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界》

《无界》书名取“书田无界”之意，是陆建德教授对《读书》杂志创刊号《读书无禁区》一文的呼应，既然“读书无禁区”，那么撰文同样肆意挥洒，无问东西。这本书收录的文章范围较为驳杂，既有对“世界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伦理”的探讨，也有对石黑一雄、罗兰·巴尔特等作家的讨论，同时也收录了对樊骏、童道明等前辈学人的纪念文章。算得上“新旧能相益，东西本自同”，对于恰好是比较文学专业的我，读起来也是颇感趣味。

一段藏于注释的史料

在《英国的世界“第一”》这篇文章中，陆建德教授就英国医学卫生上的进步也惠及中国人这一点，作了篇幅极长的注释。其中提到上海仁济医院，该医院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初名施医馆，该馆1845年制作的传单说明其慈善性质：“本馆施医赐药毫不索谢，凡民间有内外科症，可于午后来馆求治。居馆医生施诊赐药。逢房虚昴星四日即礼拜之期停治，不必来馆。”

由于传单是给普罗大众阅读的，文字自然要浅显直白，唯有“房虚昴星”四字可能让人有些疑惑，查阅黄历才知道，原来每一天的黄历除了注明干支（年、月、日三柱六字）、宜忌外，还有胎神、彭祖、五行、星宿、冲煞等等今人已不太了解的说法。而“房虚卯星”其实是二十八宿其中四宿，分别是东方房日兔、北方虚日鼠、西方昴日鸡、南方星日马，由于二十八宿恰好是七的倍数，循环往复之下，“房虚卯星”对应的日期都是星期天，也就是英国人要做礼拜的“礼拜日”。

二十八宿作为文化知识，在《西游记》《水浒传》等文学名著中多有提及，但作为天文学常识，这一“中国的星座”如今却少有人知了。可能只有像“张翼轸”这个财经大V的id，才能让人想起“星分翼轸”这样的成语。说回上海仁济医院，该医院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很重的分量，医院第二任院长合信（Benjamin Hobson）编译的“医书五种”是我国第一套西医学专著。仁济医院还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公共卫生引入者，并在1888年7月举行了中国第一次西医操作考试。

虽然《英国的世界“第一”》这篇文章并非专论医学卫生，所注释的材料也并不强调天文知识，但史料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这种“有意无意”的发现，至少在1845年左右，对于大众而言，“房虚昴星”并不太难懂，至少和“礼拜日”差不多。

《无界》

人文学科有什么用

关于文科“有没有用”“有什么用”的话题，最近在网上争论不休。其实“人文学科的危机”由来已久，在英国高校将人文学科与科技、医学和社会科学一视同仁，采用同样的实用评价标准之后，剑桥大学英文系教授斯蒂芬·科里尼就撰文《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指出，这将造成灾难性后果。在科里尼教授看来，政策上的倾斜会使得研究者走上一条庸俗的道路，会变得向推销员一样，关注市场青睐的话题，甚至致力于开发市场，“沿街叫卖”。

科里尼并不否认学者有必要向公众介绍解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专家与社会对话同样没错。但人文学科的著述作用于一大批人的思想、感情乃至生命，这种影响缓慢持久，也更加间接、微妙。其实刻意地将“两种文化”“文科理科”进行对立。并不一定有利于文化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不同学科、不同思想的交流互鉴，或许更加重要。正如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贯彻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那样，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可以对话和交流，不同学科其实也可以互相助力，比如在比较文学当中，就有一种“跨学科研究”，通过其他学科的“辅助”来进行文学研究。

当然，文理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难度较大，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往往还是局限在人文学科内，比如陆建德教授谈石黑一雄的小说时，就提到石黑一雄的小说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当我们是孤儿的时候》与中国近代史紧密，《长日留痕》的研究离不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但陆建德教授也只是点到为止，未能进一步阐发，也是颇为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