图书馆乃至老师的藏书都无法企及的。”

“现在你也不遑多让，一屋子都是书，”匠仔起身环顾四周，“这种坐拥书城的感觉特别美好，舍不得走啊。”

“那下周末来帮我们看店，我和老板出去玩，”看着匠仔错愕的神情，我开心地收拾起杯子来，“带上高千哦，她特别想卖咖啡。”

“卖给你一杯五百！强买强卖！”在高千的笑骂声中，愉快的下午也快要过去了。

在左老师这本书的自序中，他引用了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的话：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走进数量极为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了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但事实上，现在这个社会也“越来越卷”，我研究生毕业时想找出版社的工作，却发现要求不但研究生起步，还至少得是名校的研究生。高千在金融行业里也每天在和天之骄子们较劲。匠仔工作的体制内单位如今招聘也往往是研究生起步，他的同事也有不少选择攻读在职研究生。

而基数庞大的二本生，他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左老师的采访其实有着明显的“幸存者偏差”，虽然普通学校的普通人群体不见得没有代表性，但愿意接受采访的人，想来至少都不会过得太差。比如现在一事无成的我，遇到这种事肯定不会答应采访要求，那些同样过得不如意的二本学生，也未必愿意在同学笔下展示自己的生活。

当然，通过这本书，我们依然能够一窥一个时代二本生的世界。这批学生比老板大一些，快比我大上一轮。所以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到一些时代印记，比如新闻和英语曾经都是热门专业，但现在热门的，估计就是那个时代还未出现的人工智能了。

“说起来明年就是我读研时的研究所四十周年所庆了，要不要一起去重庆一趟？”老板笑着问我，“在那块指示牌旁边拍照。”

“什么指示牌呀？”我感到很好奇。

“我在北碚——

——和你天生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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