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北辰

聊音乐前，请允许我先绕一个巨大的远，聊聊不同学科的“可靠性”问题，之后再回来谈音乐，“为什么老歌好听”的答案会更清澈一些。不过阅读第一大段有一定门槛，你也可以选择走直线，直接跳到第二大段。

我一直私藏着一个观点：读书人最梦幻的知识体系，应该严格遵循宇宙大爆炸后各“学科”出现的先后顺序，层累式地搭建自己的知识地基。

最底层，最可靠，最重要，最美的知识，是数学。数学是纯逻辑的产物，不依赖任何具体事物，无论人类存在与否，时间存在与否，空间存在与否，数学都永远存在。

数学不是科学，数学就是数学，平面内距一个定点等长所有点的集合是圆，周长和直径比是 π，只要宇宙臣服于逻辑，这个事实就永恒不变。

数学之上的第二块知识地基，是物理。人类已知的物理定律，是从宇宙起源后的10^（-43）秒开始起作用（普朗克时间），又过了一万亿分之一秒，宇宙中诞生粒子，夸克和电子开始出现，物理学的磅礴序幕被拉开。

物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不完全基于逻辑体系，是“经验+逻辑”，这意味着物理定律不是真理，可以被修复或推翻，但这种事不常发生，物理学知识极其可靠，每一个将自身知识体系夯实在物理学基础上的读书人，都是最有资格对这个世界发言的人。

第三块知识地基是化学。化学研究分子尺度的事，严格说只能算是物理学的分支，是物理的“下位”学科。倘若没有原子物理学的出现，门捷列夫虽然能将化学元素按照特性排列成周期表，但却无法解释为啥元素就一定会形成这样的周期表，这也是为什么卢瑟福在他那个年代说：“一切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是集邮术”。

在化学里，单凭逻辑推导很难得出有效结论，实验的成分很大，知识可靠性无法与物理学相比，但仍还算准确。

第四块知识地基，是生物学。它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下位”学科，倘若不是1943年薛定谔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发表了《生命是什么》的演讲，用物理学和化学的巨大力量，完成了对生物学的升级锻造，那么大多数生物学家只能被称为“爱好集邮”的博物学家，也不会有后来沃森和克里克揭示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

但请注意，相较于化学，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更复杂，数学逻辑推导只占很小成分，几乎完全依赖实验。尤其是医学，面对复杂的人体和其中最复杂的人脑，大规模随机双盲实验已是知识可靠性的极限。

如果你自诩为读书人，那么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枢纽”，生物学（尤其生命科学）就是你必须要跨过的分水岭，因为生物学再往上的知识地基，是如此不牢靠，甚至随时都会坍塌。

比如“所有模型都是错的，其中有些是有用的”经济学；屡次陷入“不可重复危机”的心理学（包括《思考，快与慢》等名著）；“任人打扮成小姑娘”的历史学；被科学按在地上摩擦了上百年的哲学；连基本共识都没有的政治学……它们都不是科学，它们只是学科。

那什么是科学？

从休谟到孔德，从波普尔到库恩，从拉卡托斯到费耶阿本德，至今没有一个完美答案，但科学无疑有一种无比笃定的力量，它是唯一一个有明确“进步”方向的知识体系。每一篇科学论文，都要遵循严谨的“承上启下”结构，明确研究对象在知识树中的位置，日拱一卒地拓展所在领域的边疆。

科学从不尚古，每一位活着的顶级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所掌握的知识，都要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死去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

但荒诞的是，很多社会科学，至今还在研读轴心时代的著作，将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话奉为圭臬，因为从逻辑上，相比科学，观念体系没有“进步”一说。

那请问，有没有比社会科学还不“可靠”的学问？

有的，那就是文艺。

此时此刻，随便从社科院里拎出一个人，其学问大概率都会超过孔子和苏格拉底。但没有哪个妄人敢公开表示，自己的音乐比巴赫棒，自己的小说比赫尔曼·黑塞好，自己的电影比小津安二郎强。

为什么这样？因为文艺的评判标准岂非不可证伪，简直不可理喻。比如我刻意选择上述三个人举例，就已经表明了我个人的审美偏好。

如果说使用数学的程度，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可靠性程度，那么文艺显然是最不可靠的。

但在现实中，大多数“读书人”的知识地基，不是“从数学到文艺”，而是反过来，“从文艺到数学”。除了文艺作品，能读点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人，就已算是涉猎甚广，能跨越生物学门槛的人非常少。更有许多“读书人”，终其一生的阅读视野都停在文艺上，最终只能是一个文青。

更有趣的是，这些最缺少统计学常识，不懂量化和实验分析的文化人，却最热衷于对这个世界滔滔不绝，喜欢说些逻辑混乱的评论，问些情绪激昂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现在新歌不如老歌好听？

幸存者偏误

只要不对这个世界唯有恨意，我对任何文艺创作者就没有丝毫不敬。作为昔日的一员，我理解他们心中澎湃的情怀，理解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无趣的世界。

事实上，我写这篇文章，恰恰是因为最近听到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新歌，宁波音乐人还潮的《老式双卡录音机》。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

还潮在歌中用宁波话唱到：

“世界一直在变他，他（阿叔）却永远留在那年，廿二三岁的歌声也未飘远，恋旧是人的本性，但人会选择性地忘记，声音却会永远为侬保留。”

我同意并喜欢歌词中的每一个字。但聊了那么久科学，或许我们能够用更可靠的视角，来解答“阿叔”的疑问：“为什么技术这么先进，却还是老歌好听？”

这意味着要先给“好听”下个定义。

倘若我们将它狭隘地理解为“大多数人心中的旋律悦耳”，那么“新歌不如老歌好听”的第一个解释，就是幸存者偏差。

父辈们总觉得过去的“老东西”质量更好，能用时间更长，殊不知，唯有能用时间更长的东西，才能被他们记住并拿来举例。

“老东西”如此，老歌亦如此，“老歌”好听，是因为你只记住了好听的老歌，时间已经把不好听的老歌淘汰了。

尤其是“经典老歌为什么好听”这句话更是循环论证，“经典”本就意味着经得起时间考验，这个应该不难理解。

神经科学与“情怀”

当然，除了幸存者偏差，人们确实普遍“排斥”新歌。

与此相关的最著名的实验，来自流媒体网站Deezer做过的一项调查。在所有受访者中，他们发现有60%的英国人总是反复听自己喜欢的那几首歌，基本拒绝任何新歌；有25%的受访者表示，不愿尝试自己喜欢的音乐流派以外的风格；主动搜索新歌的高峰年龄是24岁，在这个年龄的受访人群中，有75%的人每周听10首以上新歌，但此后他们追随新歌的热忱就开始减弱，到30岁左右就不再听新歌了。

对此，通常的解释是“情怀”。

就像《老式双卡录音机》里的“阿叔”，成年人总在频频回眸，意欲追溯，试图重温旧时代的炽烈气息。

但切换至科学视角，这个解释未达究竟，因为“情怀”无法量化。如果我们严谨定义，所谓“情怀”，更可能是大脑神经活动的结果。

2018年，有经济学家统计过音乐流媒体spotify上的数据，发现那些在你青春期时发布的歌，往往会成为你所属年龄段里最受欢迎的歌曲，比如Radiohead那首著名的《Creep》，它在38岁年龄段的中年男性音乐榜单中排名168，但在28岁或者48年龄段中排不进前300，这是因为《Creep》在发行于1993年，那一年，现在的中年男性正处于青春期。

为什么会这样？一种解释是，首先，当人听到喜欢的歌曲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血清素和催产素等令人愉悦的物质。

更重要的是，就像斯坦福大学社会生物学家萨波斯基在《行为》中所言，从脑神经发育的角度，所谓“青春期”，就是大脑其他部分都已发育良好，唯有负责理性和决策的额叶皮质尚未成熟的人生阶段，后者要等到20多岁才能完全发育。

这意味着，青春期体验过的情感，往往要比成年后体验的情感更为炽烈；青春期时的大脑，对情绪反应更“敏感”，相较于成年后听到的新歌，大脑将青春期时听到的歌，“维系”得更牢靠，生成的记忆痕迹更强。

其中记忆最深的部分，当然是不可名状的爱情。

大多数普通人经历过最甜美的事，都发生在青春期，此后的日子，大多不值一提，他们卑微如尘土，追忆苍白的往昔，唯有在短暂的初恋时期，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就像《老式双卡录音机》里的“阿叔”，他眷恋的老歌，都与爱情有关。

“他最欢喜齐秦，听歌的时候写信，北方的狼是他笔名，偶尔也参考大佑，你乌溜溜的眼睛，一词一句抄进当年的情书里。”

这大概是只属于成年人的游戏吧。也许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相比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成年人更愿美化过去，尤其是其中最甜蜜的部分。

老歌真的更“能打”？

我猜读到这里，你或许仍有疑问：如果将KTV歌曲的点唱次数作为样本，为什么热歌排行里大多是十几年前的老歌？

除了“KTV的主要消费人群是80后和90后”的幸存者偏误原因，会不会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新歌在总体上真的不如老歌“好听”？

确实有很多次，当00后酷爱的艺人发新歌时，往往伴随着#难听#登上热搜。对于很多非00后来说，以前是什么流行听什么，现在是什么流行就不听什么。

不仅是中国，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美国千禧一代（18－25 岁）而言，老歌似乎也比新歌更“能打”。

他们给643名学生随机播放了152首歌曲中的7首让其辨别，结果发现，千禧一代对1960年至1990年歌曲的旋律记忆（和本文对“好听”的定义相符）最稳定，大多数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对于2000年至2015年间新歌的遗忘速率最快。

当然，从逻辑上，这依旧推不出“新歌不如老歌好听”的结论，比如研究者也承认，千禧一代对这些老歌的识别，与 Spotify 上相应的播放次数存在关联，换句话说，老歌的播放次数总要比新歌更多，它们被记住的可能性就更大。

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也在隐隐猜测，人类的音乐创作，确实存在类似科技创新中的“低垂之果”，新歌在理念和技巧上进步很快，但想要做到“好听”，却变得越来越难。

是这样么？

最理性的回答是“不知道”。毕竟，以音乐为代表的文艺，是离理性最远的领域。在后现代思潮的洗礼下，最政治正确的回答是，“音乐只有喜不喜欢，没有好不好听”。

对此我无法反驳，因为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李北辰，媒体专栏作者，关注技术驱动带来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