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当时约书的时候，少看了一行字。”
这次我们四人的“春日知书”活动，匠仔分享的是张玉法教授的《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原因是今年恰逢杭州工会建会100周年，《杭州工人运动历史》也将推出百年纪念版。匠仔本打算细读一番张教授的著作，为《杭州工人运动历史》一书的修订查找参考资料，然而当时的他未曾料到：
“这本书还有个小标题：1860—1916，而要到1926年，杭州总工会才成立，”匠仔自嘲说，“就跟网上吐槽的那些‘四个一’干部那样，我先是‘一拍脑门’，觉得这事靠谱，能成；再是‘一拍大腿’，觉得这事搞砸了，要糟。”
“还有‘两个一’，分别是‘一拍胸脯’立下军令状，以及‘一拍屁股’甩锅走人，”老熊给大家端上咖啡和点心，不给匠仔懊恼的机会，问他，“既然脱离了预期目标，那你打算分享点啥呢？”
“我本来正苦恼呢，结果这两天刚好在听一期聊政绩观的播客，就是提到刚刚说的‘四个一干部’那期，”匠仔不好意思地傻笑道，“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在清末民初开展正确政绩观教育，那么上到最高决策者，下到基层官员，他们面对工业化的时代浪潮，会交出一份怎样的政绩观答卷呢？”
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点啥来？
“首先，我们因为要讨论这本书，就先假定当时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开展工业化，因为中国追求现代化，一开始就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匠仔拿着张教授的书，一边不住地瞟书中内容，一边为我们分享，“我国作为后工业化国家，要想推动工业发展，政府自然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于营造安定的政治环境；提供工业发展的附属条件，比如改善交通、培养人才、设立金融机构；以及出资办理企业，并对民间工业加以奖励管理等等。那么，清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做得怎么样呢？”
“那肯定做得不怎么样呗。”我记得历史课本上评价洋务运动，强调其结果是失败的。
“其实还真不能一棍子打死，”匠仔继续引述张教授的话，“虽然对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资金、原料、技术、管理等难题，并未能有效解决，但清政府确实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新工业初创时期免税，对新发明给予专利，以及对高额投资者给予爵赏，也就是给他们封爵位。”
“说到底，这是清政府无可奈何的选择，”高千解释说，“清朝从鸦片战争开始接连战败，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所以诸如减低货品进出港口的费用、降低放款利率、对出口货物发放津贴等一系列措施，清政府统统不能采用，只好另辟道路，从其他方面倡导工业。 ”
“所以说，批评清政府不作为，是并不客观的，如张教授所言，在中国建立新式工业之始，政府在倡办新式工厂、开发矿产、建立电报系统、修筑铁路等方面都在不断努力，虽然因为很多原因导致当时的中国工业困难重重，但毕竟为日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匠仔突然话锋一转，“客观上有困难，但清政府主观上，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这就是你说的‘政绩观’问题吧，”老熊开玩笑说，“请试述之。”
“刚才说的清政府作出的努力，是张教授在书的开篇作出的肯定。而在书的结尾，他则批评清政府未能迅速改良工业发展的环境，包括在教育上没能造就足够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农业上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业原料；在鼓励措施上只奖励少数特权者，也就是有权有势者爵加一等，一线技术工人连口汤都喝不到，”匠仔点评说，“结合前面说的正面措施，当时的清政府给人一种急功近利之感。”
“说到底，当时的清政府只想着通过发展工业，快速提升综合国力，好与列强叫板，但一流工业、一流工厂建在什么基础上呢？当时的清政府可以说是顾头不顾腚，志存高远却没有脚踏实地，未能为工业的发展培育良好的土壤。既然没有解决根子上的问题，远大的目标自然是空中楼阁了，这何尝不是一种‘政绩观错位’呢？”高千示意匠仔继续，“那么相比最高层的决策者，中层和基层的执行者，他们会表现得更好一些吗？”
“第二部分，我想聊聊我国工业化进程初期的高级官员和地方主官，当时的晚清名臣，如我们熟知的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都积极作为，大力创办官办工业，或者牵头创办官督商办工业，堪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匠仔又问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存不存在所谓的‘政绩观错位’呢？”
“不能因他们创办的工厂最终未能做大做强，就否定他们在我国工业发展初期的贡献吧，”老熊从匠仔手中接过书，一边看一边说，“张教授不是也说，在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前期，就需要政府以身作则，办理现代工业不是吗？”
“这话是不错的，但张教授书中也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从原料和燃料的供应角度看，清末的轻重工业存在错配的情况，”匠仔解释说，“即当时各地并没有根据当地或周边生产的原料与燃料，发展相关的工业，最大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这些工厂的主办者是当地的一把手官员，也就是地方督抚。”
“书中有个湖北纺织官局的例子，”高千“夫唱妇随”地当好小助理，“这厂最初打算设在广东，购买南通、嘉定等地的棉花进行生产，但后来厂址迁移到湖北，湖北本地的棉花不合用，只能继续向南通等地买棉花，这样制造成本就上升了，产品的竞争能力自然下降。至于为何要搬迁，那自然不是市场原因，只能是办厂的官员从广东转任，到湖北去工作了。”
“所以说，官办工业的成败核心，全在地方督抚，而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办工业，是没有考虑，也不会去考虑全国的情况的，”匠仔说，“有些省区不适合发展某种工业，却有个想办某种工业的督抚，比如高千介绍的湖北纺织官局；又有些省区适合发展某种工业，但督抚却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清政府也没能做到统筹全局，这才使清末官办工业看起来零碎而无计划，没能形成竞争力。对这些地方主官来说，只片面地想着发展工业，却不顾地方实际，也可以说是一种政绩观错位。”
“张教授在书中，也指出这些地方督抚长期身处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背景中，不可能对新式工业有深刻的认识，‘能有一点制船造炮的见识或经验，已经不错’，他们倡办官办工业，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身价与声望，自不会有守望相助的大格局，”匠仔最后点题道，“换言之，他们需要好好开展一下正确的政绩观教育。”
“李鸿章当时在和友人通信时，还提出各地机器局‘莫如归并一局，分济各省’，张教授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如果把李鸿章一手创建的沪、宁、津三局裁撤，而另建他厂，他亦不一定赞同，”高千则为匠仔补充了例子，“像张之洞就曾经提出将江南制造局迁往湖南，江南制造局总办就大加反对，这一计划自然就流产了。”
“不过，当时不是还出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官督商办工业吗？”我看着书中的第四章，问道，“这样会不会‘有权有钱’，是一种更理想的工业形式呢？”
“这只能说‘理想和现实存在天壤之别’了，事实上，官督商办工业确实有优点，比如筹措资金，但缺点也不少，就是官僚为了掌控工厂，往往会往工厂里派自己人，结果这些闲员不是消耗工厂资金，就是掣肘工厂运作，”老熊以他校对过的书中提到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为例，“这家银行一度是官商合办的，但官商股东矛盾重重，难以维系。最后经过官商拆股，该银行拆分为浙江地方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2个银行，后来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业务日渐萎缩，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业务则蒸蒸日上。”
“感觉这些地方主官们也需要进行一番正确的政绩观教育啊！”我吐槽说。
“虽然政府的决策层和地方主官的作为远远称不上完美，但他们多少还是为我国的工业化做了一些事情的，但基层的官员就不一样了，”匠仔为我们翻出书中的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现在许多人有‘AI恐慌’，觉得人工智能会让自己失业一样，百余年前新式工业的建立，也必然冲击传统的家庭工业，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冲突。”
这个例子说的是1872年陈启沅在南海设机器缫丝厂，在新式工厂的影响下，当地“跟随者众”，到1881年，该县已有十家机器缫丝厂。但是缫丝行业迅速的机械化引起了乡民的恐慌，乃至发生了暴徒捣毁丝店之事。
“然而，南海知县徐赓陛却同情暴徒，他的理由除了丝厂男女工人混杂，不利于‘礼教之大防’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机器缫丝，一工可抵十工之用，各工厂共有四千四百余工，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高千越说越气，“正是因为有徐知县这样不作为乃至乱作为的基层官员，才让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在基层屡屡受挫。”
徐知县判决这起案件时，认为匪徒“固然罪不容诛”，而工厂从业者则是“市侩专利病民”，“亦属情难曲恕”。最后他勒令各店停业，导致这股地方工业化的浪潮中断，直到数年后，当地才重新有人从事缫丝业。
“其实新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一些传统工种发生变化，我小时候还见到过蹬三轮车的车夫，没过多久就被出租车给淘汰了，”老熊颇为有感慨地说，“就像我们之前聊《镜鉴日本》时提到的，只要社会生产力提高，新技术在淘汰一批职业的同时，也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岗位。但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家庭工厂的那份工作，才是底层人民的‘救命稻草’。”
“不过转过来想想，对于基层官僚，相比支持工业的发展，恐怕更多地注重地方的稳定，毕竟这才是他们政绩考核的重要部分，”匠仔说着说着，又开始替徐知县开脱起来，“毕竟徐知县窝在地方一隅，视野远不如见识过洋枪洋炮威力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广阔。而我们今天的官员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是否能表现得比100多年前的官员们更好呢？毕竟，‘龙虾’OpenClaw新近面世，就出现了号召使用与令行禁止两种不同的声音。”
如果说我们以政绩观衡量百余年前的官员，那未来必然同样有人以其他的尺子衡量今天的我们。比如，当我们面对AI浪潮，能否表现得比当时面对新机器的底层人民更好呢？
也许，从百年前的历史中，思考我们今天前进的方向，也是我们读张玉法教授这本书的意义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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