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趁着春节，终于有点空闲的时间整理自己的随笔碎片了。

10.26，爱丁堡

下午 2 点，我去了电影院。

下午 3 点不到，电影结束，是个短片。我为我自己哭了一场。

从电影角度来说，我不认可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改编电影。首先，藤野雨中狂奔的一幕虽然被大家称道，但我其实并不满意，如果雨中狂奔跃起的镜头稍微提前一点，这一幕将更得我心。其次，电影叙事节奏中对「时间流速」的镜头感还是太轻松了，画稿的堆积和双主角的身高外貌变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维度，克制地表达了「成长」，然而我想要看更多。我还想看两个人「距离」的拉扯，不论是小矛盾带来的日常争吵，还是简单的两个人拌嘴笑骂，我都觉得这种日常的比重失调，让我前半段更难获得代入感。

当然上述两点都不是缺点，只是个人审美上的需求，我不会要求这部电影做更好，毕竟做到这种程度也基本上无可挑剔了。何况这部电影中不论是大量写实效果和留白，还是大量作画上的细节非常勾我。我最喜欢的一段镜头是藤野第一次去京本家，到京本从屋里追出的片段。这一段中，不论是跑步的踉跄，穿鞋穿了两次没有穿上的小慌张，各种细节的质感极度逼真，给我极强的代入感。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部电影其实不是放给当下的我观看的。某种意义上，这是未来的我，给过去的我录制的短片。

得

我第一次听到蓦然回首这个词，其实并不是出自辛弃疾。小时候更早接触到的其实是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而其中的人生三境中，第三重境界，便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间词话度过和解析过的人很多，我也不想过多解读和赘述，三重境界简单对应分别是人生的「立」、「守」和「得」三重境界。而「蓦然回首」，是一个非常有映射意义的说法。

在鲍德里亚访谈录的读书笔记里，我提到过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还在不断思考和完善这个答案。但是《蓦然回首》仿佛给我的追求写了一个注定不圆满的结局：我在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愿意付出多少牺牲。我要做出多大的牺牲，才能换得一份沉重的念想，以及我要背负哪些念想，才能作为一个「人」继续前行。

这种选择在电影里，是选择了事业而放弃了挚友的藤野，而在她坚定选择事业的同时，她也得到了挚友最跨越失控桎梏的认可和承认。

我期待这种求而不得的理想。

过去的半年，我这儿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我其实至今也没有办法说明白这一段经历发生了什么。但是简单来说，我遇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的人，这段经历启发了我去重新审视自己身上诸多不自洽的地方。但是在我还没有完全想明白我身上问题的时候，我的不成熟的决策让我深刻伤害了那个朋友。而那段时期的日记、聊天记录被我非常谨慎地封存。我时不时会重新打开那段时间的经历，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我不愿意承认的。

我喜欢上别人的特质，也是因为喜欢上了我自己的创伤；我爱最深的人本应该是我自己，但是我把这种唾手可得的感情寄托在我的创伤投影上。我自爆一样地自我伤害，但是想换取别人一点点的安宁和满足，某种意义上更像是我一遍遍对十年前的自己说，我能保护你。而我也希望从别人的嘴里，得到类似的答案：我能给别人安全，所以，理论上，我能保护好一个无助的自己。

但是，为什么是理论上呢，得到这个答案的路线其实非常曲折。我试着从一些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技术手段来分析自己，我也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变态的倾向，我甚至为了解释自己的很多行为逻辑，阅读了一些女性心理和犯罪心理的相关理论。但是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从儿童心理中，一些和创伤的理论中，我发现很多自己的行为变得合理了。

和我不熟悉的人，对我的评价大多是严肃、冷漠和务实，和我相熟的人对我评价大多是一个不切实际，幽默和理想主义。我很想用理想主义者这个词称呼自己，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很容易玷污这个词，所以还是别了。毕竟，我现实做过的事情和我的美好愿望相差甚远。我现在也确实在践行我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慈善捐赠、项目开源、无条件帮助别人做些申请和咨询。很多时候，我其实也是想稍微做一些赎罪的事情。

我很喜欢泥菩萨这个词，我一度多年用这个词作为自己的微信 ID。毕竟，泥菩萨，终归也是一肚子烂货的人。渡不了己，也救不了人。尽管如此，还会被别人敬仰。说回我想要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就在我脚下。我很难具体描述我想要的这种感受。但是如果说最为接近的一种，可能是作为我朋友的，读到这篇文章的你，能在十年后想到我这个人的时候，不会后悔和我认识一场。

蓦然回首，我仍风华绝代于江畔，守得一亭春风。

失

不过，得失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命题。如果我的得，注定是另一个人的失。用这个角度来想，我未免也太过自私了。

在前年的时候，我总喜欢说，我这一年失去了很多；而今年，我更多看到了自己得到很多。仔细一想，我前年和去年的状态可能并没有太多太强烈的变化。毕竟，一年时间让这个世界脱胎换骨未免太难了一点，所以变的，一定不是外在环境。只能说我这种所冥顽不化的笨蛋，可能也有变化的时候。

我一直非常讨厌「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强调的适者生存，尽管我一定程度上具备这一种特质。在任何一种环境中，我有非常强大的流动性和适应性。住过最贵的酒店，也蹭过廉价的出租房；在异国的沙发上暂住，也在城中村的天桥下小憩。物理上，我适应力确实还算不错。但是我的精神适应性其实非常恶劣，回想我过去和别人交往的各种经历，如果我遇到了和自己欣赏和敬佩的人，我会下意识地模仿他们。不论是学习他们的行事风格，还是捕捉他们的口癖。我非常喜欢把自己变成我想成为的形状。这种模仿的行为在我本科的时候格外明显，遇到一个比我优秀一点点的人，我总喜欢无意识接近他。然后不停模仿他们的行为。某种意义上，我非常非常讨厌过去的自己，每天恨不得把前一天的自己碎尸万段再焚烧殆尽。我厌恶自己的固化和僵硬，我不停在做新的事情，学新的技能，也在用新的东西覆盖自己的过去，坚持每天比昨天多学会一件小事情。这种看起来积极的行为，掩藏的是我想把自己的独特性抹杀的决绝。

诚然，「人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行为找补的生物，大部分选择都是一念之间」。我经常想，这种念头，来自内心的冲动，但是我们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让心坚韧到足够坚定做出选择呢？在我丰富的过去经历中，有荣誉，有奋斗，也有落魄和一地鸡毛。但是过去的得失，在现在的我看来，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在出国之前，很难被称作一个人，走出了一个环境之后，我发现我过去所有人生中，都在拼命试图让我自己丧失。

翻出自己几年前的日记，我感受到一种非常痛苦和深刻的绝望。譬如我曾在冬夜写下：「比起对历史上的愚忠的批判，我更多的是一种羡慕。他们知道自己只要这么做，就可以免受道德的指责。大家会说他们笨，批评他们蠢，但是不会有人说他们坏，因为他们忠」。也曾在夏天的凌晨写下：「我希望将自己的夏花的绚烂短暂献给天才，我希望成为别人的道路，想成为烟火」。在《钢之炼金术士》这部动画里，有一个主题贯穿了整个故事：等价交换。我希望用自己的失，交换另一个维度的得，一个「这个人姑且是个好人」的评价。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思考的问题就是，得失两者必然祝为一体，作为一体两面的概念，我拼命希望丧失，另一方面对应的，是我极度的贪心和自私。我最想奉献出去的，也是我最希望得到的。

毕竟如《涅朵奇卡》所说：从小缺爱的人，会疯狂地给从来不缺爱的人献爱，就像穷光蛋在给亿万富翁捐款。

我希望被别人流放，是因为我疯狂想得到一个人的无条件的惯坏和爱；我希望自己投身慈善，捐款捐到身无分文，是我想要在我贫困潦倒的时刻，能被人赏口饭吃。以及，我希望被身边的人遗忘，就是我想被更多的人记住。我想在我出生前死去，也想在我死后活着。

蓦然回首，我已乘风归去，天地无痕，唯有我余温。

命

十多年前，我还在初中的时候，《史记》中入选语文课本的《陈涉世家》里，就有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胆宣言。之后，我上了高中，读了近代史，读了更多近代文学作品，比如《骆驼祥子》，比如《家春秋》，又比如《平凡的世界》。我看到了距离我没有那么遥远的过去，照样还是有人命贵，有人命贱。

我以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些时代，离我的距离不到一百年。如果真要用一个恐怖的视角看，命有贵贱之分持续了几千年，从商周的「天命」到秦汉的「黔首」，从唐宋的「士农工商」到明清的「籍贯户籍」，无非是换了名目，将人钉在不同的格子里。甚至连「自由」与「平等」的现代叙事，也未必能真正斩断这条锁链——只不过「贵贱」的标尺，从血脉换成了财富，从姓氏改成了资本。

去年春天，我在伦敦地铁站遇到过一个流浪汉。他穿着洗褪色的蓝夹克，脚边摆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我只需要一杯咖啡的钱」。我蹲下来和他聊天，他说自己曾是建筑工人，膝盖受伤后被辞退，失业金不够付房租。他说话时始终没有抬头看我，却突然指了指我手中的相机：「你用它拍过银河吗？我以前在苏格兰高地的工地值夜班时，见过真正的星空。」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命运的褶皱里藏着多少被碾碎的星光。一个人一生的价值，竟可能被简化为一场工伤、一次裁员、一串银行账户的数字。

这让我想起《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躺在煤矿工棚里的独白：「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可为什么总有人必须浸泡在「痛苦的煎熬」里才能生存？为什么另一些人却能轻易摘走文明的果实，甚至将苦难包装成励志的故事？现代的新闻媒体让我有了更广的视角，让我能在爱丁堡的慈善晚宴上见过西装革履的富豪举杯谈笑，他们捐赠的金额恰好能抵税；也让我能见到孟买的贫民窟里，母亲把最后一块面饼掰给女儿时，眼里那种近乎神圣的平静。这种荒诞的对照像一根刺，扎在我所有关于「公平」的想象里。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说：「我们消费的从来不是物本身，而是差异。」或许命运的贵贱也成了某种消费品——有人用学区房和私立医院购买「优等人生」，有人则在生存线上挣扎，连悲伤都显得奢侈。我在申请奖学金时，见过出身显赫的竞争者轻描淡写地展示非洲志愿经历；也见过真正从战乱国逃出来的学生，把一句「我想回家乡当教师」说得支离破碎。当「命」被明码标价，连理想都成了特供品。

可我依然不甘心。去年冬天在格拉斯哥的圣诞集市闲逛的时，一个巴勒斯坦男孩教我画他们村庄的橄榄树。他说树下埋着他妹妹的蝴蝶发卡，然后突然用我不知名的语言唱起一首童谣。我听不懂歌词，却在他沙哑的声音里听见整片土地的呜咽。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贵贱」不过是权力的戏法，而生命的重量从来平等。那些被时代定义为「贱命」的人，或许才是人类文明最后的盐——他们在裂缝中生根，用伤痕记录历史的体温，把绝望酿成歌。

所以，我不会停止创作，不论是工程的，学术的，还是文学的。
我是激情的讲述者，也是笨拙记录者，更是无知的思考者。
但是不论我们是谁，星光总落在仰望深渊的我眼底。
我是命最好的人,左手的指节戴着未融的星霜，还凝着点点星光;
我是命最差的人,右掌的纹路爬满雪崩的枯槁，只捏着纹银几两。
蓦然回首,漫天星子皆是我坠落的灰烬与重燃的火种。
蓦然回首，我还是那个我，信命不由命的我。
烧着一身傲骨，用最孱弱的躯壳托着最美好的梦。

愿我乘风，愿你入梦。
愿春风不止，愿美梦无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