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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同性恋是病吗？
2020年7月28日，有一则案件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一场原告和被告都没有到场的庭审。
这场庭审总共延期了3次，上诉过程持续3年。
它是国内第一起以“产品质量纠纷”的形式、对大学教材污名同性恋提起的诉讼。
把时间拨回到四年前。2016年，西西最初发现这本教材的问题是来自于一位暨南大学的朋友。
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张将星、曾庆主编）中，“常见的性心理障碍”下赫然写着“同性恋”，并定义道：
“与人类绝大多数性爱方式相比，可以认为同性恋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
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并不是唯一一本这么写的书。
根据@同志之声的微博话题#曝光恐同毒教材#（这个TAG下直到今年还有网友持续在投稿），有大量精神医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教材，将同性恋描述为“不健康”、“性倒错”、“性变态”、“需了解同性恋的危害”等。
早在2014年，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就发布了一份《中国高校教科书中同性恋错误和污名内容及其影响调查报告》。其中显示，2001年后发布的高校教材中，仍有4成教材将同性恋视为是疾病，5成教材认为同性恋应被治疗。
作为权威和指导的大学教科书，代表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倡导。它对“定义”这件事是有权力的，这种权力会传递给阅读教材的受教育者。
这也并不是西西第一次感受到“恐同”的压力。西西在大学里曾经历过一场以“‘同性恋家庭’是否算是家庭自由”为主题的辩论课。这堂课上，同学们偏离了辩题本身，表现出了对同性恋本身的强烈攻击和排斥：
“同性恋是病，怎么还放心让他们收养孩子？”
“大家都知道的，男同性恋是肛交的嘛，怎么可能不会染上艾滋病？”
“同性恋是性心理障碍，这些不都是明摆在教科书上的？”
“对啊，教科书上还写着同性恋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的感染率难道还是假的？”
听到这些，西西感到愤怒和无力。教材给同志群体开出的“病理诊断书”，如一把沉重的法槌，给这场走偏的辩论敲定了胜负。
而且——是“病”，就得治。根据北京同志中心2019年发布的《政策简报医疗篇——性少数群体在中国的医疗服务经历》显示：
在18,088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人中，有6.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心理咨询师/医生曾建议、试图诱导他们接受或向他们提供针对其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矫正疗法；8.5%表示心理咨询师/医生曾建议他们改变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2019年，艺术家武老白和郑宏彬暗访了多家医院、诊所，发现至少仍有96家机构在开展这样的治疗，其中不乏公立医院。
更重要的是，那些尚未接纳自己性少数身份的同志们，自己也想被“治好”。在看到“同性恋是病”时，ta们会更不愿接受和承认自身的身份，或考虑寻求矫正治疗。
西西决定将愤怒的力气用来做点什么。
手握着暨南大学的教材，西西开始给出版社发邮件、打电话反映问题，编者曾庆老师在通话中表示“会尽快处理这一件事情”。在西西前往出版社、试图面谈时，出版社副总编辑晏礼庆先生表示：
“同性恋是否属于性心理障碍是学术争议，编辑没有能力判断，应该和编者联系。”
这一拉锯战持续二十天后，西西发现自己的手机已不能拨通编者的电话了。此后再次用同学的手机号拨过去，对方要么表示打错电话，要么处于忙音状态。
西西决定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回击：给暨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曾庆老师、张将星老师，以及暨南大学出版社送去一筐重重的鸭梨，还有一封近300人的联名信，以突出教材污名化、和出版社的交流受阻带来的压力。
但这种污名化的压力，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真切地理解呢？
“想把一些抽象的东西（教科书上的污名话语）用一种超越语言的、可视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西西说。
2016年8月，西西决定策划一个以教科书为主题的、有趣而有深度的展览。在这个名叫《命名：是谁在书写与定义同性恋》的展览上，有这样一个实验：
策展志愿者们把某大学图书馆中所能借到的心理学教材搬到现场，由Shaw身穿白色长裙，坐在展厅中间。
从书堆中抽出一本心理学教材进行阅读，假如书中有出现污名同性恋及错误的内容，则在现场中大声朗读出来，并用剪刀在Shaw的长裙上剪下一刀；假如内容无误，则给予Shaw一个拥抱。
据西西说，坐着的Shaw感到无助，那是一种“坐在那里，然后别人拿剪刀剪你衣服时候的无助”。这种无助，也是生存在恐同文化中的性少数时时刻刻的感受。
用艺术软化残酷的现实，将抽象的感受可视化，是和巨石起舞的一次尝试。
2017年7月，西西网购了一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然后和具有专业编校资质能力的相关人士一起对该教材进行了校对，发现其中一共存在82.5个编校差错（其中包含了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的知识性错误）。由此计算出这本教材的编校差错率为万分之2.7908602。
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5条规定，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被认定为不合格。
随后，西西以内容质量问题为由、以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名义，把暨南大学出版社和销售书籍的京东平台一起告上了法庭。
因同性恋知识的教材提起诉讼，西西并不是国内第一人。在刚上大学的时候，西西认识了同样阅读过恐同教材、因此三次起诉教育部的秋白。
不过，无论对于秋白还是西西来说，都无法使用“侵犯名誉权”为由进行立案，因为难以证明教科书和个人的直接利益关系。
只能转而曲线救国！西西看到，此前并没有一个影响出版社和编者的诉讼行动，决定了自己来做第一人，选择以“产品质量”作为起诉的理由。
西西想借助诉讼本身的事件性，一把揭开同志被疾病污名化的困境。
影响性诉讼：
在一定时间或者一定阶段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反映制度冲突的一些个案。这些个案通过它的提起诉讼、诉讼过程、公共传播、专家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运用和传播，能够对制度的演进、社会的变迁、观念的改变起作用。（via创制影响性诉讼模式的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律师）
由此，西西案的焦点转移到了“这本教材是否有产品质量问题，其中的知识性错误是否能得到认可”。
2016年底，广东省新闻出版社广电局发布了通告（《关于反映暨南大学出版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中存在错误内容相关处理情况的报告》），认为这本教材没错。
后来，暨大出版社在提交给法庭的证据中，引用此报告作为教材无误的理由。
不过，涉案教材在2017年3月得到了修订。新版教材删除了原先的表述，重新引用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下文简称CCMD-3），但有断章取义之嫌：
阅读这一修订后的版本，仍然会理解成同性恋就是性心理障碍。
这也引出了这个案子的两个核心问题：
在CCMD-3的正文里，“同性恋”这一整体概念已经不再作为病理障碍，但仍以自我不和谐型的同性恋（即那些无法接纳自己的同性恋性取向，因而产生负面情绪、寻求改变性取向的人）作为性指向障碍。
所以这份标准对同性恋的去病化是不彻底的，含糊其辞的。
在CCMD-3工作组成员之一刘华清的访谈中，刘华清说，一部分专家认为不适宜将同性恋彻底从文件中删除。
“不能那么彻底地一下子步子迈得这么大”；
“将同性恋界定为可治疗的疾病，起码可以避免偏僻地区对同性恋的制裁和刑罚”。
面对巨大的争议，CCMD-3给出了折中的结果，以期让文化观念慢慢“适应”。
这一适应，就适应到了今天，让许多同志个体仍深陷扭转治疗的困境之中。
但事实上，“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也是一个模糊了因果关系的概念。同志群体的焦虑、抑郁、痛苦和期待改变，并非因为同志身份，而是因为来自外界的误解、歧视、霸凌。
*ICD：《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ICD-10不将同性恋与双性恋归为精神障碍的范畴。
CCMD是怎么来的？它始于1958年国内的精神障碍分类工作，第三版在2001年由中华精神科学会出版。一经出版，立即得到科研和临床的广泛使用。
但是，在由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数份文件中都能证明：包括精神医学领域在内，自2002年起，得到了国家行政部门认可的疾病分类文件是ICD。
为了证明“教科书错了”，西西和律师一共举出了30份证据。其中包括两单反扭转治疗案件的裁判书，作为辅助材料。
在2014年的全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2017年河南驻马店市精神病院纠纷案的判决结果都明确表示：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不需要接受治疗。
独自埋首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对每一处表述咬文嚼字。漫长的诉讼一天天过去，正是一次次地撞着那面巨大的玻璃，发出沉闷的质问：同性恋错了吗？
也正是在这一年，2017年3月，刘文利教授领导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出版的小学性教育教材《珍爱生命》被家长投诉尺度大，因而下架，教材被收回重新编订。
《珍爱生命》中关于同性恋的教育是这样的：“性倾向是个人特质的一部分，无论什么性倾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性别友好的小学性教育读本被投诉下架，充斥着恐同言论的大学心理健康教材的取缔之路仍然荆棘密布。
在多元性别议题上，我们的性教育显得隐晦而排斥异见。
在案件前期，西西独自扛下了所有事情。收集证据、找专家写意见书、联络媒体、现场动员……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路上，西西觉得太难了。
且在正式立案之后，此案经过了三次延期。产品质量鉴定流程的繁琐、鉴定过程的不公开透明、机构对鉴定的推诿，都让西西疲惫至极。
2018年，案件停滞，无法开庭。西西忍不住想：是不是已经失败了？
直到2019年，国家卫健委发文说明：“自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ICD-11不将同性恋与双性恋归为精神障碍的范畴。另外和ICD-10相比，ICD-11也不再将跨性别视为是精神障碍。（具体做法为从“精神障碍”中删除了“性别认同障碍”、“易性症”、“异装癖”等与跨性别有关的条目，并在“性健康相关状况”中增加了“性别不一致”及其下属条目，从而能够让跨性别者获得激素、手术等医疗服务。）
西西加入了一个倡导组，主动联系“恐同教材”的相关作者，以及全国前五十大社科类出版社，倡导其按照ICD-11的条目对出版作品进行质量编订。
这次寄信倡导行动收获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倡导组在与南开大学出版社沟通时，刚提到心理类书籍，对方就积极的问：“是关于同性恋的内容吗？”
被肯定之后，对方接着说：“之前有人反馈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之后出版的图书一定不会含有歧视性的内容，谢谢你们的建议。”
西西的案件推进了3年，其中一直没有体量较大的媒体报道和公共讨论，也没有同行的伙伴加入。西西曾不停地质疑：
2020年4月，西西收到了新的开庭通知。新京报“我们视频”的曝光让案件一把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评论表示：同性恋不是病。
2020年7月开庭，西西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到场。而在开庭现场，被告（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代理律师）当天均未在宿豫区人民法院现身。
此前，与法院交涉过程中，对方体现出了糟糕的态度。法院要求入院前严格的搜身，要求去办理旁听证的记者签署不报道的保证书，都让西西忍不住吐槽：“太过分了！”
本来，西西做了最坏的打算是，在最终的庭审上一提到“同性恋”就会被打断。但是实际上，同性恋去病理化的30条相关证据、由律师代为的当事人陈述都基本陈述完毕。这令远程的西西感到有些惊喜。
而且，这次庭审前后的志愿者、跨市来旁听的伙伴，也都让西西感到了支持。尽管这条路上暂时还没能见到更亮的光，但是有伙伴一起走在了黑暗里，一起追求光明。
如今，“教材产品质量纠纷案”仍在等待审判，出结果的时间尚未可知。西西尽管觉得胜算不大，但这颗石头滚过地面发出的轰隆声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了。
诉讼当事人西西说：
“当无力时，行动是对抗无力感的一种方法。但行动的底色是无聊。
你必须要面对琐碎的日常，做一些经常感到毫无意义的细节工作。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与你同行的伙伴，这能让你坚持下去。”
影响性诉讼被看见的那一刻，是高光的，是依托一种英雄的叙事收获关注。但其背后是花四年之间来改变一本书中的几行字的耐心，是跟现实死磕的苦行。
漫长无聊的推石过程，致敬顽强智慧的西西弗斯们。
或许有人会质疑这个过程——
有必要吗？
你凭什么反对教科书？
是不是否定了学术自由？
教科书，其目的并不是提出尚无定论、亟待讨论的学术问题，而通常情况下是——它一出现，大部分人都会默认它正确，并没有给予受教育者足够的话语空间。
况且学术从无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总会受到价值观的入侵。知识内在的青色血管，正流动着权力的鲜红血液。
在教育中，教材、编者以及讲师有相当的权威性。是谁在书写知识？谁制定了这一时代的对错标准？谁将推翻这一标准？
科学和权威并不是永恒的，将会不断有后来者一举摘掉它的桂冠。莫若说科学存在的意义，正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推翻，然后不断前进。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一篇经典演讲《以学术为业》中说：“我们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知道他产出的东西在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后就过时了。我们都将在学术上被超越，这不仅是命运，也是目标。”
所以科学不能用来作为砍头的理由。科学不做价值判断，但是人会做。无论是大学教材还是CCMD和ICD，其背后的书写者都是人。而人，正是可以对与自己的生存体验不甚相符的那些科学理论发出质疑，对理论知识中暗流着的细微权力保持谨慎的。
如果是你，你会说点什么？
我们能够做点什么？
下一次在阅读教材的时候，可以多问几句“这个知识或信息代表了谁的立场？有什么情感色彩？它是否有断章取义？”
如果下一次你在教科书里看到了“同性恋是疾病”或类似的表述，在愤怒之外，你还可以做点什么。
- 你有权利找到它的编者和出版社，提出你的质疑，监督它的改变；
- 你可以向正在使用这本教材上课的老师提出建议，由TA在课堂上澄清这一表述的问题；
- 你也可以将它曝光至网络，或找到关注同志议题的社会组织帮助曝光（例如前文所述的同志之声）。
前文提到的西西的“命名展”在2017年5月于杭州得到落地。除了呈现同志身处的污名困境，西西也想让更多同志个体完成对自己的“命名”，参与到书写自我经验的过程中来。
在为杭州展写的展览序言中，她说：“我们借艺术，向世界发问：到底是谁在书写与定义同志？（这个展览）它并不试图高喊某个口号或答案，相反，它提出问题，并交由大家来解答。”
同志是罪吗？是病吗？应该怎么生活？怎么恋爱？在宏观上，法律、医学、教育学、文化出版业正在做出去污名化的努力；
但更多的问题，将由作为同志的你，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来做出解答。
（文中有部分内容来自绿萝之家主办、西西于2020年8月17日晚的线上分享会，以及对西西本人的访谈。在此感谢西西。）
参考资料：
[1] 西西的自述：https://mp.weixin.qq.com/s/u4ICs5GkYunCoUwns54JMQ
[2] 北京同志中心.政策简报医疗篇—性少数群体在中国的医疗服务经历[R].北京：2019.
[3] 剧照.恋人｜中国可扭转“治疗”机构分布图（2019更新版.2019. https://mp.weixin.qq.com/s/3fp-Sh8djeqc- tPv8NJZuA.
[4] 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中国高校教科书中同性恋错误和污名内容及其影响调查报告》（2014）
[5] 命名展：https://mp.weixin.qq.com/s/bx-5I2xFsRttapM5ZDGOWg
[6] 同语《中国多元性／别影响性诉讼倡导手册》（2019）
[7] 李佳益,方刚,吕娜,杨志红,王卫媛. 同性恋“去病化”前后——对一位心理学家的口述史研究[C].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研究（下）.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2012:324-335.
[8] GLCAC03：https://mp.weixin.qq.com/s/1cZq4XjZl2zGO4u7M7xEMA
[9] LGBT权促会：https://mp.weixin.qq.com/s/13g6ltlQ4qBHGEc4q1XE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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