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的锚点

近段期间《梦华录》热播，我在豆瓣上看到网友“黄小胖”吐槽说，“感觉《梦华录》的制作方确实不完全理解北宋官制。”比如顾千帆的父亲说“你十八岁中进士，要是好好干，现在也是个翰林学士了。”事实上翰林学士官职极高，30岁左右的顾千帆正常情况下距离翰林学士还有很远的距离。

同样的，顾千帆“兴平军节度使，参知政事，知苏州事”的父亲，这个“知苏州事”并不一定主政苏州。顾千帆父亲的历史原型可能是丁谓，有一段时间官名为持节苏州诸军事，苏州刺史，这些都不是实际岗位，都是他实际官名平江军节度使的自然延伸。换言之，丁谓当时应该在南京工作，而不是苏州。

这名网友后来也感叹说：“《梦华录》的编剧就和我们这些普通观众一样，没有明白北宋阶官的制度，望文生义，认为苏州刺史就是苏州的官员，皇城副使就是皇城司的领导。这也是难免的，感觉只有专业人才能弄明白。”这名网友曾经对北宋奇特的官制产生了兴趣，在豆瓣友邻的鼓励下断断续续读了一些科普书籍。那么问题来了，有哪些能打通两宋与当下，专业与科普的书籍呢？或许《在田野看见宋朝》就是其中一本。包伟民先生在本书引言中，就诚恳地认为学术研究应当“走出‘专业’的圈子，以使历史知识能够走近更多的读者”。

就我个人而言，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在于提供了历史长河的锚点。这锚点，可以是距离我家不远的忠亭，可以是我多次穿越而过的鼓楼，可以是陆游的“深巷明朝卖杏花”，也可以是王安石在鄞县（今宁波）的新政实验。刘成国先生评价王安石时说：“所谓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今天杭州背后的江南韵味、世代匠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两宋，而我们借助“锚点”回望两宋，也自有一股独特趣味。

一手材料

知乎上有网友提问说普通的中文系学生是否有阅读繁体竖排本古籍的必要。有一名网友回答说：“人是不可能在保证自己舒服的前提下获得进步的。练健身的人，哪一个不是开始时肌肉酸痛，到后来乐在其中欲罢不能？不经过酸痛，肌肉没法增长。不去适应繁体竖排本、影印本和古代刻本，就没法真正进入专业性阅读古书的领域。”

在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就遇到了许多引自古籍的引文（比如《咸淳临安志》在本书中至少出现了十余次）。机缘巧合的是，就在校书之前几天，我在某公众号看到了使用广西某图书馆购买的古籍资源平台的方法。借助数据库便捷的搜索功能，我对本书中的引文逐一核查，“捉虫”不少。

但问题在于，我所查找到的，是否可以作为“底本”，其实还是存疑的。且不说存在作者所引史料版本缺乏、某一份史料有多个版本的情况，比如郑嘉励先生《从中原到江南：解密南宋六陵》一文中，提到了明代义乌人王祎《青岩丛录》中关于风水术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其学浙闽传之”。但我搜到的《王忠文公集》中却作：“其学浙间传之”，显然“浙闽”更贴合上下文。本书中还有不少文章提到了神道碑等碑文，在这种情况下，最确切的第一手材料应该是石刻本身，而不是他人整理的文字材料。

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本书中也有如王征宇先生《德寿宫遗址考古发掘记》谈考古发掘的文章，但可惜的是，我所能依仗的，还只是数据库的搜索结果，有许多并不能算第一手材料，只能作为参考供编辑使用了。

两条路线

这座城市的过去和今天，就这样叠合交织，行走在街头巷尾，不经意的微小之处，稍作停留探寻，似乎它就能变成哆啦A梦的任意门，带领你进入一个新世界。

姚永辉先生《探寻城市记忆中的南宋太学》里的这段话，固然说的是杭州，但套在同为“人间天堂”的苏州上，也相当合适。周扬波先生《苏州47路公交线行记》这篇文章将他每日通勤的47路化身“游47（两宋区间）”线路，串联起了宋朝和今天的苏州。而“游47”线路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

苏州姑苏区至今大体完备地保存着春秋吴国古都的水陆双棋盘格局。而由于南宋《平江图》碑的传世，以及宋代四纵三横的主干河道，横平竖直的主街及大多数支巷、 桥址未变，可以古今一一对应，苏州堪称宋代遗址最丰富的城市。

“去程是北宋，回程是南宋”，在这条“游47”线路上，周扬波先生尽情挥洒文史知识和空间想象力，既让自己感受到了快乐，也让读者们收获颇丰。

和这条“游47路”相映成趣的，是魏祝挺先生发掘的“从南屏山到烟霞三洞”这条“北宋西湖旅游新路线”。热衷于“‘打卡’”这条线路的地方官员，主要有两浙路转运使、杭州知州、杭州通判等，这些来自外乡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唐代官员（比如“山寺月中寻桂子”的白居易）热衷的西湖北山至天竺灵隐线路之外，重新开拓了“南山线”。今天的读者在烟霞三洞、“满陇桂雨”游览之时，是否会想起当年的父母官苏东坡呢？

苏东坡在杭州为官，造福一方的同时，也在杭州诸多景点留下足迹。他固然“最爱灵隐飞来孤”，但到水乐洞游览时，也题诗发朋友圈：“流泉无弦石无窍，强名水乐人人笑”。据明代《西湖游览志》记载，苏东坡也曾到烟霞三洞留题赋诗，明朝嘉靖年间“东坡留题尚存”。当时和苏东坡一起“打卡”的“驴友”，还有杭州知州陈襄，以及多次被“学习强国”APP出题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苏颂。

但可惜的是，我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杭州知州陈襄和杭州通判苏轼，他们固然是合作无间的地方官（甚至去打卡都不带当时的两者转运使王廷老，王廷老只能自己组局打卡烟霞三洞），但究竟谁才算当时的杭州市长呢？

三处“偏差”

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架在两宋与当下、学术与通俗之间的桥梁。而收录于书中的文章，也有两篇谈到了桥——一为高桥，位于浙江宁波；另一为老德胜桥，位于杭州拱墅区，吴铮强先生在《寻宋之抗金三名将》一文中提到了这座桥。

这两座桥都和南宋名将有关，建炎四年，名将张俊曾在高桥迎战南侵的金兵，取得大胜。这一说法见于《三朝北盟会编》等典籍，但有趣的是，史料的记载和历史的真相存在着某种“偏差”。

据包伟民先生介绍，关于明州之战，各种文献的记载都有一些差错，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书不误。据李心传所述，张俊破金兵发生于建炎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地点是在明州城下，张俊在明州知州刘洪道的配合下，经过一番激战后取得胜利。“至此而军势稍张矣”，此战堪为中兴战功之首。但很快，建炎四年正月初七，金兵再至明州，张俊与金兵在高桥激战，《金史》记载“败宋兵于高桥镇”，可知这场战斗张俊是失败的一方。

但有趣的是，后来无论是官方书写还是民间话语，不但未提及张俊的高桥之败，还将他在明州城下取得的胜利挪到了高桥下，甚至还有张俊率部以明州地方特产蔺草编织的草席滑倒金兵马蹄后大破敌军的野史流传。包伟民先生认为，历史记忆从来都是主观的，“有的时候了解形成那些历史信息状况的复杂因素，比单纯追索信息的真实性，更具挑战性。”

老德胜桥位于杭州拱墅区，之所以名为“德胜”，是因为在平定方腊时，韩世忠在堰桥伏击方腊军队，帮助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王渊取得大胜，这座堰桥从此被杭州人称为“得胜桥”，而民国时期的《杭州府志》记载，韩世忠在此掩击的是苗、刘叛军。不过，今天老德胜桥附近有纪念韩世忠的忠亭，却是纪念韩世忠于江苏镇江大破金兵的黄天荡之役。

据忠亭旁的介绍，忠亭由韩世忠、梁红玉雕塑和清风轩三部分组成。事实上，清风轩几乎就在老德胜桥旁的另一座桥——霞湾桥下，距离老德胜桥有一些距离，韩世忠、梁红玉雕塑位于老德胜桥和霞湾桥之间的绿道上，相对更接近老德胜桥。但相对于不怎么待见韩世忠的苏州，杭州对忠亭的保护尚算不错，只是经常作为中老年阿姨健身舞的场所使用，想来“王起寒素”的韩世忠应当不会在意。

最后一处“偏差”在通济堰，通济堰的历史，比较明确的是碑文所提及的詹、南二司马“首创”于“梁”，这“梁”又被进一步确认为是天监四年。但傅俊先生经过分析，指出南朝萧梁时期，此地人口规模极小，拦水建坝、挖渠引流，不但没必要，而且没有足够的人力。但虽然有学者提出此“梁”是五代后梁，但两“梁”相隔四百年，必然不为人所乐见了。

傅俊先生说：“当我们带着脑海中的图文，踏上彼时形形色色的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在异时空展开的想象似乎可以无限多元。”从宋高宗到赵伯澐，从南宋六陵到韩瓶，当我们的知识储备更加丰富， 或许能展开更奇崛瑰丽的想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