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爱读书之人，都会想法子大肆购书，久而久之，即便有坐拥书城“虽南面王不易”的乐趣，也会为书满为患而苦恼。有钱的爱书人自可以专为书打造图书室，甚至可以购置专用书梯以便取阅，而大多数人若是不舍得贱卖，只能想方设法，东堆一叠，西垒几本。长此以往，书籍不免从书架上、书桌上蔓延到床上，届时伴书而卧，亦可幻想“夜阑卧听风吹雨，红袖添香入梦来。”也算一桩美事。

然而真要“倦来且卧一床书”，美则美矣，有时也有些不便之处。梁文道在《读者》一书中，就讲了好几个和爱书人有关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的，毛尖曾开陈子善玩笑说：

“陈老师对学生很亲切的，那些女孩子都去他家上课，到了他家又没地方坐，陈老师只好被迫要他们坐在床边。”

后来梁文道造访陈子善的“梅川书舍”，发现确实是满屋子书，一张床都被占得只剩下寸许空格，陈子善自己都只能倚书而卧，学生来了自然只能坐在床边了。

虽然“坐床论道”看似颇有些胡闹，但陈子善的学术成就，却是扎扎实实从一本本书、一页页材料中寻觅出来的，他的工作看似琐屑，却往往能有发人深省之功，比如向大陆读者介绍刘以鬯，“重新发现”吴兴华、陆小曼等等。若是把顶级的文学理论家比作东野圭吾笔下的汤川学的话，那么陈子善等在故纸堆里埋头苦干的学者，就更像是东野圭吾笔下的加贺恭一郎了，但汤川的天才难以效仿，加贺的脚踏实地却是可以“亦步亦趋”的。

如果说陈子善的故事还算是一番美谈，那么罗志华的故事则实在让人悲伤。

作为青文书店的老板、香港曾经的文化路标，罗志华最后已经走到了连移动电话费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清理藏货，被意外坠下的书籍层层叠叠地压死。几天之后，开始有臭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它的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遗体埋在书堆之下。

虽然罗志华的离世让人伤感，但对于爱书人来说，能选择伴书长眠，未必不是心中所愿。梁文道以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主人公作比——

这位主人公是处理废纸的工人，35年来每天的工作就是压毁无数书籍文献，但他同样在35年里借工作之机，读遍了遭到集权政府禁制的经典，成了一位饱览群书的大学问家，然而这位大学问家最终选择抱着心爱的诗集走进压纸机里，让书籍渐渐压断自己的肋骨。

人走了，书却要留着，也许对“后浪”们来说，“前浪”积攒下的书籍，就是留给自己最好的馈赠。梁文道就很喜欢讲这么一个因书而构建起桥梁的故事。

话说一个刚进哈佛的大学生很不幸地选了一门中古英语文学课，授课的老教授是个闷蛋，和课程的内容搭配得天衣无缝。好不容易暑假来了，这年轻人兴奋地开始他在旧书店的暑期工，每天开车去不同地点搬运人家不要的旧书，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他应召前去市郊有片漂亮小花园的老房子收书，女主人开门引他入内后，他这才发现要收的就是那闷蛋教授的书，只是教授已经去世了，这年轻人就是他教过的最后一批学生。

年轻人在教授的房子里巡视，看见一整柜的侦探小说，惊异于老人有这么有趣的嗜好，便微笑起来。再看，通向花园的后门旁是两柜园艺书，寡妇说：“他喜欢种花。”然后年轻人又注意到玻璃门外阳光下的草地上犹有刚洒下的水珠在闪闪发亮，而他自己的最大嗜好恰巧正是园艺。于是他下了一个决定：要自己买下教授的所有藏书。他后来对人解释：“自我看见教授的书，才知道他在课堂以外是个怎么样的人物，那些书是他的完整灵魂。如果我把它们运回书店，这些书就会被拆散分置到不同的书架上，那就等于他彻底消亡了。”为了让教授不死，直到毕业他还在替旧书店老板打工还债，好在这老板也是个有情人，给了他五折。

这名大学生后来有没有成为大学问家，有没有像中禅寺秋彦或者筱川栞子那样从教授的藏书中发现其他故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梁文道讲述这则故事，其目的是想说一句：

“书是一个人的灵魂，藏书是一间房子的灵魂所在。”

作为爱书人，梁文道一直想要做本书，书的内容就是访问读书人，看看他们的家，请他们介绍自己的藏书，虽然这一想法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但反过来，梁文道自己的藏书是怎样的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这本《读者》中，找到一点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