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阅读中毒者”容易成为好朋友的缘故，当我读到薛林荣的《鲁迅的书店》时，心底便涌出了一分亲切和好奇来。鲁迅一生，离不开读书、写书、藏书、贩书，书可谓其一生的“本业”。既如此，鲁迅肯定少不了和书店打交道，那么无论是以鲁迅为导游，来一场民国时期的书店巡礼，还是以书店、书籍为切入点，勾勒出鲁迅身上的人间烟火气，对今天的阅读爱好者们来说，都是非常吸引人的话题。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就说：“（童年时读的书）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颇不小，它就‘奠定’了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
很多“鲁迷”都知道，鲁迅童年时最爱的书是《山海经》。在《阿长与〈山海经〉》这篇文章中，鲁迅就记述了他的保姆长妈妈帮他买《山海经》的事。但相对少有人知的是，鲁迅自己最早买的书是两册《毛诗品物图考》。可能是第一次买书的缘故，鲁迅对书的品相颇为挑剔，“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不过鲁迅对书非常执着，发现书有瑕疵就“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窗，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可见鲁迅童年时就很有经济头脑，不是那种眼里只有书的“书蠹”。
童年时“一买一卖”的故事，在成年的鲁迅身上又一次发生了，1913年7月13日，32岁的鲁迅在绍兴奎元堂买了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六十种曲》一部八十册。根据鲁迅日记记载，这部书和王祯《农书》一部十册，共银二十六元。到了八年后，鲁迅经济困难，就把这套书卖掉了：“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两者间的价差，既是当时北平和外地古籍价格差异的体现，但也不无物价经年变化的可能。总的来说，鲁迅爱书，却也不会死抱着书不放。
事实上，对书籍的热爱和经济头脑也可以看作是鲁迅身上的“两个鬼”。有时鲁迅也会因为书籍价格超出预期放弃购买，但在手头宽裕时，又不免念叨起来。如在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等人组织的观堂遗书刊行会于1927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鲁迅陆续购买了第二、三、四集，但第一集因价格较贵，鲁迅一开始没有买：“因第一集太昂，置未买，而先陆续得其第二至四集，迨全集印齐，即不零售，遂致我至今缺第一集。”后来鲁迅先后致信章廷谦（川岛）、台静农，请他们帮忙寻找，所幸台静农在北京找到，帮鲁迅集齐了四本一整套。
虽然鲁迅在买书时还要算算账，但在帮助文学新人时，鲁迅却向来是不遗余力的，像萧军和萧红就曾经向鲁迅求助，提出了借钱和帮找工作的要求。鲁迅虽因“我没有和别人交际”表示工作难找，但表示钱已经准备，不成问题。薛林荣在书中还介绍了鲁迅帮助宫竹心（即武侠小说家白羽）的事，比如将宫竹心所译《救急法》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也替宫竹心向《晨报》催促稿酬，还回答宫竹心询问的创作及作品问题。而与二萧类似的是，宫竹心也曾请求鲁迅帮助谋求一个教职，鲁迅表示已经尽力，但“没有什么头路”，这也算是研究鲁迅的一个小小侧面吧。
清末民初，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将眼光投向崛起的欧洲各国，然后在对比之中“求他国之良药，治吾国之顽疾”。吴稚晖就从发音的角度观察德语和汉语，认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留学日本的鲁迅同样将眼光投向欧洲，不过他关注的则是德语文学。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就经常托丸善书店到德国邮购德语书籍，但鲁迅并不买歌德等大文豪的名著，反而更关注“弱小民族的文学”。
1906年，鲁迅手写了一份《拟购德文书目》，共127种，包括《挪威中篇小说集》《波兰中篇小说集》《匈牙利中篇小说集》《希腊小说集》等，还有契诃夫、安特来夫、莫泊桑、望·蔼覃等人的作品。在周作人看来，鲁迅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而鲁迅关注的“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鲁迅购置这些德语书籍，自然是“想借助他们反抗的呼声，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薛林荣语）。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偏爱的堂吉诃德也是通过德译本了解的。1908年，鲁迅通过丸善书店，从德国邮购了《堂吉诃德》德译本（德国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的64开平装本），虽然后来鲁迅还收集了日版精装本，但鲁迅一直珍藏着德语译本。
就像鲁迅积极帮助二萧和白羽那样，当鲁迅收到殷夫寄来的《彼得斐传》（彼得斐即裴多菲）后，便将他特意收集的一本裴多菲散文、一本裴多菲诗集寄给殷夫，“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但不久后殷夫被捕，壮烈牺牲，鲁迅悲愤之余，也有些为这两本书可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
鲁迅买书、写书、卖书，总免不了和书店打交道，他唯一一次当老板也是当书店老板。1927年鲁迅到广州后，因当时“广州文艺方面除创造社一些读物外，其他芜杂得很”，就想开一家书店，把北方的北新、未名社出版物介绍给广州青年。经多方比较，鲁迅选定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芳草街44号二楼，开设了“北新书屋”。
“北新书屋”相当于北新书局设在广州的代售点，由鲁迅自收自支，北新书局不参股，也不干涉经营，只是给鲁迅不定期邮寄书籍，而且因未名社的图书“纸包无一不破，书名破损”，鲁迅还提醒未名社的李霁野注意包装，可见作为“店长”，鲁迅还是挺缜密上心的。
1927年3月25日，北新书屋开业，很是热闹兴旺了一阵，鲁迅也常来店里和青年抽空谈文学。但很快因为政治上的风云突变，鲁迅辞去了中山大学教职，书店也在8月关停。“鲁店长”只做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这段经历对于鲁迅的一生来说，或许只能算一个不大的小插曲。但从鲁迅因为开书店和李霁野等人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也能有许多不一样的发现，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颇有助益。
比如广州学生喜欢买合订本期刊，“因为零本忽到忽不到，不容易买全”。比如《莽原》就虽然“在此地是行销的，只是没处买”。在政治气候尚好之时，北新书局生意其实挺不错，鲁迅信中就说：“广东没有文艺书出版，所以外来之品消场还好。《象牙之塔》卖完了，连样本都买了去。”可惜这块广州文艺“沙漠”中的小小绿洲，很快就湮没在政治风云的变化中了。
鲁迅祖籍绍兴是浙东学派重镇，也孕育了李慈铭等藏书名家。鲁迅虽不以藏书为志业，但他与书的点点滴滴，既能体现个人爱书之癖，又能管窥浙东文化之一隅。通过书，读鲁迅，也是读百年前的时代，读浙东文化的根脉。
作者：德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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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书店》
薛林荣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鲁迅与书店的关系，小而言之，反映的是买书卖书的商品交换关系，大而言之，反映的则是作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精神消费、人情往来等等。这些书店，有的在鲁迅的创作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内山书店，与鲁迅唇齿相依，不仅是鲁迅买书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九年间的公共书房、接待室、授课室、收发室、避难处，是其生活、写作、社交的总策源地。有的伴随其藏书活动始终，如日本东京丸善书店、上海来青阁书庄和蟫隐庐书庄。有的则是应需而往，如日本人在北京东单牌楼开办的东亚公司，这里的商店附带销售日文书籍；再如当年上海专售外文书的别发洋行、伊文思图书公司。有的则是鲁迅生命中的过客，如日本东京的相模屋、民国初年在上海滩“昙花一现”的食旧廛。鲁迅与各色书店打交道的过程反映着书店业态的荣枯、出版文化的变迁、文坛气候的冷暖，以及世间人情百态，是观察鲁迅生命的一个特殊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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