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上少年时未读之书

“要是早点看到这本书就好了。”

这半年来，匠仔花了很大力气，把我们几个人关于书的讨论整理成文，同时又“添油加醋”，增添了一些诸如我和老板谈恋爱的剧情，攒出了20万字的内容，投稿给几个平台却被拒了。在匠仔惨兮兮地对我们诉苦的时候，老板却默默地递给了匠仔一本书。

“文心？说的是《文心雕龙》吗？”高千看到封面，好奇地问。

“这本书是夏丏尊和叶圣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中学生们写的一本书，题目可能是取自刘勰的这部著作吧，将关于中学语文的一些问题，用故事的形式写出来。”老板说。

“其实这才应该是我应该追求的写作方式，”匠仔懊恼地拍拍自己的脑袋，“我写的这些篇章故事性太差了，很多就只是我们几个人的聊天实录，像这本书处理得就很好，为每一种语文知识分别安排剧情，同时融合少年男女的成长，以及三十年代的时事政治，就像朱自清先生序里面说的，‘自然比那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

“先读一读这本书，看看能不能学到些什么吧，”高千在一旁安慰匠仔，忽而转过头问老板，“可对于我们这些早就过了中学阶段的人，像你和匠仔还是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必要再认真读这本书吗？”

“我觉得收获挺大，有些基础的东西，我们钻研学术的人反而不会去细想，”老板一边说着，一边在白板上写下一个问题，“小说是什么？”

“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同时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我也只能凭感觉说。

“从卡夫卡开始，20世纪的小说的故事性似乎在减弱，像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都没什么情节可言，”匠仔想了想又说，“我觉得小说是以故事为载体，但它应该是故事以外的东西。”

“《文心》里的说法差不多，在《小说与叙事文》这一章里，作者安排了教英文的张先生来解释：

小说不一定要根据着实事。即使根据着实事，也不像叙事文那样记叙了实事便完事，还得含有其他的东西在里头。那其他的东西才是小说的本质。

“这‘其他的东西’，是作者从那些实事中看出来的和一般人生有重大关系的意义。但关键在于‘须是把这种意义含在故事中间的才是小说’，”老板笑着说，“张先生这里作了一个很精彩的比喻：

一碗盐汤，看不出一颗盐来，呷一口尝尝，却是咸的，于是我们说盐味含在这碗汤里。小说的故事含着作者所看出的意义就像这样一碗汤。

“这比喻确实有意思，意思说到了，又很生活化，比我想的‘故事之外的东西’要好多了，”匠仔表示虚心受教，又问老板，“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你们记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到的‘双簧戏’吗？这本书里也来了这么一出，在《新体诗》这章里，先是写了张大文和周锦华这对小情侣闹了别扭，再写周锦华寄情于诗，写了好多首新体诗。汤慧修发现后把这些诗带回家去，才引出慧修父亲和国文教师王先生的一段‘隔空论战’，当然王先生是由慧修代为辩论的。”

“我来猜猜，王先生作为夏丏尊、叶圣陶两位先生在书中的化身，应该是支持新诗的吧，那慧修父亲应该是守旧派了。”高千说。

“对，书里说‘慧修的父亲对于一般学艺，见解都很通达，惟有新体诗，他总以为不成东西’，而王先生的观点是‘诗这个名称包括的东西很多，凡是含有“诗的意境”的都可以称为诗’，”老板笑着问，“写新诗的匠仔和做诗词的高千，你们怎么看呢？”

“其实我写诗很关注韵律的，死活都要压上韵。”匠仔显然是“折中派”。

“王先生又反过来说，‘如果并不含有“诗的意境”，随便的几句话当然不是新体诗，就是五言、七言地把句子弄齐了，一东、二冬地把韵脚押上了，又何尝是诗呢？’”高千一边读书里的话，一边问，“那怎么来定义‘诗的意境’呢？”

“这个书里倒是没说，只是提了几句如‘“诗的意境”的得到并不在提起笔来就写，而在乎多体验，多思想’，‘新体诗既不依傍我国从前的诗和词、曲，又何必去依傍外国的诗。新体诗应该全是新的，形式和意境都是新的’，”老板向我们解释说，“另外还提了讲究自然音节、话语洗练到精粹等要求。不过也就在3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他们向晚唐诗学习，掀起了‘晚唐诗热’，倒是有些出乎王先生的论调了。”

“毕竟这本书是写给中学生看的嘛，王先生也只能写成很圆通的一个人，这样一位‘从不肯坚执一种意见，对于什么事情都说平心的话’的老师，确实堪称中学生的良师益友，”匠仔话锋一转，“但他不可能站到文学思潮的前沿去。”

“接下来我们聊些八卦吧……”老板话音未落，我们三人已经“正襟危坐”了。自古深情留不住，还是八卦得人心啊。

“这本书的序言里就提到，夏丏尊和叶圣陶是儿女亲家，他们当时也同在开明书店工作。而在此之前，他们和陈望道、朱自清这两位作序的朋友，都曾在浙江一师工作过，甚至我觉得，浙江一师是书中‘H市第一中学’的原型。”

“有什么根据吗？我记得夏丏尊和朱自清还在春晖中学任教过吧，不是有‘春晖中学’派的说法吗？”匠仔提出疑问。

后来我从老板这里找来了他母校的校史资料查阅，夏丏尊和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合称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他们在1920年的“一师风潮”（五四运动的浙江先声）中集体辞职。叶圣陶和朱自清则是在一师风潮之后来到浙江一师任教的，和夏丏尊应该错开了时间。到了1924年，26岁的朱自清在宁波的一所中学任教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应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曾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浙江一师校长）之邀前来春晖中学兼课，应该在当时结识了夏丏尊。

“除了浙江一师后来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合并为新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外，书里提到的‘读古书的小风波’，让人联想到夏丏尊曾和鲁迅等人一起参与的‘木瓜之役’，”老板解释说，“当时还是在1909年，时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的夏震武接任浙江一师前身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夏震武其人忠于清室，顽固守旧，被称作‘夏木瓜’，到学校后便与鲁迅等人爆发了激烈冲突。最终这场‘木瓜之役’以夏震武辞职结束。”

“就算到了三十年代，新旧冲突仍然剧烈啊，”我指着书中内容说，“虽然这一章节是讲如何读书，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守旧派’或者‘国学派’的势力仍然很大。”

“差不多再十年后，后来因为武侠小说创作而名声大噪的查良镛在省立联合中学就读时，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将要被开除出校。最后在校长张印通帮助下，查良镛转学去了浙江省衢州中学。省立联合中学就是由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经过合并拆分而组建的，”老板感慨道，“这也算是‘文章照进现实’吧，故事里写壁报的小李只是被警告了一番而已，现实中的查良镛则是要被退学了。”

“给中学生的故事终归要美化些吧，但绰号‘机关枪’的黄姓训育主任，却把壁报的检阅权给拿走了，也就是说，《谁愿意迷恋骸骨》这样的文章，在壁报上再也出现不了了，”我突然想到，“这一篇里王先生却是批评国学的呢。”

“王先生是从定义上来看的，如果什么都是国学，‘好比不伦不类的许多人物穿着同一的外衣’，应该准确地称为‘文字学、哲学、史学、文学’，”老板说，“但这些学问，其他国家同样也有，不足为奇，如果换个‘国学’的名头，那就显得珍贵，但同时也就引来了论争。”

“王先生的话自然是中肯的，比如他提到《礼记》，要研究古代民俗和儒家思想就少不了它。可在学生说到老师让学生精读《礼记》时，王先生就不愿意谈下去了，也许是作者也发现不好写吧，只能从学术角度来肯定古书的价值吧，”匠仔表示，“几十年后又有‘国学热’，但那已经时过境迁，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彼时骸骨，今日宝藏啊。”高千感慨说。

“还有一些我读出来的内容，要请你们指教呢……”老板故意学着近百年前的学生说话，被我拍了一下后才严肃起来，“当时并不是义务教育，即便是初中，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比如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名家郁达夫和徐志摩就是杭州府中学堂（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堂前身，后与浙江一师合并）的同学，当时郁达夫曾因学费不够（我后来查校史资料，发现原因是校内无宿舍以及学膳费不足），转到嘉兴府中求学，后来重新插班到杭州府中学堂，也认识了富家子弟徐志摩，”老板继续解释说，“当时让子女求学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文心》里的男主角周乐华因为家中供不起学费，不得已去当了工厂学徒，我本来觉得作者心狠，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这么写也有几分用意在。”

“一方面是要贴合现实背景，书里设定乐华的父亲枚叔在银行工作，‘一•二八’事变引起了金融恐慌，各业周转不灵，公债的价格暴落，公债交易所至于停市。各地靠公债投机为业务的银行纷纷倒闭。乐华的父亲也就失业了。后来枚叔又去四川谋教职，但结果却是两手空空，乐华也只能进铁工厂实习去了，”老板说，“送别乐华的时候，王先生说得很诚恳，进学校求学只是中产以上阶级的事。缴得出学费的，学校才收；缴不出学费的，便无法进学校的门。这就是当时赤裸裸的现实。”

“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二点，也就是王先生说的，退学不就是‘失学’；惟有自己不要学习才是真正的‘失学’，”匠仔一边翻书一边侃侃而谈，似乎和我们的讨论，又让他恢复了些生气，“当时和乐华一样，未能进学校的青年人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这些人如果有心学习，应该怎么学，读些什么书呢？夏丏尊和叶圣陶两位先生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在书中安排了乐华与王先生的通信，就这些问题作了一番解答。”

“可惜到了《最后一课》时，大家收到了乐华的信，他在信中说‘我有一点意见预备贡献给你们’，可他究竟要说些什么话呢？”老板不无遗憾地说，“全书到此就结束了。我们并不知道乐华在厂里工作后，作为一名工人，要向他的同学说些什么。”

“后面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儿子，夏丏尊先生的女婿叶至善写的重印后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未收此后记）了，”我把书翻到最后，编读边分享，“书里的几个学生都出身于职员家庭和教员家庭。虽然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经济的凋敝，家庭生活的困难，失学和失业的威胁，使他们不得不忧虑重重，以至于比今天的学生要成熟许多，但他们毕竟没有出身于工人家庭的。作者安排乐华去工厂，某种意义上让这本书更加多元化了，就像送别乐华时，其他学生也会感慨说‘我们也要准备做一个体力劳动的工人’，而不是只想着当学校教员、机关职员乃至官僚。”

“读完了用文字写的书，还想读不用文字写的书，要在社会的图书馆里做一番认识、体验的功夫，”高千细声读着书里的话，对我们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很多事，不到社会磨炼一番，还真不能算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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