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书页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又或者说是能说些什么。于是去翻了翻作者刘震云之前的采访资料，一篇采访（2016 年《凤凰周刊》）中形容他的状态把我从沉寂中唤醒了：似乎可以从这里说些什么

他极其厌恶那种居高临下的、悲悯的知识分子式写作。他和他书中的人物都是平等的态度。谁又比谁能高到哪儿去啊？在刘雨霖看来，刘震云喜欢和书中的人物聊天，听他们说话，你能感受到，在刘震云那里，那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死的。

那是一种呼吸相通、血脉相连的感受。刘震云很爱他的姥姥，这个在他看来有着大智慧的老人。他曾经设想了三个理想，一个是到镇上做个厨子，二是在一个乡村戏班子里敲梆子，三是当一名乡村教员。这三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生活在姥姥身边。

他经常做一个梦，回到童年，“回到我们村，村里面的院子里，我姥姥依然健在，我们家有一棵特别大的枣树，硕果累累，月亮也特别大，把枣树的叶子打在了地上，这是我经常出现的一个梦境。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姥姥不在了，你很多舅舅、舅母都不在了，你小时候一块儿上学的表哥有好几个也不在了，恍惚之间不知身在何处。你会更理解，2000多年前一个山东人说的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一句话顶一万句》如果简单地描述的话，就是一些在村里生活的普通人，他们守着各自的纠结和困境，有时琢磨着怎么把生活过得有滋味，有时又琢磨着怎么把生活就过下去，都是关于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上面关于刘震云的启发其实是：「我们学到的太多视角和观点源自于知识分子，而他们或许只是人群中的百分之五，无论他们如何试图清晰地阐述这个世界，其实距离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五还是很远。别自傲地认为足够了解他们又或者他们不值得被了解。」
 

然而日常生活中这些例子太多了：没有经历过足够深入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试图对某些群体总结归类，手握着大把数据坐在空调房里的产品经理试图凭空描绘出一幅清晰的用户画像，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话筒发表期末总结的小学校长试图让学生们在假期「弘扬学校体育精神，跟随指示保持优秀学生风貌」。
 

其实每个人都在琢磨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人试着要忽视自己的生活，那吴摩西肯定首先不乐意。吴摩西是书里的主角之一，他经历坎坷曲折：在县政府去给人种菜，到竹业社给人破竹子，为了生计不得已信仰了来中国传教的老詹，甚至到后来自己的媳妇也跟人跑了。某种意义上来说吴摩西相较于现代人的生活似乎浑浑噩噩指向不明，他并不朝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活着，轨迹就像是小孩子胡乱涂抹的没有规则的曲线。可是我并不确定人们是否理应按照预设好的方向线性地生活下去，那也未必会有深刻的意义存在。而就像是前段时间《soul》里的二十二一样，胡乱生活的吴摩西也找到了自己的 spark ：社火表演和他的「闺女」巧玲。

原本是顶替别人的吴摩西在社火表演中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的侠客一般，他扮演的阎罗让人眼前一亮。而就这刚燃起来的火焰就被自己讨的媳妇儿吴香香给扑灭了：玩什么社火，不知道在馒头店多揉几个馒头。他前半辈子就为了挣一口活头，然而活头有了以后看起来生活变好了，但却跟谁都说不着了。唯一能跟他说得着的是吴香香的闺女巧玲，巧玲和她妈不亲偏和吴摩西亲。她把吴摩西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我妈让我一辈子不理你，是我自个儿偷偷跑来的。“

吴摩西突然想起什么：“你不是怕黑吗？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

巧玲哭了：“我想你了。明天该去白家庄拉面了。“

吴摩西潸然泪下。起身，拉起巧玲的手，重回了馒头铺。
 

找到了能说得着的人，生活就有了那么些滋味，似乎也就还能过下去。然而后来巧玲被人拐走了，吴摩西四处去找，却也没能找到。他的魂丢了，接下来经历类似命运的另一个主角是巧玲的孩子牛爱国。他比吴摩西更惨的是他就没遇见过那个说得着的人，于是日子越发过得苦闷，以至于他最后要去找曾经吴摩西留下的一句话，似乎就指望着那句话解决自己人生的困扰。

吴摩西找到了又丢了，牛爱国没找到便继续找。要找的就是那个说得着的人，仿佛和那人说上一句话顶一万句。看起来厚厚的一本书里两个人的人生里经历了那么多人，生活里热热闹闹地过着，却终究听不到那一句话。

“有些人说得着，有些人说不得着；有些人现在说不得着，将来或许能说得着；有些人现在说得着，将来未必能说得着；有些人这一辈子也说不得着。找一个能说得着的人过一辈子是福分，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亲人。”

关于孤独这事儿吧，世上有千万种写法，怎么样都不稀罕。而最孤独的就是热热闹闹了一辈子的孤独。就像《小妇人》（《Little Women》）里 Joe 感慨的：“ I ​just feel so lo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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