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愚总是读书人

“国庆节要不要去哪里玩？”

之前我们读《唐诗里的十八场旅行》，还兴致勃勃地构思了包括滕王阁、天姥山在内的唐诗之旅，结果硬生生地被盛夏的高温给逼成了躺尸之旅。最近总算天凉快了些，被空调拯救了一个夏天的我，又蠢蠢欲动地构思起旅游计划来，甚至心里还盘算着，如果旅行也OK的话，就可以考虑下一步和老板结婚领证的事了。

“我有个地方倒是一直很想去，但又没那么想去，”坐在电脑前盘账的老板侧过身子问我，“你知道神保町吗？”

这我当然是知道的，旧书业不能没有神保町，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大概从明治年间起，神保町逐渐集聚了一大批古书店，可谓书肆林立，文风鼎盛。而国人赴日访书，神保町可谓必打卡之地。只是，为什么老板既想去，又不想去呢？

“就像北京琉璃厂、英国的查令十字街那样，神保町的很多古书店都因为店主年事已高，要么交给下一代后转型，要么就干脆关门大吉。那些在历史长河里颇有盛名的古书店，终究不可避免地消逝在历史之中，”老板不无伤感地说，“尹敏志这本写于2016年的《东京蠹余录》，就提到不少古书店在时代浪潮之中的艰难生存，如今又过去了将近十年，值得一去的古书店可能就更少了。”

那还不赶紧准备去……我正想这么问，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点，“我记得你之前写文章，结集的名字就叫‘蠹余录’诶。”

“厚颜一点说，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但其实我和作者可能都只是自称‘蠹鱼’，实际上是将‘读余’的所思所感整理成文，说到底大家都是‘痴愚的爱书人’罢了，”老板把书递给我，“这本书其实融作者的访书记和各家书店的历史于一体，相比李小龙的《书舶录》，故事性更强，也更好读一些。其中还有关于周氏兄弟翻译的故事哦。”

“那我可要好好读。”作为翻译选手，我对作为翻译家的周氏兄弟也是非常崇敬的。

新文学“外援”丸善

“尹敏志先生书中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若没有丸善株式会社这一日本“外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恐怕就得重写了’。这不光是因为周氏兄弟需要通过丸善书店买外文书，更重要的是他们年轻时东渡日本求学，当时就受惠于丸善书店，”老板为我解释说，“周作人1906年赴日，和鲁迅一起在东京求学。两人购书太多，生活拮据，便考虑联手译书，‘既能缓解经济拮据，又能向国内介绍新文学，可谓一举两得’。”

“我来看看，最早翻译的是《红星佚史》，还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的，那时张元济已经在商务工作，担任编译所所长，周氏兄弟这本书可能还是在张元济手里出版的，”我继续往下读，“周氏兄弟得到二百元稿费，相当于半年多的留学官费，‘兄弟俩贫儿骤富’，不过他们尝到甜头后，翻译大部头的《银公爵》（周氏兄弟译作《劲草》）就惨遭滑铁卢，倒不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而是有人先他们已经翻译过此书了。”

“两兄弟由此痛定思痛，决定翻译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而当时东京书市上甚至连英译本都没有，鲁迅就只好开列书单，托人向丸善书店订购”，老板笑着说，“尹敏志解释说，鲁迅开的‘书单一大张，而算账起来没有多少钱’，估计无颜面对店员，只好托熟人出面。”

“翻译的这些书就结集为著名的《域外小说集》。额，周氏兄弟当时听章太炎的课，学习严复和林纾，故意把常用汉字换成古字，”我对此有些无语，“这也难怪卖得不好，亏损严重啊。”

“不过另一方面，周氏兄弟在翻译过程中，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毕竟‘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今天我们以后视镜视角来看，如果他们当初的翻译事业一路顺利，可能我们就会多两名优秀的翻译家，而少两位新文学的战士了，”老板叹了口气，“因为翻译事业触礁，周氏兄弟也逐渐‘分道扬镳’。鲁迅回到我母校的前身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继续在日本的学业。早年两兄弟亲密无间合作译书的美好时光终究一去不复返了，但通过丸善书店购买外文书的习惯，两兄弟依然保留着。”

“光这么一件事，说丸善书店对周氏兄弟的人生有影响没问题，但说新文学运动会改写，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了呢？”我看向老板，“像鲁迅和内山书店关系也很好，他并不是非得通过丸善书店买书呀。”

“如果把尹敏志的话稍稍改改，说日本古书店对中国新文学有影响，那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老板笑着说，“鲁郭茅巴老曹排第二的郭沫若，也和日本古书店关系匪浅哦。”

古道热肠文求堂

“和郭沫若有关的是文求堂书店呀，”我跟着尹敏志的故事一路往下读，“‘四一二’之后，郭沫若流亡日本，为生计考虑，他不得不在文求堂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换来了三百日元，这才勉强能在日本立足。”

“根据长泽规矩也的说法，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是个颇为热情好客的人，没少请长泽和郭沫若一起吃饭。田中女婿增井经夫也说郭沫若和田中交情甚笃，经常出入文求堂，后来日军侵华，郭沫若秘密回国之时，一句话没说就把妻儿留在田中处，这种情谊不可谓不深厚了，”老板话锋一转，“但在郭沫若回国后，对田中却屡屡表达不满。好在田中去世后，他和郭沫若的通信保存下来，经过整理可知，两人关系非常亲密，田中不但对郭沫若和他的亲属多有襄助，甚至偶尔还为郭沫若的研究担当助理。郭沫若著作出版后，田中也帮忙在国内打广告，铺设销售渠道。就像你刚才说的，鲁迅当时就通过内山书店购买了郭沫若的甲骨文著作。”

“那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些好奇，“在网上对于郭沫若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我不明就里，不敢评价。”

“考虑到郭沫若的政治身份就很好理解了，抗战时期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中日尚未正式建交的时期，自然不能高歌和一位日本商人的友谊。仅仅强调两人之间顾客和商人的关系，同时多发几句牢骚，在政治上是更保险的，”老板感慨地说，“他终究是个政治人物，连安娜这位日本妻子也只能分手，更不要说田中一介书商了。”

“后来郭沫若访问日本，还特地去祭奠已经去世的田中。这样说起来他也是个赤诚君子，”我继续往下阅读，“原来周氏兄弟也和文求堂有渊源，鲁迅的小说选集，还有周作人的随笔，都有在文求堂出版。”

“另外，《大唐狄公案》的作者高罗佩当时在东京公使馆工作，也曾前往文求堂看书，和田中交情甚笃，田中在德国入侵荷兰时，还特地请高罗佩吃饭安慰他，”老板的眼里难掩伤感，“随着日荷开战，高罗佩也离开了日本，到1951年他再赴日本时，田中庆太郎已于当年去世，文求堂也物是人非了。没过几年，文求堂清空库存，转卖店面，百年老店终究草草落幕。”

“终究做了百年啊！”我想起我们这里许多民营书店，别说百年，很多坚持不到十年就惨淡收场，希望我和老板这家书店能坚持得再久一些吧。

书生的文化抗战

“前段时间我听了一期苗炜和吴真的对谈《战火里的古籍暗战：一本书如何逃过日军掠夺？》，讲的是吴真的著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老板向我介绍说，“尹敏志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当然吴真的叙述更加完整全面，对比之下，尹文虽然不能说有误解和错讹，但还是有所疏漏的。”

我把书翻到《亦有星星火：从大安到汲古书院》这一章，本章主角是刚才我们聊到的长泽规矩也，他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书志学家之一，对中日两地的汉籍均了如指掌，也曾得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来华购书。当时“古书争夺战”各方势力云集，包括哈佛燕京学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伪满洲国在内的各路势力均参与其中，为了避免“群趋东邻购国史”这样的耻辱，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等人也在积极行动，而另一位书生，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同样忧心如焚，他联合上海同仁积极购买古籍，参与到这场“古书争夺战”之中。

“尹著提到‘由已经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秘密出资’，其实这笔钱就是庚子赔款，当时美国提出这笔钱要专款专用，只能用于文化事业，胡适就和郑振铎商量用来购买古籍，”老板解释说，“后来书籍保存到香港，虽然因为日军占领而被一网打尽，但其实还颇有曲折之处。吴真的说法是这批书原来打算要运到美国保存，特地制作了加以辨识的图章，也就是尹著提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的朱印。等到书籍盖好章，装好箱要运走时，安排的货船运载能力不够，没办法把书全都带走，只好把书又运回港大。等到第二天，日军就入侵香港，这批书再也没办法带走了。”

“幸运的是这批书在战争胜利后又被找到了，又重新回到我国。渡尽劫波书还在，憾无影视叙争斗，”我突然产生了疑问，“长泽规矩也当年应该和这件事密切相关，但尹著说他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到患病去世时也不肯细说。吴真对此有说明吗？”

“其实长泽在这件事里的角色并不光彩，”老板又叹了口气，“当时这批藏书就是长泽等人负责登记整理的，后来随着局势变化，盟军一路打到日本本土。长泽担心盟军也执行‘三光’政策，就提议将书藏起来，避免被发现。事实证明这是个馊主意，书籍还是被发现了，而且朱印鲜红，容不得抵赖。”

“战争年代，长泽终究是个日本人啊，”我不由得想起大半生奉献中国的教育事业，最后“晚节不保”的司徒雷登来。

“长泽的学问人品其实是无可争议的，但人终究是社会的一分子，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老板摸摸我的头，似是劝慰，又似自言自语，“不过那一代的日本学人还是很有‘学术为天下公器’这般风骨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社科院的王毓铨想读汲古书院影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听说了以后，就立马给王毓铨寄了一套过来。”

然而我的眼睛，却被这一章结尾，山根幸夫悼念栗林宣夫的文章给吸引了。

志江夫人曾对我说过，栗林氏三四年前得了重病后，以此为契机对藏书进行了整理。他说藏书最好不要死藏，不然会沦为无用之物，如果能流回古书市场，让广大研究者们重新所用，对于学术研究不是最有益的吗？

变革中的古书店

“虽然学者藏书的流通是件好事，但我一无财力，二无眼力，不敢碰这个领域，”老板自嘲说，“等于是反向的弘文庄了，它只买卖稀见书和珍贵古籍，我反而是只专注于二手新书的。人家可以只接受订购，其他交易，一概谢绝。我是网购可以，顾客来店里买书也欢迎，甚至在店里看书也行。”

奈何大部分来我们店里的顾客，还是冲着我的咖啡来的（这话说得有些恬不知耻了），老板总是卖不出去书。（毕竟我们店里可以一边坐着喝咖啡一边看书，可能不少顾客还以为我们是公益书屋呢）

“其实日本古书店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新生代也在主动使用网络，吴真在播客最后提到的赴日淘书攻略中，也着重分享了网购的方式，”老板摇摇头，“书店重要的还是它这个载体，网购固然方便，但终归还是差了点什么。”

这点我也很赞同，如果没有这家书店，我也就不会遇到老板，我的人生想来也会大不相同了。也是恰巧，我刚好翻到《大隐隐于市：丛文阁书店》这一章，尹敏志提到他去丛文阁书店的事：

有一次我在里面找了半小时的书，都没有其他人上来，老板也在收银台前伏案看书，我只能听到自己把书抽出函套的声音。楼下重型卡车开过，玻璃窗微微震动，几秒钟后恢复平静，只有抖落的纤尘飞舞、起落。想起钱穆的话：“学问之事，贵能孤往。”感觉又寂寞，又惬意。

但是，看人开店很惬意，自己开店无闲余。书卖不出去，没得收入，现在我们两个人一个变成兼职咖啡师的翻译，一个跟着匠仔脚步，一边做校对，一边送外卖攒钱。

只是书店，我们只能勉力让它维持下去。

日本的古书店同样接二连三地关门，但图书网购似乎不受影响。尹敏志在书的最后，就介绍了雅虎拍卖上的书商汤米，这位神秘卖家的身份在最后被揭露，其实就是光和书房。这家书店背后亦有故事，不过我更关注的是汤米的经营模式，比如用高清相机拍上十多张照片，这点我国的“孔网”也是如此。但汤米还在书旁摆上量尺，这样书籍的长、宽、高就一目了然了。至于目录、出版地、出版时间、藏书章等重要信息，汤米也会拍摄。另外如果书籍是零本，或有破损、斑点、褪色、脱胶、虫蠹等瑕疵，也会给特写或说明。

“这么做人力成本非常大，得是专业的古书行业从业者，同时至少又精通摄影和网络才行，”老板已经不知道今天几度叹气了，“其实我们也做得来的，但没时间啊，钱还是不够多。”

是啊，比如去一趟神保町，旅费暂且不论，去了那里总会买书吧，就算书费我们拼了命省出来，运回来的运费也不是个小数目。

“先攒钱吧，”老板起身拿饭盒，“我换件外卖员的衣服去打饭，再看看有没有比较顺路的单子。”

痴愚总是读书人，我们都只是为了心爱的事物，而苦苦坚持的痴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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