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hooca（公众号: rei-lab）
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想到了年关将近，将不免迎来一波催婚催生的热潮？（可能因为就地过年的倡议而逃过一劫）或是结合时事，想起了令人唏嘘的明星代孕事件？喧嚣尘上的还有开放三胎的呼吁、国家对于传统男性特质式微的担忧……
又或者是，这是自人类种族诞生以来，永恒不变的焦点中心，即如何延续作为种族的集体生命。作为个体响应传宗接代的动力，亦是深刻写入基因记忆中的默认设定，最终以个体新旧更替的形式，完成种族生命的整体绵延。
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一直在尝试脱离「生老病死」的种种生物学上的桎梏。
上世纪 60 年代初口服避孕药物在美国的发明，使「性」得以与生育分离。到了十多年后的 1978 年 7 月 25 日，全世界第一位体外受精的试管婴儿路易斯 · 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降生。这项医学突破，让代孕成为可能，也开启了处理生物学母亲和生母关系的伦理难题新纪元。再过不到二十年，1997 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在《自然》杂志上宣布了克隆哺乳动物多利羊诞生。2015 年中国中山大学宣布修改了人类胚胎中导致贫血症的一个基因。后来，基因编辑人类事件在各国陆续发酵。
诚然，这将会是一场遮遮掩掩又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在众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预言的那些未来，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实 —— 与其说是科学福祉和伦理限制之间的抗衡，倒不如说是人类的存在焦虑与上帝情结的合谋。
在影视作品中，人为了对抗和抚慰死亡的惶惑，总在试图延续自己、复制自己和完美化自己：他们分别对应了永生、克隆及强化。而深植于内心的怪物恐惧、来自超我的批判和与异类的不信任感，则成为了怪物、天谴及种种与人工智能相爱相杀的经典元素。在人们对未来的忐忑想像中，人有多少种赋予生命的方法1？
1918 年，英国作家玛丽 · 雪莱（Mary Shelley）出版了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并在 1931 年被好莱坞搬上了大荧幕。该作品在当时的首创性之独到，对后世影响力之深远，乃至「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字已等同于怪物、异类、缝合怪的代名词。影片里的疯狂医学家化失母悲痛为动力，用尸体碎块生生地拼凑出了一具拥有生命的躯体。
这属于一种无事生非的尝试，主角并未面临什么宿命般的境地，而纯粹是试图用重建生命力的方式转移对死亡的愤怒和恐惧。「我知道当上帝是什么感觉」，这句台词道出了创造生命的「无中生有」对人的巨大诱惑，也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准确地预言了高科技时代对传统生殖模式带来的巨大挑战。
如果说「无中生有」创造生命是实现了所谓「道生一」的飞跃，那么克隆就是「一生二」的又一跨越，这先河一开，「三生万物」的繁盛而失控的生命大爆炸就指日可待。
克隆主题的作品就浩如烟海了（也可见人对于维持自身的永续存在是有多么强烈的愿望），可以细分为对自己的主动备份、对他人的还原或增强、工业化流水线式的量产等。
2001 年，人类基因组的初步草图绘制完成。同年，著名影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相当应景地同时探讨了人工智能和克隆的主题。「利用机器人小男孩手中的母亲头发进行克隆」这样的故事概念在当时也相当前卫。
2004 年影片《天赐灵婴》（Godsend）中，威尔斯医生利用邓肯夫妇在车祸事故中不幸丧生的 8 岁儿子亚当的基因进行克隆，让亚当再生了。以为重新获得儿子的夫妇却逐渐发现这个新生的儿子身上的细微差别，在 8 岁以后更是判若两人。
同一时期的另一个亚当则出现在施瓦辛格州长 2000 年主演的《第六日》（The 6th Day）：名场面是由施瓦辛格扮演的亚当被人追杀后，回到家中，却发现自己已被另一个自己的克隆体所替代。片中将人设定为一种批量制造的产品：先制造「空白人」，再将任何一个人的外表特征和记忆注入「空白人」体内，使其成为该人类的完美复制品。这种灵与肉分离制造的理念，可以说是「克隆人」的一个细分变体，倒是隐喻了现代消费电子产品的一些特征。
近期的克隆人故事，则有 2019 年李安《双子杀手》（Gemini Man）：威尔 · 史密斯扮演的亨利正准备退休，却发现自己被一个比自己年轻 23 岁的克隆体追杀（是的又是被自己追杀，还是更年轻的自己，个中滋味微妙）。
复制自己，或复制别人（当枪使），无论是为了权斗、未雨绸缪或是亡羊补牢，映射的都是人之自傲或欲望，属于大可不必。另一种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探讨越来越引起注意：当人类的生育率下降（出于生理原因或心态），怎么解决生育力的紧缺危机。遗憾的是，通常没有什么让所有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作品描述的绝望黑暗前景常令观众怀疑如果真要这样传宗接代，人类到底是否有必要卑微而粗暴地存在下去。
在 2021 年的当下，国际社会对于代孕的容忍度不尽相同，如中国禁止代孕；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是商业代孕完全合法的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禁止代孕，但允许海外出生的代孕婴儿；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代孕是合法的，但只允许非商业性质；在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家，只有拥有居留权的公民代孕合法；美国的各州法律也各有差异……
当然，即便是在对代孕最为宽容甚至鼓励的国家（如「代孕产业」蓬勃兴旺的乌克兰），代孕母亲也不至于落到美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里面专职负责生育的「使女」之极端境遇。改编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同名小说，2017 年开始在 Hulu 上播出第一季。
当环境恶化、能够生育的女性成为稀缺资源之后，建立在原本美国国土上的「基列共和国」，她们彻底沦为国家财产、「行走的子宫」，失去人身自由和个人权利。这种压迫不仅加诸于女性，也加害男性，除了掌权者拥有繁衍后代的特权之外，其他人并无机会与异性接触。当生育压迫和国家权力媾和以后，生育已经剥离了「人」的属性，成为资源倾斜的又一注脚而已。
人类为了传宗接代能疯狂到什么地步？英国犯罪小说家 P.D. James 于1992 年发表了《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它在 2006 年上映的改编电影更为人所知。作品同样设定为人类生育力的突然崩溃 —— 故事背景为近未来，男性的精子数量莫名其妙下降到 19 年没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地步。于是：这种种族无法延续的绝望带来的信仰道德崩坏、经济崩溃、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在失去孩子的时候，人的反应只能比你想得更疯狂。
这当然说的是上世纪末 1999 年的赛博朋克巨制《黑客帝国》（The Matrix）无疑了。
我们都会时不时地怀疑我们生活在梦中，或现实的不真实性。但怀疑是一回事，用真实的双眼看见人类成为机器的能量电池，从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生长出来，就是太颠覆的另一件事了。
黑客 Neo（基努 · 里维斯）察觉到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有些不对劲，人类反抗组织将他从机器制造的 Matrix（矩阵）虚拟世界中解救出来，回到了真正的现实中，逃离了矩阵，这才了解到，原来他一直活在虚拟世界当中。这个设定回应了美国哲学家希拉里 · 普特南（Hilary Putnam）1981 年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Reason、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提出的著名假想「缸中之脑」。
对于机器人抵抗和控制人类的恐惧自从自动化产生以后就成为人类自己制造的梦魇，到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时代，变本加厉。在《赛博皮囊》一文中，我们提出，最终取代人类的很可能并不是我们耿耿于怀的假想敌：人工智能，而更可能是被异化以后的人类自己。《Matrix》之意，当然在对于机器和异族的忧虑，也对失去生育属性之后的人是怎样一种存在，提出了质疑。
如果说黑客帝国是对机器的恐惧和仇恨，那么同样将人类跟种韭菜一样培育生产、批量繁殖，亦可以正向面貌呈现。亲机器派的观点，则乐观地预测了未来人类将生育这种苦差事「有意无意」地「外包」给了机械母亲 —— 这也符合流水线的效率至上取向，以及基因编辑以产生「完美人类」的诱惑。
不过，人类「选择」信任机器人代为生育，更多地也是「别无选择」，因为人类传统社会的崩溃，或人类因为某种原因无法生育，机器人仍然是一个不得已的无奈之选。
2019 年的小成本科幻片《吾乃母亲》（I Am Mother）假设了未来的人类基本消失，机器人母亲负责批量培养人类，延续血脉。机器人母亲能否、以及是如何产生、理解包括母爱在内的人类情感？这种情感又将如何被量化、并传递到下一代的「原生」人类身上呢？
而去年（2020）由雷德利 · 斯科特（Ridley Scott）操刀的新剧《异星灾变》（Raised by Wolves）描绘了后人类时代，作为真 · 生育机器的全能机器人，奉命在外星抚养新诞生的人类胚胎及孩童。
同样来自于 Ridley Scott 早在 1982 年一举封神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人类制造了与真人无异的复制人，其目的是为人类工作，却埋下 4 年的寿限，避免让复制人拥有真正与人类平起平坐的思想感情或繁殖力。复制人被称为「劣种人」—— 听起来似曾相识，鄙视链贯穿着整个真实的人类历史，只是换了对象和内容。人类对于血统的长久迷恋，使得哪怕是自身的复制品亦会被作为潜在威胁，而造物者的心态更无法容忍创造物拥有一样的能力。
这令人想起美国孟山都公司，全球 90% 转基因作物种子技术的提供者。其掌握的转殖终结者基因（terminator gene）技术，能让农民所购得的种子种植后的收成虽然可以作为食用或饲料，但不具生命（因争议太大，并未成功销售）。更通俗的例子就是人为繁殖得到的骡子，作为劳动力有份，繁衍后代则无缘。
在 2016 年开播的美剧《西部世界》（Westworld）中，与人类几乎无异（只有更强的生命力）的超人类则是被 3D 打印出来。人们玩弄他们，控制他们，最后被他们反噬。
这里就出现了如同宿命的悖论：假如创造物不是真正的「生命」，这将有损人类试图与上帝比肩的自尊；而假如他们是真正的「生命」，冲破原厂设定、反噬造物者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Life breaks free. Life finds a way.」（生命总能打破限制，找到出路）—— 来自《侏罗纪公园》作者迈克尔 · 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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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回顾的几部典型的探讨未来生育场景的作品，可简略划分为几种不同的路线：第一种是生育力正常的社会，人类将生育作为一种权斗工具或展现权力的方式；第二种是在生育力属于稀缺资源的社会，人类不得不将集中生育（即女性生育工具化）作为维持种群规模的紧急措施，同时产生辅助生育机制；第三种则是处理与机器的关系，（反派）机器利用人的生育牟利，或（正派）机器以人的生育为己任。
看着这些电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是「吃着自己的瓜」。人类的自毁情结既令人思索自身的存在（being），警醒我们未雨绸缪，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忧郁。
人不会为道德而生，但永远生存在与道德的纠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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