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1月5日，四十二岁的罗贝尔·达米安手执尖刀冲向国王路易十五并刺伤了他，随后被定了弑君罪，不到两个月后便迎来了那场极其残忍且公开的处决。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开篇就引用当时目击者的记述，为我们重现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细节。
其中达米安遭受的刑法，场面血腥程度超乎想象。
彼时，行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大量的围观者目睹了这一惨状。
这样的公开行刑，不仅仅是对犯人的惩处，更是一种权力的展示，是君主不容违背的不可抗力的彰显。
是将犯罪者的身体作为一种载体，向整个社会宣告违背王权与法律的严重后果，通过对犯人的极度折磨，让民众心生恐惧，进而维护统治秩序。
在距离我们并不算远的清朝，我们在各种影视剧中听了多遍的“菜市口斩首”跟罗贝尔·达米安的处决，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时间来到1837年，巴黎少年犯监管所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从其规章中可以看到，犯人的作息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冬天从早上六点开始，夏天从早上五点开始，终年每天劳动九小时，学习两小时，作息日冬天至晚上九点结束，夏天至晚上八点结束。
这就像是一份日常的时间表，规规矩矩地框定着犯人的生活。
相较于之前达米安所遭受的那种残酷行刑，这种方式显得“温和”许多，没有了血腥与暴力，似乎更符合人道精神，也更契合文明进步的潮流，给人一种惩罚理念已经从野蛮走向开化的直观感受。
从惩罚的展示形式来看，曾经的惩罚是一种公开表演或者说是一种视觉上的“景观”。
它是公然地、毫不掩饰地将权力施加于犯罪者身体之上，并展现在公众面前，具有极高的能见度。
整个行刑过程就是一场震慑众人的“剧目”，通过犯人所承受的极端痛苦来强化法律的威严以及君主权力的不可侵犯性。
但现代的惩罚则完全不同，它变成了一种为了维持公共秩序而不得不实施的分散的、几乎令人难堪的限制行为。
不再是大张旗鼓地在公众视野中展现权力的严酷，而是悄悄地融入到社会管理的诸多细节之中。
现在的监禁更多是在相对封闭的监狱环境里进行，公众很难直观看到惩罚的具体实施过程。
它不再是一种用来“观赏”以达到威慑效果的活动，而是以一种相对隐蔽、低调的方式存在，默默地规范着犯人的行为以及对整个社会秩序起到维护作用。
在前现代时期，惩罚主要是针对犯人所犯下的具体罪行。
罪行的性质、严重程度等决定了犯人会受到何种程度的惩处，重点在于对行为本身的回应，是一种基于犯罪事实的直接判定。
然而到了现代，惩罚所针对的不再仅仅是罪行，而是犯人本身。
法律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开始深入探究导致犯人犯罪的各种因素，像是犯人成长的环境如何，是否存在遗传方面的影响，父母的教育方式以及行为对其产生了怎样的作用等等。
这意味着惩罚不再是简单的“以罪量刑”，而是要全面地去审视犯人这个个体，试图从根源上去理解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而期望通过改变犯人本身来预防其再次犯罪。
过去，依法量刑的法官们在决定惩罚的性质和期限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法官依据法律条文，对照犯人所犯的罪行，判定应该给予的刑罚，整个过程相对来说是基于法律框架下的一种明确且单一的权力行使。
但如今，这种决定权逐渐转移到了各种“专家”手中，像病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假释委员会等群体开始介入。
病理学家可能会从犯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去分析其犯罪的潜在因素；社会工作者则侧重于考察犯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生活环境对其犯罪行为的影响；假释委员会会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判定犯人是否符合假释条件以及后续的刑罚实施情况。
这些专家凭借各自的专业知识和角度，共同参与到对犯人惩罚的决策过程中，使得判刑和刑罚实施变得更加复杂且多元，融入了更多专业层面的考量因素。
前现代的惩罚机制，其宣称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报复。
不管是为了警示他人，让其他人看到犯罪的惨痛后果从而不敢轻易触犯法律，还是为了追求纯粹的正义，让犯罪者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核心都是围绕着一种“以牙还牙”式的报复理念。
而现代的惩罚机制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更强调使罪犯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希望通过教育、心理辅导、劳动改造等一系列方式，让罪犯的内心发生变化，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行为习惯以及生活态度，使其能够重新融入社会，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人。
这种转变看似是朝着更加人性化、积极的方向发展，可背后却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权力意图。
虽然现代惩罚方式摒弃了如肢解罪犯尸体这类残忍的刑罚，看上去是一种进步，但福柯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其背后所暗含的更加阴暗的一面，那就是一种全面控制的强烈意图。
在前现代的惩罚模式中，确实是粗暴地折磨罪犯的身体，通过让罪犯承受巨大的身体疼痛来实现报复，这种控制更多地停留在身体的表面，是一种直观可见的、肉体上的强制。
然而现代的惩罚，虽然减少了对身体的直接疼痛折磨，却深入到了心理层面，要求罪犯从内心深处发生内在的转变，去皈依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监狱中，会安排各种心理矫正课程、思想教育活动等，试图重塑罪犯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
而这种对心灵的控制，其实是一种更加隐晦却更为彻底的身体控制手段。
因为人的行为是受心理意识支配的，一旦改变了罪犯的心理态度和倾向，就能从根源上控制他们身体的行为，让他们自觉按照社会所期望的规范去行动。
正如福柯所说的“灵魂是身体的监狱”。
现代刑罚打着改造罪犯的旗号，实则是将权力的触手更深地伸进了罪犯的整个身心，实现了一种更为全面且深入的控制。
而这种控制往往隐藏在看似人道、文明的“温和”表象之下，不易被察觉，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一个接受惩罚的个体以及整个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观点。
原本用于约束罪犯的训诫手段，已经悄然成为了现代社会众多其他控制场所的范式，使得整个社会仿佛被一张无形的规训之网所笼罩，犹如置身于“监狱群岛”之中。
这意味着，监狱里的那一套管理、控制模式，正以各种形式在学校、医院、工厂等我们熟悉的日常场所中发挥着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以现代军事训练为例，在对比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差异中，能清晰地看到规训权力的运作特点。
在前现代时期，挑选士兵的重点在于发现那些本身就具备特定条件的人，比如孔武有力、体格健壮且胆量过人的个体，然后借助荣誉和恐惧的法则对他们进行普遍动员，让他们愿意投身军事任务。
那时的军事参与更看重个体先天的特质，仿佛是一种自然筛选的过程，符合条件的人进入军事领域后，依靠已有的身体素质和勇气去执行作战等任务。
然而到了现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哪怕一个人起初并不具备特别适合军事生涯的先天条件，通过高强度、专门化的训练，也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
现代军事训练有着独特的运作逻辑，它并非是对士兵整个身体进行笼统、粗放式的管控，而是聚焦于身体特定部位的细部控制来达成训练目标。
比如说在教授士兵如何使用步枪这一简单的训练环节中，就蕴含着深刻的规训意味。
不会仅仅是把使用步枪的完整过程演示给士兵看，然后告诉他们“就照这样做”便了事。
相反，训练者会将整个使用过程细致地拆解成多个有序且精确的步骤，从最开始如何正确地握枪，要求手部以特定的姿势、力度握住枪柄，到怎样将枪举至与肩平的准确高度，再到如何精准地瞄准目标，涉及眼睛与准星、目标之间的位置校准，以及最后扣动扳机时手指的动作、力度把控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且明确的规范要求。
这种训练方式的核心不仅仅在于让士兵最终能够对敌人开枪这个结果，更关键的是要通过一整套既定的、特定的程序来实现这个目标，确保士兵们不仅会做被要求做的动作，而且是以规定的、标准的方式去完成。
通过这样日复一日、反复细致的训练，士兵们的身体逐渐被塑造成为一种“驯顺的肉体”，能够精准无误地执行各种军事指令，服从军队所设定的各种规范和要求。
这就是现代规训权力在军事领域微观管理的生动体现，它将个体的行为严格限定在预设的框架内，使其符合军事作战等任务的需要。
在过去，建筑物往往承载着当权者彰显自身特权地位的功能。
要么通过华丽的宫殿建筑来展现身份的高贵，凸显其与众不同的统治地位；要么将建筑设计成堡垒的构造，以便为当权者提供一个监视下属和敌人的有利位置，方便其掌控局势、维护权力。
那时的监视是一种较为直观、粗放且基于特定场所优势的行为，是权力拥有者明目张胆地观察被统治者的方式。
而现代的权力体系则将监视的技巧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实现了一种更为隐蔽且高效的监视模式。
现代建筑在满足普通人对其功能性需求的同时，被巧妙地赋予了让建筑物里的人清晰可见的特点，使得监视变得无处不在却又不易被察觉。
例如，在学校的报告厅中，座位通常采用阶梯式排列的设计。这种看似只是为了方便学生观看讲台、获取更好视听效果的布局，实则蕴含着规训权力的运作。
教师站在讲台上，能够轻松地看到教室里每一位学生的一举一动，学生们的任何行为、表情都处于被观察的范围之内。
同样地，那些有着大窗户和宽走廊、光线充足的教室，使得室内空间明亮通透，教师在教室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毫无阻碍地观察到学生们的状态，学生很难有隐蔽的角落可以避开教师的视线。
“一个建筑物应该能够改造人：对居住其中的人产生影响，便于控制他们的行为，……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
通过营造一种随时可能被监视的环境，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即使实际的监视并非时刻在进行，但那种潜在的被观察的心理压力，时刻约束着人们的行动，使其按照符合权力期望的方式行事。
全景敞视监狱可以说是层级监视这一理念的极致体现。
尽管在现实中接近其构想的监狱直到20世纪才最终出现，但这种控制理念早在现代社会中逐步盛行开来，对整个社会的权力运作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全景敞视监狱的设计中，每个犯人被单独安置在一个囚室内，这些囚室环绕着一个中心塔楼而建，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犯人无法看到对方。
而在中心塔楼里，设有监控者所在的位置，监控者可以随时对各个囚室内的情景进行监视。
这里面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权力的控制并非依赖于实际的、持续不断的监视行为本身，而是基于犯人内心所形成的一种监视的可能性带来的心理压力。
事实上，监控者并不会一直盯着某一间囚室去看，可能只是偶尔地向某个方向投去目光。
然而，住在囚室中的犯人对此毫不知情，他们无法确定自己何时会被监视，所以只能在心理上假设自己总是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这种设计所营造出的结果就是，在犯人身上造就了一种有意识的状态和持久的可见性。
犯人会时刻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管是言语、动作还是表情等各个方面，都不敢有丝毫违背监狱规范的举动，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
而通过这样的方式，权力机制得以实现自动运行，不需要过多的人力去时刻监督和干预，犯人就会按照监狱所期望的方式去生活、去遵守规则。
规训权力就这样通过心理层面的影响，深深地烙印在犯人的行为模式之中，成为一种高效且隐蔽的控制手段。
并且这种理念还从监狱延伸到了社会的其他领域，影响着人们对权力与被监视的认知和感受。
规范化评判是现代规训控制的又一鲜明特征。
它如同一张细密的网，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其中，让每个人都难以逃脱其评判的范围，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约束，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评判个人的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单纯聚焦于行为本质上的正误，而是着重考量这些行为使个人在一个分等级的序列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这种评判方式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无论是正式层面还是非正式层面，都有着广泛的体现。
在教育领域，为了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标准，比如学生不能仅仅是学会阅读就可以了，还要努力保证自己处在阅读小组的前五十名，要通过各种考试成绩、综合测评等与同龄人进行比较，以此来确定自己在学习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方面的位置。
工业程序和产品更是如此，产品需要符合一系列严格的质量标准、生产规范等，企业要争取让自己的产品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成为优质产品的代表，符合市场所设定的各种规范化要求。
而在非正式的意义上，这种规范化评判更是无处不在。
我们似乎习惯了把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都按等级顺序列一个清单，从旅游景点的受欢迎程度、评价高低，到个人的体重是否符合健康标准所划分的范围。
这种无处不在的规范化评判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它让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被比较的紧张状态之中。
无论一个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在这种评判尺度之下，总会被告知还有可能存在更高水平的成就，仿佛永远都有一个需要去追赶的目标在前方。
而且，一旦个人的某些行为被评判为“不正常”，即便这些行为远非是前现代式暴力权力所公然禁止的越界行为，但依然会被置于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外。
从而给个人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和行为上的约束，迫使人们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向所谓的“正常”标准靠拢，以避免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使得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趋向于符合这些既定的规范要求。
审查作为一种规训方式，巧妙地将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评判的技术合二为一。
审查首先体现为一种“规范化的目光”，它通过建立个人的可视性，实现对个人的区别和评判。
例如在学校里，教师对学生进行的各种考核、测评就是一种审查行为。
通过考试成绩、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多方面的观察和记录，既能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又能依据学校制定的各种规范标准，如成绩排名、行为准则等，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以及是否遵守纪律等方面进行评判，进而控制学生的学习行为，促使他们按照学校期望的方向去发展。
在求职过程中，用人单位会对求职者进行多方面的审查，从学历背景、工作经验、专业技能到个人品德、综合素质等。
通过简历筛选、面试、背景调查等环节，收集关于求职者的详细信息，建立起他们在求职这个情境下的可视性。
然后依据岗位要求、企业文化等规范标准，对求职者进行评判，决定是否录用。
并且在后续的工作中，也会继续以公司的规章制度等对员工进行监督和管理，实现权力对员工行为的控制。
审查这种规训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它将个人置于一个“书写的网络”之中。
每一次审查的结果都会被记录成文，像学校的缺勤记录、医院中病人的病历、企业员工的绩效评估档案等，这些详细的文献资料提供了关于被审查的个人的全方位信息，成为权力机制实现对个人控制的有力依据。
基于这些记录，掌权者可以进一步确立类别、平均水平以及规范，为知识的产生打下基础。
通过对大量学生成绩数据的分析，可以总结出某一学科的学习水平分布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教学改进策略；通过对众多病人病历的研究，可以了解某种疾病的发病规律、治疗效果等，完善医疗知识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运作和知识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权力通过审查获取信息，进而规范个人行为，而知识的产生又反过来为权力的合理行使提供依据，使得权力的控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隐蔽性。
同时，审查也颠倒了可视性的两极，在前现代时期，权力的实施本身是高度可见的。
比如城镇中的驻军、公开行刑等，权力以一种直观、强硬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而认知的对象（普通民众等）则相对隐身在暗处，被动地接受权力的管控。
然而在现代社会，情况恰恰相反。
权力的运作通常是不可见的，它隐藏在各种制度、规范以及审查行为背后，而对目标的控制则通过使被审查的个人高度可见得以实现。
那些有着厚厚卷宗记录的人，如罪犯、疯癫者等，成为了最受关注、最易被控制的对象。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权力的审视范围之内，规训权力就这样通过审查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塑造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秩序。
本来文章还有一段内容，是有关福柯对现代权力下，如何从自身出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想法。
其中讲到了一些现代权力的特性，遇到的困境，边缘群体概念的引入和福柯自己所做的实践等相关内容。
但是在后期审阅的时候，还是删掉了。
不想因为这一段内容搞得文章都可能过不了审核，那就亏大了。
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把这部分内容补充出来。
关于福柯，说到这里，其实已经聊了大半了，这几篇文章也属于是把我快掏空了。
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创作效率在短时间内写了有关福柯的这么多篇文章，也不知道往后还能不能有什么话题，能够让我如此地狂热。
福柯还有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性经验史》，不过其中描述的诸多话题内容我实在是不知道能不能过审。
先就暂且搁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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