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苗怀明先生谈西游的漫谈式随笔集不同，侯会先生这本《从山贼到水寇：水浒传的前世今生》的定位更像是学术专著。然而和《西游记》一样，《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又因为几部电视剧的精彩演绎，读者众多，堪称“国民小说”。在知乎等平台上，关于《水浒传》的讨论同样络绎不绝，不少民间大神的观点也让人深受启发。这么一来，读者阅读侯会先生的专著时，一会和自己对《水浒传》的理解相比对，二会和旁人，尤其是网络大神们对《水浒传》的观点相参照，性急如李逵的，在读序言时就痛批“纯属通篇的胡说八道”，有些耐心读完全书的，也会点评说“主观臆断多，牵强附会也有”。侯会先生这本专著，或许注定了要与争论相伴，或许，这便是研究《水浒传》的宿命。
其实侯会先生自己也清楚。“（中国古代小说）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少得可怜。就某一具体问题的论证而言，更面临着缺乏‘铁证’的尴尬。”侯会花大力气“聚合蛛丝马迹”，“通过合理的推演归纳而产生出倾向性一致的结论”，最终也只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附录）如果我们调整预期，不求“不刊之论”，只求“别出心裁”的话，那么侯会这本书就非常有价值了。
侯会的专著究竟讲了什么呢？大比分来说，一是“江湖汇聚”，《水浒传》可溯源者众多，除了《大宋宣和遗事》外，钟相杨幺的洞庭湖起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杨家将故事、《夷坚志》等，都可以看作是“八百里梁山泊”的诸多源流，经过历代说话人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整合修订，才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水浒传》。二是“沧海桑田”，即《水浒传》的不断改变，侯会先生提出的“带诗本”“未竟本”等观点，虽没有板上钉钉的铁证，但亦自成其说，其中一些论证和观点，亦让人不免击节赞叹，大呼精彩。
读文学作品有许多种读法，比如将自己代入主角，感受他或她的喜怒哀乐；又比如以小见大，观察社会，品鉴文化。本书序言中，刘世德先生以吴组缃教授为例子，提出了“纠错法”，也就是“有意识地去注意挑剔书中大大小小的违反生活常识的错误，以及在细节描写上前后缺乏照应的缺点”。一般读者读书，自然没有必要这么“吹毛求疵”，但学者进行研究时，也可以根据这些错误和缺点，提出一些假说，只要证据确凿，推测合理，就可以认为在考据上是成功的（当然未必是“真解答”）。
这种读法，换个名目便是“文献侦探”，做现代文学研究的陈子善先生是一位，做《水浒传》研究的侯会先生当然也是一位。侯会先生书中最后一个话题是讨论公孙胜的。熟读《水浒传》的人，很容易发现公孙胜这个人物身上有些不协调感。一方面他自始自终是“梁山BIG4”，加之法术精深，算得上是故事里的“核威慑”了，另一方面小说中公孙胜戏份不多，出彩亦少。要么作为斗法工具人Carry全场，要么就作为剧情工具人引出罗真人等角色。读者如我不免要问，公孙胜究竟是出世还是入世？
侯会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公孙胜是被“抬咖”的人物。比《水浒传》后面世的李开先《宝剑记》中，公孙胜是一位参军，也是林冲的好友，并不是道士。侯会认为，可能在早期《水浒传》相关版本中，公孙胜只是一名普通军官，今天我们熟悉的“入云龙”“一清先生”，是《水浒传》最终改定的作者“加码”的成果。这样一来，关于公孙胜的种种不协调处，都可以有相对合理的解释了。比如“七星聚义”（侯会认为这可能是《水浒传》某一个版本真正的开篇）为何实际上有八个人——因为公孙胜是后来加的。为何只在斗法时才出场——因为“三打祝家庄”等情节可能早已写定，加一个公孙胜既费心力，又无必要。为何早早离开队伍，因为更早版本的征方腊故事里其实本来就没有公孙胜，让公孙胜提前退场就不必花费大精力去修改故事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给公孙胜“抬咖”呢？难道只是作为小说里引出诸多人物的工具人么？（戴宗下山寻找公孙胜时不断结识《水浒传》故事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好汉）侯会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或许与小说创作过程中道教社会地位的攀升变化有关”。说白了，就是《水浒传》加工改定的赞助人武定侯郭勋要让沉迷道教的嘉靖皇帝高兴，“迎合本朝风头正劲的崇道之风”。让公孙胜这个可能在更早版本里并不重要的普通军官、林冲好友“扶摇直上”，成为书中的重要人物。
但我个人认为，给公孙胜“抬咖”，其实是件一举多得之事。一方面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也是小说加工改定的实际需要。众所周知，水浒一百单八将，在“天书排座次”时，总得齐聚梁山，然而小说开篇，花了大量笔墨着重写了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等人物，到了宋江上山后，还有一大半的好汉尚无着落。那么安排公孙胜下山，再让戴宗找人，就可以串连人物，安排情节，让一百零八星在剧情中能一一归位。对于《水浒传》的改定者来说，这等好事，岂能不做。
那么假设公孙胜是被“抬咖”的，会不会有相应的人物被“降番”呢？事实上，还真可能有这么一位。他就是“三打祝家庄”的重要功臣、栾廷玉的师弟孙立。孙立在落草前是登州兵马提辖，身份算得上颇高（梁山排名第五的大刀关胜在落草前只是蒲东巡检），武功亦是不俗（栾廷玉称孙立来相助是“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在征辽、征田虎、征方腊等情节中都有战功，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征方腊后，孙立与孙新、顾大嫂皆幸存，仍归登州。可以说是梁山好汉最好的结局之一了。
那么为何这位出身不俗，武功也高的孙立仅排在梁山第三十九位，连天罡都混不进去呢？要知道登州小分队的解珍解宝都排在他前面，而且在《大宋宣和遗事》所记载的三十六人“天书”名单内，“病尉迟孙立”便列于第二十四位；周密的《癸辛杂识》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孙立亦列其中，排列第九，赞诗为“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那为什么到了最后，孙立“位不配功（武功、战功）”呢？阴谋论者自然会说天书不过是宋江吴用等人的一场骗局，也有人说孙立出卖师兄，“德不配位”。但其实和公孙胜结合起来看，既然公孙胜要“抬”，那必然有人要“降”，孙立降到地煞，应该是改定者考量后的决定。
说句题外话，侯会在谈及孙立孙新兄弟时，说“两兄弟的‘尉迟’之号，都与使鞭有关。百姓们熟悉了‘单鞭夺槊’等故事，对使鞭的将军，自然要以‘尉迟’相称了。只是传说中尉迟恭武艺超群，这一点，身居地煞的孙氏兄弟则远不能及。此外，绰号中称‘病’称‘小’，是否带有调侃之意呢？”这里显然是侯会误解了，“病”有一种理解是使动用法，意为超过。也有一种理解是孙立“淡黄面皮”犹如生病，但孙立本身武功并不差（至少书中没有他吃败仗的描写），不能因为其身居地煞就说他“远不能及”。
侯会另一重要观点是提出了有一位天才作家对《水浒传》的重新改造，“集中体现在小说前十三回以及紧随其后的智取生辰纲故事。这一大段文字神完气足、一气呵成，为《水浒》跻身经典殿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读《水浒传》，会发现人物塑造的精彩剧情如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风雪山神庙、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等都出在前四十回。而后四十回虽然也不乏三打祝家庄、火烧大名府等情节，但就如胡适所言，“作者到了四十回以后，气力渐渐不加了，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他一百零八人都挤进来，草草地招安他们，草草地送他们出去征方腊。这些部分都远不如前四十回精彩了”。不过，侯会先生指出，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天才作家中途辍笔，四十回以后的内容很可能是由另外的作者接手完成的”。
这种“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后来我们同样会在曹雪芹身上感受到。这位明代的不知名文人（或可戏称为“明世隐”）在《水浒传》前四十回上的匠心独运、落笔生花，至今仍为学者、读者所津津乐道。比如侯会就指出，“这位天才文人的另一功绩，是打破了说话家数的传统界限，创造了集讲史、小说、说参请乃至商谜等各种家数于一体的新型小说体制”。而从另一观点来看，从高俅引出王进，从王进引出史进，进而依次引出鲁智深、林冲、柴进、武松等人，简直就是“POV”式的群像写法，堪称宋代的“冰与火之歌”。
这位“明世隐”生平如何，又是以何种缘由修改《水浒传》？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但侯会先生抓住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进而推测这位“明世隐”修改小说的大致时间。《水浒传》中有不少地方涉及金钱，比如林冲发配沧州时途经柴进庄上，庄客打发他时用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按照元明衡制推算，这一斗米约重7千克，十贯钱约36千克，林冲当时“荷枷戴锁”，这份礼物自然是“不可承受之重”了。所以侯会大胆推论，这十贯钱“很可能不是铜钱，而是纸钞”。
有明一朝，纸钞一直处于贬值的过程中，《水浒传》中的物价，其实也能折射出明代纸钞贬值的情况。那么书中的纸钞大抵作价多少呢？侯会以小说十七回举例，书中提到，何涛奉命捉拿劫取生辰纲的强人，正没奈何处，得知弟弟何清掌握着重要线索，于是“慌忙取一个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要何清快讲，并说：“银两都是官司信赏的，如何没三五百贯钱？……”侯会认为，劫取生辰纲一案涉及权倾当朝的蔡京，至少也应悬赏三五千贯。何涛口中的“三五百贯钱”应该指桌上“十两银子”的价值。也就是说，银和纸钞大概的比例是1∶30到1∶50之间。侯会取1∶50，并以此推算小说中其他涉及金钱的剧情。比如林冲买刀用一千贯，也就是白银二十两，这相对符合物价水平和林冲的薪水（大概是他四五个月工资的样子）。侯会根据这个比例，结合史料，进一步推测“明世隐”创作“未竟本”大概是在宣德初年，亦即公元1426年之后的几年间。
虽然结合《水浒传》的各种细节，这个比例可以说“大差不差”。但侯会的这个推论，是基于三五百贯钱与十两银子等价这一前提得出的，而这个前提，其实是可商榷的。比如何涛的意思可能是， “银两都是官司信赏的，（分到你我兄弟时）如何没三五百贯钱？……”结合书中几次提及的“官府悬赏”来看，劫取生辰纲一案的悬赏肯定不止三五百贯，但这也不能证明“三五百贯”一定就等值于十两银子。事实上，侯会先生书中的种种推论，固然让人眼前一亮，却也总是这般想当然，算不得“证据确凿”，自也不能“做成铁案”。
书中“二七、祝家庄、曾头市与天子冈（下）”一节，提到孔彦舟与钟相的争斗，“最终攻坚者胜出，靠的是智取，采用了打入敌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计’”。侯会认为钟相杨幺起义是水浒故事的重要源流。孔、钟之战就被重新创作为“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其实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提出最后打破祝家庄是“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但其实无论打祝家庄还是打曾头市，本质上都是“里应外合”的“番犬伏窝”之计。和木马计也并非完全一致。
书中“四一、《水浒》与其他讲史故事”提到在小李广花荣外，还有两位水浒好汉可能和李广有关。一位是“没羽箭”张清，《史记·李将军传》中有“中石没镞”，也就是把箭的羽毛都射进石头里。至于张清为什么变成投石将军，侯会认为“大约后人不明其义，以‘没（mò）’为‘没（méi）’，认为‘没羽箭’即无羽之箭，应属石弹一类，从而为张清编造了‘飞石打人，百发百中’的特异本领”。其实换个思路就是梁山已经有花荣这样一位神箭手，再写一个神箭手就定位重复了，换个武器的话，一来可以让张清连打梁山好汉出风头，二来可以让张清梦中教琼英神技定姻缘。可谓一举多得。另一位则是“打虎将”李忠。书中提到“打虎将军心胆大，李忠祖是霸陵生”，这里“霸陵生”就是李广，而李广又有射虎之举，所以“打虎将”其实和关胜的“大刀”一样是祖传的。不过相比威风凛凛的大刀关胜，李忠似乎也没继承李广什么品质啊。
书中“一九、今本《水浒》的抗金遗痕”一节，在介绍扈三娘时，称她为“一张青扈三娘”，显然是将“一丈青”误作“一张青”了。
书中“三一、《水浒》与‘中兴’故事（中）”一节，提到关胜结局“在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甚得军心，众皆钦伏。一日操练军马回来，因大醉失脚，落马得病身亡”。并认为《水浒传》作者将关胜的为官之地安排在北京大名府，显然也是暗示他曾在刘豫手下为官。这样推断，未免“用力过猛”，感觉不能服众。
书中“四〇、《水浒传》与隋唐故事”一节，提到了《隋史遗文》的作者袁于令，原文写：“袁于令（1529～1674）是明末清初颇有才华的戏曲家、小说家。”这个生卒年显然有问题，以此推算，袁于令享年145岁，堪称“人瑞”。据网络搜索，有一种说法是袁于令生于1592年，卒于1672年，比较符合实际。
书中“四三、《水浒》与《夷坚志》（中）”一节，提到吴用定下掉包计，“只是对手蔡九知府更为狡猾，吴用的一个小小失算，几乎断送了宋江、戴宗的性命”。事实上，看出书信为伪造的是黄文炳而非蔡九。其实换个角度，黄文炳通过印章来判断书信为伪造，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校对。
书中“四五、出场诗：梁山好汉的独特‘名片’”一节，先提到“《水浒》中只有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享有这种带诗出场的高规格，其他人物都不曾享此殊荣，包括中道崩殂的晁天王在内”，接着又说“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并非个个有出场诗。其中有十七位好汉始终没有出场诗”。这两句话显然彼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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