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学问，唯夜航船最难对付。
张岱所著的《夜航船》，是一部类似百科全书的著作。但相对于《永乐大典》这样的皇皇巨著，《夜航船》更像是为古人整理“夜航船”时打发无聊时间的谈资，而张岱整理材料的标准，也许仅仅只是因为有趣。那么，对于民国文坛，有没有一部类似的《夜航船》呢？
或许郑逸梅先生的《芸编指痕》就是其中一本。
“那这艘船，就由我来驾驶第一程了，”我整理了一下从网上检索的资料，清了清嗓子，开始分享，“我要介绍的是翻译家周瘦鹃先生，他曾经在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英文组做翻译工作，翻译了不少欧美名家的短篇小说，还得到了鲁迅先生颁发的奖状。原来周先生翻译完后，中华书局将小说整理出版成一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送到了教育部，当时‘鲁迅先生正在教育部里任社会教育司科长，这部书就由他审阅，批辞甚为赞许。那奖状当然也是他老人家所颁发的了’。”
“我记得尹敏志在《东京蠹余录》里，提到了鲁迅早年和周作人一起翻译欧美小说，”熊先生给大家都倒上了咖啡，接着说，“可能是因为周瘦鹃先生也翻译欧美小说，引起了鲁迅的共鸣吧。”
“没错，周瘦鹃除了翻译英美名家外，也尽力翻译了许多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但我关注的是，他当时在中华书局，还翻译过《福尔摩斯侦探案》。”
“福尔摩斯！”这下匠仔和高千都正襟危坐起来。
“我特地查了一些资料，我国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小说是1896年9月至10月的《时务报》，翻译了一篇《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即“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海军协定》，”我低头看了一下，继续说，“‘包探’这个词，在当时是官方侦探的意思，比如商务印书馆旗下的《绣像小说》杂志就以‘华生包探案’为题，连载了6篇福尔摩斯小说，《芸编指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我来康康，”匠仔突然一拍脑袋，“编《绣像小说》的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啊，他有个笔名叫南亭亭长，而《中国侦探：罗师福》的作者叫南风亭长，华斯比老师还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记录了他的考证，也提到了有人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李伯元。”
“不过华斯比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更倾向于剧作家陈大悲，”熊先生想了想，又说，“不过既然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上刊登过翻译福尔摩斯的作品，他对侦探小说产生兴趣，进而创作一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那我接着说民国时期对福尔摩斯的翻译，”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说，“翻译大家林纾也翻译过一本《血字的研究》，题为《歇洛克奇案开场》，而在1916年，柯南·道尔还没有写完福尔摩斯的时候，中华书局就率先推出一套‘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除了周瘦鹃外，郑逸梅书中多次提到的严独鹤、新文学名家刘半农、陈蝶仙和陈小蝶父子二人，以及后来被称为东方柯南·道尔的程小青也参加了翻译。”
“说起来刘半农自己也创作侦探小说，华斯比也为他整理过一部集子，”匠仔在补充的同时还瞟了一眼我准备的材料，“原来徐枕亚也有个‘东方仲马’的外号，他以《玉梨魂》出名，说起来和周瘦鹃先生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
“不过周瘦鹃先生自认为是《礼拜六》派而不是鸳鸯蝴蝶派，按照他的说法，《礼拜六》虽不曾高谈革命，但也并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所刊登的小说和杂文，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不一定都是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熊先生拿着手机，在《芸编指痕》中检索了一番，“叶圣陶先生曾经就在《礼拜六》上写过小说和散文，曹禺先生可能也有发表过。就刊物定位上来看，《礼拜六》应该是面向普罗大众的文化刊物，也有一定暴露社会黑暗的作用，但要说革命和进步，应该是谈不上的。”
“说回福尔摩斯吧，又偏题了。”还是高千善解人意，不过分享总是被打断，说起来也是我们几个人的常态了。
“到了1930年，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约了程小青编辑《福尔摩斯大全集》，一方面将柯南·道尔的新作收罗在内，另一方面又将中华版的文言文重译成白话，并加上新式标点和插图，”我顿了一下，试图营造“反转”的效果，“但这个版本按照程小青本人的话来说是‘粗制滥造’的，他和几个人翻译了一部分，其他人则是直接改的文言文。另外，程小青自己也伪造过两篇福尔摩斯小说，有学者怀疑‘不知是否放在其中了’。”
“不知道这两篇，是不是写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斗智的《龙虎斗》，”熊先生补充说，“按照程小青的说法，在沈知方去世，陆高谊继任经理后，世界书局也办得越来越规范了，早年程小青翻译了几部《斐洛凡士探案》，得到的报酬，居然是世界书局的股票。”
“这个沈知方也算是商业奇才啊，”高千一边看程小青的回忆，一边啧啧称奇，“为了办一本《红杂志》，居然搞了个完全红漆门面的铺子，这广告是真有创意。后来沈知方为了独占程小青创作的霍桑这个侦探小说大IP，直接邀请程小青主编《侦探世界》，结果程小青就没时间再为其他刊物写稿了。”
“说起霍桑，我查了资料才知道，其英文缩写H·S，就是对应了夏洛克·福尔摩斯（S·H），致敬，都是致敬啊！”
“敬福尔摩斯！”
有机会就要举杯致敬。
“上回书说到沈知方，”匠仔接力分享，就开始“胡言乱语”起来，“郑逸梅评价他创办世界书局，虽然资本不多，但却有着雄心壮志，‘企图在根深蒂固和资本雄厚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对峙局面的隙缝中，横槊跃马，杀开一条路子，在上海的出版界中形成鼎足而三’。这也间接说明商务和中华是当时最厉害的两家出版机构了。”
“虽然中华书局最近有些负面新闻，但当年陆费逵离开商务，创办中华，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绩，”熊先生一边看郑逸梅书中介绍两家竞争的篇章，一边说，“两家出版机构比邻而居，竞争激烈。可以说中华就是对标商务，你发行字典、杂志，我也跟着做同一类型的字典、杂志，一副血战到底的架势。”
“郑逸梅说，两家竞争最激烈的是‘双包案’，我们都知道张元济主持了‘四部丛刊’，其实中华也跟着发行了‘四部备要’，”匠仔介绍道，“陆费逵还抬出了先祖、担任过四库全书总校官和副总裁的陆费墀，说自己要继承先人志向，但说到底，其实就是怕邻居开路虎。”
“我问个外行问题啊，”高千问男友，“这两部书哪一部比较好啊？”
“那我只能说都很好，四部丛刊重在原汁原味，四部备要则校对有功，”匠仔“端水”道，“郑逸梅有位朋友吴铁声在中华书局工作数十年，他就承认‘四部丛刊’选择宋元明清较好的版本影印，对稀少古本的复印与流传，是有一定贡献的，而‘四部备要’则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原本的错误，避免了影印古本以讹传讹的情况。同时，中华书局还征集读者意见，如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错误，一字酬金一元。中华书局虽然为此付出了数千元酬金，但在重印‘四部备要’时，就将这些错误都纠正过来了。”
“相当于请读者帮忙校对了，这广告打得也好，现在的中华书局其实可以学一学先人的做法，”我吐槽说，“一字一元在当时虽然也不少，不过感觉没有吕不韦‘一字千金’那么有气魄。”
“人家陆费逵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匠仔出言打抱不平，我还以为他是张元济的死忠粉来着，“按照吴铁声的说法，民国时期，同行嫉妒，营业上互相竞争，这原是常事。但是因此也成了一件好事。”
“在郑逸梅介绍的掌故中，还有一段商务三拒《辞通》的故事，”熊先生接过了话题，“《辞通》（初名《蠡测编》，后改称《读书通》）是海宁贡生朱起凤根据古代的双声叠韵词编著的辞典，专注于汉字的同音通假问题。书编成后，朱先生找到商务印书馆，这时商务正致力于销售及续编自家的《辞源》，无暇顾及。朱先生又花了六七年做续编，再先后请郑振铎、胡适两次带到商务，结果因为王云五致力于‘万有文库’，又两度拒绝了《辞源》。”
“无怪乎有人批评王云五专注牟利了，不过这本《辞源》的出版，也确实屡遭波折，好事多磨，”匠仔接着补充，“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虽然愿意收购，但并不保证一定出版；群学社虽有心出版，但自身没有印刷机，又因为该书生僻字多而难以付排；徐志摩将书介绍到中华书局，也因为僻字太多，书局只好尝试石印，又因为字太小未能上石，只好退回；朱宇苍将书介绍给丁福保主持的医学书局，可该局也无力承印。最后由朱起凤的高足宋云彬，通过徐调孚将书介绍给开明书店，才最终得以出版。郑逸梅为此感慨，在旧社会中出书之难，于此也可见一斑。”
“刚才说到丁福保，他在民国医术界和出版界都是一位奇人，”熊先生拿我们之前读的《抗战时代生活史》举例，“陈存仁就曾经在丁福保办的《中西医学杂志》工作，后来又帮助丁福保编辑《古钱大辞典》和《说文解字诂林》，等陈存仁自立门户后，就正式拜丁福保为师，但不学医术，而学理财。”
“我搜了一下，丁福保还带过陈存仁炒地，其中一块愚园路的地皮，陈存仁以5200元买下，过了三年又以3万元转手，获利颇丰，”高千一边用手机检索一边说，“陈存仁后来办《康健报》，丁福保也给他支招，包括请名中医写稿，找各大药厂拉广告等等，报纸办起来后反响颇好，陈存仁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了。”
“《抗战时代生活史》中记载了不少陈存仁善动脑筋，行事机敏的故事，但他的老师丁福保同样堪称足智多谋，”我一边读郑逸梅写的《丁福保的三种诂林》，一边划线做记录，“比如他在闸北的老房子由几个亲戚居住，北伐胜利后，老屋本属拆迁之列，亲戚找到丁福保求助，丁福保就让亲戚暗中请泥水匠粉饰墙壁，写下‘总理遗嘱’，房屋自然得以保全，还额外得到一纸奖状。又比如受到匪徒恐吓，丁福保就请相熟记者发表自己投机生意破产的新闻，再故意放出消息，要把医学书局出盘，其实他盘价很高，自然无人问津，但这烟幕弹很有效果，让他避免了匪徒的纠缠。”
“我校对时还曾经查过丁福保编的《佛学大辞典》，其实他办的医学书局除了佛学书和医学书，还出版《清诗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汉魏六朝名家集》等等，另有《说文解字诂林》等书，更是惠及学林，”匠仔对于他校对时遇到过的人和书总是赞赏有加，这次也不例外，“丁福保藏书也很有一套，朋友问他借书，他就请朋友在书上写些眉批，这样书就升级成为名人手批本，升值了许多。”
“我所钦佩的倒是丁福保不但能藏书，更能散书。藏书时他借钱给书贩，让他们到各地收书，自己优先挑选，去芜存菁，散书时也非常大气，将各类珍本孤本先后捐给上海市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和各学校图书馆，”熊先生感慨地说，“相比一些藏书家对书视作珍宝，甚至渴望‘子孙永保’，丁先生实在是豁达太多了。要知道‘子孙们颇多不读父书，把所有的典籍，论斤卖掉，或任其虫蛀鼠蚀，作废纸处理，所谓“永保”，也就空言徒托了’。”
“不过要是大家都不拿出来卖，老板你也没法做二手书交易，也捡不了漏不是。”匠仔拿熊先生打趣，熊先生嘿嘿一笑，没接话。
“话说回来，郑逸梅先生本人也是爱书如痴，买书橱架不能容，只得一包包地堆在地上。儿媳们劝他‘小室无回旋余地，且有书要翻找不到，那么有书等于无书，还是干脆不要买了’，但郑先生还是忍不住‘剁手’，只能让书和人争夺地盘了，”高千读到此处，喟然叹息，“郑先生去世后，他这些藏书，不知道有没有被家人按斤卖掉呢？”
“下面我们就进入‘夜航船’的最后一程了，”匠仔问我们，“刚才说到了李伯元，那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学过的知识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熊先生不愧中文系的才子（虽然他总是否认这一点），“你是想说《孽海花》其实是三个人接力写的吧，先是金松岑以金一为笔名写了六回，再是曾朴续写，本打算写六十回，但实际上只先后写了三十五回，合印成三十回。最后由曾朴的朋友张鸿再续写，一直从三十一回写到六十回，虽然完成了原定篇目，但其实女主角赛金花的身世结局并未交代明白，也是很遗憾的事。”
“虽然《孽海花》未完，也堪一恨，但郑逸梅还介绍了《孽海花》的另一本精神续作《留芳记》，”匠仔见熊先生答案正确，也不着恼，转而说起了新话题，“这本书的作者包天笑和曾朴也认识，曾朴说自己的《孽海花》最多写到庚子国变，让包天笑继续写一部下去。包天笑虽然自称不敢邯郸学步，但心里确实也有这个念头，就以梅兰芳生平作为骨干，写成《留芳记》，讲述北洋政府的历史。”
“说起来这本书的出版也很有排场，《申报》顾忌时局，不敢连载，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倒是很有魄力，将其出版发行。该书的封面是梅兰芳的近照，卷首则是林纾的手写序言，这些都是包天笑拜托来的，”熊先生也顺着匠仔的话题开聊，“林纾在序的最后还说康有为曾拜托林纾以辛亥革命之后时事创作小说，林纾以年老推辞，如今得见《留芳记》，倒是全了康有为的嘱托了。”
“我记得郑逸梅书里还提到一部续书，”高千刚用手机检索了一遍电子书，也加入了话题，“蔡东藩写过一套“历朝通俗演义”，堪称最宏大的长篇章回小说。但最后一部《民国通俗演义》，则是由许廑父续写了后半部分。”
“话说许廑父是当时的‘神枪手’，一方面他写作速度极快，一晚上就能写上万字，在民国这个钢笔墨水的年代居然整出了网络小说写手的更新量，”匠仔笑道，“另一方面，他也擅长‘捉刀’，除了续写《民国通俗演义》，徐枕亚的《刻骨相思记》下集，乃至后来的一整部《燕雁离魂记》，都由许廑父代笔。”
“说起来许廑父除了擅长文学‘捉刀’，真刀他也用得好，他煮的牛肉在当时都有‘许制牛肉’的名号。”我一边读郑逸梅的文章，一边肚子都感觉饿了，连忙拿出手机点外卖，既然说到牛肉，那就点个盐蘸牛肉吧。
当然，啤酒也得点上一打。
“其实郑逸梅也差点‘捉刀’过哦，”熊先生先给我拿了点小零食，再继续说，“沈复的《浮生六记》，其实只有前四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是可靠的，后两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是后人伪作。当时南社成员王均卿曾拜托郑逸梅写两记，弥补原书不齐的缺憾，按照王均卿的意思，《养生记逍》随便讲些养生有关的理论和行动便可，《中山记历》则可根据赵介山（沈复生前曾经随着赵介山出使琉球）的日记加以改编。不过郑逸梅没有答应，后来世界书局刊出足本《浮生六记》，但后二记显然是捉刀文字了，除了抄赵介山文字外，还抄了曾国藩日记中关于颐养的部分，可以说一字不差。”
“也就是当时没有AI，放今天要是以大语言模型进行创作，说不定还能以假乱真呢，”高千笑道，“我最近听的一期财经博客邀请了我们之前读过的张笑宇老师做嘉宾，张老师提到他用AI辅助，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即将与读者见面。不过我就在想，这小说的作者，算是张老师，还是AI呢？”
这可比《孽海花》以及《浮生六记》的作者归属，要更加难以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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