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一盏灯，开一扇窗

“现在可以抢五一假期的票了，我们要不要选个地方去玩呢？”我问老板。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倒是可以随便选个日子，在店门口挂一块“老板和老板娘去约会了”的牌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如果要和匠仔高千一起出去玩的话，就只能选五一长假了。以前我一个人不好当他们的电灯泡，现在有了男朋友，腰杆都直三分了。

“海盐怎么样？”老板问我。

“是要去南北湖吗？”海盐倒是个不太远的选择，我先记下来，等会问匠仔他们。

“不，是去张元济图书馆哦，”老板递了一本《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给我，“我猜匠仔肯定很想去这里，毕竟这本书他刚刚看完呢。”

对前编辑、现翻译的我来说，执掌商务印书馆多年的张元济，堪称业内的大前辈。然而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张元济这个名字，多少还是有些陌生的。为此，晚上聊书时，我们“Four in Love”四人组还稍微讨论了一下，高千表示几乎没有听说过；老板则说只知道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强绑定关系；最后是匠仔，他说自己在读这本书之前和老板所知的差不多，但读了之后……

“你们知道‘四部丛刊’、中华学艺社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吗？”

顿时，老板和高千的眼神，就和黑夜里的灯一样亮起来了。

旧中有新，功在当代

“如果要向完全不了解张元济的人介绍他，或许将他和蔡元培并称为‘民国教育双元’也挺合适，”匠仔在白板上写下两个人名后，开始为我们梳理这两位教育家的相似之处，“蔡元培1868年生，张元济1867年生，两人都是祖籍浙江，算得上老乡，又是同一批的进士（两人同在1889年中举，1892年中进士，同样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旧学功底同样深厚，同时又以开明的眼光拥抱新学。张元济在清政府任职期间，就通过建设现代学堂，培育人才，介绍新知，他本人也被认为是成功的新派教育家。在百日维新之后，张元济被‘永不叙用’，辗转进入南洋公学工作，除了负责译书事务外，还为受过旧学训练的学者设立‘特班’，而担任这一‘特班’总教习的就是蔡元培。”

“不过政治形势风起云涌，蔡元培后来投身于革命活动，建立光复会，成为孙中山的信徒，辛亥革命后先后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工作，开创一番新气象，张元济则加盟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同样打拼出一番新天地，”老板补充说，“张元济其实也有再次当官的机会，比如熊希龄曾邀请他当教育部长，但张元济仍然选择留在商务，坚守‘传播现代思想和启迪民智’这一终身事业。不过当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和执掌商务的老朋友张元济之间，想必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比如商务为北大教职员出版过‘北京大学丛书’，而北大当时用的教材，背后应该也少不了商务的贡献。”

“当时蔡元培所支持的新文化运动，其实也少不了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通过革新《小说月报》等杂志提供的支持。但是呢，在陈独秀、罗家伦等更激进的新生力量看来，商务印刷馆和旗下的《东方杂志》就未免显得有些保守了，”匠仔捧起书为我们朗读，“在旧派人物中显得新潮，往往也会在新派人物中显得陈旧，虽然‘两头不讨好’，但我觉得叶宋曼瑛对张元济的评价还是挺公允的：

他从未参与激进的先锋队伍，没有宣扬新哲学，也没有对中国文化作过革命性的解释，更没有兴趣采用激进的政治方式让中国强盛起来。事实上，他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采取了传统的方式。在漫长的一生中，纵使政局常常变化，社会频繁动乱，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若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充分的知识，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从来就不会缺乏英雄人物，”高千从匠仔手里接过书，一边翻一边为我们举例，“比如张元济接触过的康有为、梁启超，就都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他的‘同年’蔡元培，忘年交胡适，今天看来在名气上都远远超过了他，但这并不意味着张元济就是平庸之辈。事实上，相比那些喊着要拆房子并最终迫使上面的人开门的‘大英雄’，张元济自始自终都在坚持开一扇窗。某种意义上，像他这样‘开窗的人’，才是鲁迅先生口中‘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也就是‘中国的脊梁’。”

“拆房者暴得大名，开窗者默默耕耘，”匠仔高度肯定了女朋友的话，“从组织‘西学堂’到译介书籍，再到把商务印书馆‘做大做强，创造辉煌’，张元济奉行一生的策略始终是建设而非批判，其姿态始终是温和而非激进，其目的也始终是通过文化传播的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虽然可能有些显得保守，但也不失为稳妥的长久之计。如果说当时另一批更激进的人是在‘放火烧屋子’，那么张元济所代表的，就是‘点灯照亮屋子’。”

“有的人放了把火就偃旗息鼓了，而张元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出版启迪民智的信念从未动摇过’，”老板说，“也正是因为有张元济这样一位掌舵人，商务印书馆才从最开始印刷商务票据的小作坊，逐步成为‘民国第一出版社’，叶宋曼瑛说，‘张元济的使命感实际上常常帮助了企业’，这也说明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是彼此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关系。”

新中有旧，利在千秋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商务印书馆在当时出的教材自然不会再使用，只能作为民国教育研究者们的材料，《小说月报》等旗下刊物恐怕也只有中文系的学生们才会翻阅。但张元济做的另外三件大事，足以称为利在千秋，”匠仔在白板上依次写下三行字，“四部丛刊、日本访书、百衲本二十四史。”

“主要是你校书要用到它们吧。”高千一语道破玄机，在我们“哄堂大笑”中，匠仔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其实有古典文献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四库全书多有删改，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也是多有错漏，所以校对古籍，有四部丛刊就不用四库全书，有百衲本就不用武英殿本。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项巨大工程，居然都是张元济一手主持的。”

“这其实就值得今天所有使用中国古籍的经典研究者去张元济图书馆上香了，”老板不无感慨地说，“‘书贵初刻’，最早的版本往往是最有价值的，张元济家族本就是藏书大族，张元济本人也是藏书家，但与鲁迅、胡适等人不同的是，‘他并不仅仅满足于个人收藏、阅读和校勘。为了不同学者的利益，他决心用现代印刷技术使古籍广为流传’，重印一批最古老、最权威的古籍，从而‘使天下学人受惠’。”

“像我做校对时，就少不了用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数据资源，我每一次的点击，背后都是张元济的无私贡献。放古代，这是立长生牌坊也不为过的，更值得敬佩的是，张元济虽然对善本古籍孜孜以求，却在战乱年代里为重印四库全书出力，保护了这一部毁誉参半的典籍，”匠仔点了点白板上的另一行字，“赴日访书这件事也很重要，民国时期，皕宋楼藏书等不少善本古籍流落日本，张元济和商务印刷馆就联手由赴日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中华学艺社，影印出版了一批日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比如《太平御览》这部类书，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将三家日本图书馆的版本和国内残本合并为‘全宋本’出版的，今天我们通过数据库检索《太平御览》，还会看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的版本，这个版本被收录进四部丛刊，其1014卷较四库本和道藏本的1007卷，还要多出7卷。”

“其实清末有一位大学者杨守敬，他出使日本时就因缘际会，购入了大量国内已散佚的善本古籍，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对古典汉籍并不重视，所以杨守敬得以满载而归。但后来时过境迁，国人已难以效法此举，”老板为我们补充说，“张元济的做法，虽然不像杨守敬那么长国人志气，但却更加实际，也和日本汉学家们建立了友谊。某种意义上，这件事非得张元济这样第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家兼商务印刷馆董事来办不可，而张元济也确实‘将他的才能贡献给一个他最有专长的领域，并获得了卓越的成效’。”

“仔细想想，张元济重印古籍，和他当年译介新知，其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匠仔在白板上写下了“东方杂志”几个字，“当时《东方杂志》以翻译国外文章为主，尽管这些文章中含有敌视中国的材料，但张元济力主翻译必须忠于原文，因为‘这是中国真正了解外国态度的唯一方式’，现在想来，这或许与四库全书对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多有删改有关，张元济深知删改之害，所以无论是编杂志还是重印古籍，都力求真实。”

“其实我想成为张元济这样的人，”在和匠仔高千敲定“海盐暨张元济图书馆一日游”后，我和老板送走了他们，然后继续在书店里聊张元济，老板拿了另外几位民国名人和张元济作比较，“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都在一段时间内醉心于政治，但张元济不一样，他似乎一直坚信‘他无法改变政治趋势，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将自己的才能投入某一个可以使得他的影响力变得重大和有效的领域’。之所以选择和商务印刷馆相互成就，也是因为‘他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来自广开民智’，而出版业是‘传播知识和普及新思想最有效的途径’。”

“其实叶宋曼瑛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张元济一些‘发声’的行为，但总体来说，‘张元济比起同时代不少文化层面的改革者来，表现得更为温和与低调，从未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活动家’，这或许也是张元济在今天相对于他的几位老友，显得默默无闻的缘故吧，”我问老板，“是不是也想把小书店‘做大做强’啦，要不我们憧憬一下三联书店。”

“那倒不是，”老板点了下我额头，“我可没有张元济那么高超的能力。但是呢，向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努力，几十年来矢志不渝，这才是我想要学习张元济的地方。虽然我没有那么强的经济能力访书、藏书，但未必不能通过小小的旧书店，向感兴趣的读者介绍一些关于旧书的故事，说不定也会在将来成为珍贵的史料呢。”

“这也不错啊，”我竖起大拇指为他“比个赞”，“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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