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枕书出版的那么多书中，《岁华一枝》无疑是特别的。
比如最近新出的《念念平安》，和《京都如晤》《书问京都》属于同一系列，均为苏枕书的“京都来信”，以通信的形式分享见闻，交流感想。另一本新著《无量寺之虎》则和《松子落》等书相似，旨在追怀故乡与旧事，记录异国生活点滴。这两个系列虽然常以不同形式的专栏与读者见面，但内在核心其实大抵相似。某种意义上，这些书更大程度上展现了苏枕书作家的一面，一如《良宽歌句集》体现了苏枕书的译者一面一样。但苏枕书另外一层学者身份，却一直因为难见其专著而“云深不知处”。
这本《岁华一枝：京都读书散集》，某种意义上是苏枕书最“学者”的一本书，辛德勇教授作序时，也称赞“学术的气息，扑面而来；学识的深度和厚度，也都展卷可知”。但相对地，这本书在“微信读书”上的读者评论要少很多，豆瓣《岁华一枝》的界面上，甚至连书评也没有。细思原因，一方面如辛德勇所言，“讲读书，直接讲书籍史的内容更多了一些，笔调也更厚重一些”，大部分读者对傅芸子、宫崎市定等人，说“陌生”恐怕都是谦虚了，可能在读苏枕书这本书之前，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吧。另一方面则是苏枕书自己的内容几乎都快没有了，直到全书最后两篇文章分享首尔购书与秋之古本祭，才让苏枕书的死忠读者们稍微找到一些慰藉，这才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嘛。
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本“读书散记”里，会出现这两篇有些格格不入的文章呢？
我想，一个原因是在《秋之古本祭 我的第十年》中，提到了内山端庵著、流芳亭藏版《岁华一枝》。
苏枕书文中未多谈内山端庵的《岁华一枝》，也未提及自己的书为何取了同样的名字。只说《岁华一枝》序文，是顾禄少见的书迹。（见上图）我所知的顾禄（1793—1843）以《清嘉录》名世，这本书收录了姑苏一带的节令习俗，引用诗文经史、古今地方志者甚多，兼之文笔优美，资料性强，今人研究明清时期姑苏地方史、社会史时，亦多引用该书。我在校对不同的书籍时，都有因作者引用该书而通过数据库核对。那么这位为《岁华一枝》作序的顾禄，是不是《清嘉录》的作者顾禄呢？
网上搜索一番，苏枕书的《岁华一枝》出版社中华书局对内山端庵的《岁华一枝》略有介绍。
内山端庵是日本江户时代儒者，“岁华一枝”之名，其实是指“岁时记”。岁华即岁时，白居易诗云：“人情依旧岁华新”，讲的就是时序风物。岁华也有草木的意思，故可称为一枝，观一叶而知春秋。
据网络搜索：《岁华一枝》著者内山端庵是江户昌平坂学问所的儒者，名善，字士德，通称清藏。有意思的是，此书卷首有《清嘉录》作者顾禄所书序文。据稻畑耕一郎先生多年前考证，这是顾禄为数不多的存世书法。那么顾禄和内山端庵又是怎么牵上线的呢？2019年11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刊发了吴大鲸《为什么读书非得在京都》一文，为我略解疑惑：
清道光年间苏州才子顾禄作《清嘉录》，记述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节令习俗，此书在日本大受欢迎。内山端庵应是熟读此书，《岁华一枝》不仅应是受到《清嘉录》的启发，还在其《补遗》中多次引用《清》书文句。作者（苏枕书）另有一篇文章介绍顾禄与内山端庵交往：最迟在天保九年（1838），《补遗》已刊成，并随长崎商船抵达中国，寄到顾禄手中。随书附有顾禄友人、幕末西洋炮术家高岛秋帆的介绍信，向他转达了内山的求序之情。顾禄慨然作序，可惜的是，端庵已于1839年辞世，未及见到顾序，而顾禄则在1843年病逝。（《春季古书市第一日》，刊于《江海晚报》“京都通信”专栏，2018年5月15日）
顾禄与内山端庵这段交往，虽颇有遗憾，但对后人亦有警醒之意。和这场近两百年前的交往所类似的，是中日之间大到文化，小到学术的交流与互动。苏枕书笔下的傅芸子赴日，宫崎市定来华，均是这大潮流的小注脚。诚然，日军侵华让两国学人间建立的友好往来一度中断，以至于1949年后夏承焘与日本学人探讨学术，还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杨牧之《访词学家夏承焘先生》）但今天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都应以更全面，更细致的角度看待异邦，甚至更进一步，为双方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作出努力。苏枕书这本书，某种意义上便是这么一座桥梁，“把一方的文化，传递给另一方”，也因有此，我们可以“从异国文化中吸收有益的营养，滋润自己，疗养自己，让身心不再那么贫乏，减少一点病态”（辛德勇《岁华一枝·序》）。
青年宫崎市定访华时，曾在上海拜访康有为，但却觉得“到底活着的人是无趣的。活着的人会说话。这样上海一点古老的东西都没有了”。这种“不爱今人爱古人”的态度，亦非宫崎市定所独有。大作家森鸥外也曾花精力在涩江抽斋等人身上，并自嘲“老人挖古董”。这种“挖掘之兴趣”是否有价值？当时的批评家和学者们就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不过森鸥外执着于涩江抽斋，更多地是“走在同样道路上”的亲切感。或许陈寅恪钟情于柳如是，也是这样一份“笃爱之情”。
苏枕书在为论文寻觅线索，钩沉归类之余，对扫苔（访墓）一事，亦极感兴趣。本书中《古琴碑》《黑谷访墓》等篇章，均和扫苔有关。本书后记提到人文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武上真理子，她在谈到黑谷墓地时拍手道：“我也爱访墓！”这一兴趣虽然小众，但其实也颇具市场，乃至市面上不乏“扫苔录”等书籍。但如果转变想法，今天阅读古人著作，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扫墓”么？
比如森鸥外笔下的涩江抽斋，据说曾聚书三万五千余种，在身后散佚殆尽，他生前有述志诗云：“三十七年如一瞬，学医传业薄才伸。荣枯穷达任天命，安乐换钱不患贫。”江户时期的学者，“或需要家学传承，或需要依附于某个学派，或依附于某位藩主、食其俸禄，或自身财力雄厚，足以购书读书”，而且“普通学者要出版自己的著作，还是困难重重。他们一旦去世，文稿散佚，其为人、学术也很难为后人熟知”。如果没有森鸥外“奇缘”一般的寻觅、书写，今天我们更不可能了解涩江抽斋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前辈学人了。这么想来，读这本《岁华一枝》，也算是另一种“云扫苔”吧。
那么，写了那么多前辈学人，苏枕书自己是怎么看待学术的呢？在《秋之古本祭 我的第十年》中，苏枕书喟叹曰：“时间的推移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然习得前辈们的学识与学风，必须付出绝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接近他们的世界。而理解他们并不值得自满，如果只是祖述，没有思考、总结、创新，便也不能成为学问。”虽然这段话是因为买入前辈藏书有感而发，但也可以用来形容学术事业。苏枕书的学术成就如何，我们虽未能见其专著，但通过这本《岁华一枝》，亦可窥见一二。
《首尔书店奔突记》谈到了一首韩国有名的劝学诗：“莫谓当年学日多，无情岁月若流波。青春不习诗书礼，霜落头边恨奈何。”苏枕书开玩笑说，这“可以说是读书人基本都有的、口水话一般的叹息了”。的确，无论是“劝君惜取金缕衣”还是“明日复明日”，大抵说的都是这个意思。但这首诗却和本书另一篇章有所联系，在介绍植物学家宇田川榕庵时，苏枕书提到他养父宇田川玄真自著年谱称，“予少年失汉学，及长而悔，老而惭”（我没搞清楚究竟是玄真还是榕庵作的年谱）。原因是少年榕庵随父亲接触到荷兰来的医生，见到西洋药物，兴趣盎然，便想修习荷兰语，专事翻译。但父亲教诲称，“家学主为汉土文章，不成文章，则亦不成家学。汝于西字、音韵等自幼耳濡目染，未必需要另学。至于翻译，则为终生大业，汝莫嫌大器晚成”。苏枕书进而提到：“可见汉学兰学之间何者为重，这也是江户时代的兰学家们一直想要平衡的问题。”（《从〈菩多尼诃经〉到〈植学启原〉》）
古人在学问之间游移不定，读苏枕书的文章，有时也会为她感到些许彷徨，学者和作家这二重身，究竟该如何把握？过多地将精力投入到随笔创作当中，会不会影响到她的学术事业？当然我这也未免有些杞人忧天了，换一种思路便是，我们其实并不缺乏学术著作，但好的学者散文却是罕见的。即便是苏枕书其他作品，也是“散文”多于“学者”，学术味道不浓，但清新自然，通俗易懂，不过读得多了，也会有些“路径依赖”的错觉。这本《岁华一枝》是少见的学者气浓郁的作品，“固然还稍有京都风土人情的记录”，但更突出的是“其中体现的、以京都为中心所见的文化流动”（《为什么读书非得在京都》）。诚然，这本书在苏枕书诸多作品中，算是“特立独行”的“孤本”，但这也不正说明本书的可贵之处么？
在《杀人推理竞赛》一书中，作者皇甫涟评论南北学术异同：“南方多砥砺而多同道，北方学者多执着而多孤寂。”这南北其实是作者虚指，用来比拟中日学术，亦无不可。苏枕书负笈京都，求学十余载，“这‘孤独’的滋味才最是难当，只有一颗踏实的心，才能支撑那个人一步步向前”。线下分享《念念平安》的活动现场，我也曾向苏枕书提问《岁华一枝》是否还会有续作，苏枕书笑曰尚需积累，并称“我在好好写论文”。相信作为学者的苏枕书，同样会给读者以惊喜。
既然这本书更多地偏向学术，我在阅读时，也不免搜寻晦涩难懂之处，记录在此，以求答案。
在《北白川畔的〈小北京人〉》一文中，作者提到在京都大学中国学学者创办的杂志《支那学》的“学界杂报”栏目，介绍了延聘傅芸子的消息：“同氏生于满洲贵族之家，成长于北京，曾修学于蒙藏学院，长期担任北京《京报》记者，素有声名。”我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称傅芸子为同氏？
因为就在本文中，还提到京都大学人文研编纂《人文科学研究所五十年》小册中，提到傅芸子时，用的是“傅氏”：“傅氏还担任京大文学部的中国语教师，应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傅氏于戏曲造诣深厚”。我在网上搜索，见到傅芸子是富察氏后裔的说法。据说富察氏主要有傅姓、富姓、付姓这三种比较常见的改姓方式，如清朝名臣傅恒，是“富”改成了“傅”字，另外像福康安则是将“富”改成了“福”。至于“同”姓，我只搜到佟佳氏、赫舍里氏后裔有改成“佟”姓，并没有搜到有满族姓氏改为“同”姓的说法。
本文提到的《小北京人》是傅芸子模仿《小巴黎人》《小伦敦人》《小德国人》所著的关于汉语基本对话的小册子，既有旅居北京者日常生活所需用语，也有北京名胜古迹寺观台阁之概述，既是对话教材，也是散文佳作。其中提到北京的海棠花，有一句：“要说起海棠来，从前得让极乐寺的，李越缦很有诗称赏它。”李越缦即李慈铭（1830—1894），晚清官员、文史名家，因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上图有日语注释）。其《越缦堂日记》是晚清日记名篇。
另，《小北京人》中提到芍药颜色时，称“不过是傻白、杨妃，紫的也有”。“杨妃”何所指，插图有日语注释（见上图），但看不清楚，似乎是橘色。“杨妃”为什么是橘色呢？暂未可知。《小北京人》还提到北京图书馆，苏枕书说：“1920年代末以来，到北京参观、留学的日本师生，几乎都会拜访这里。自从傅芸子受聘京大以后，对来自京大的师生更是多有照顾。”这里后一句缺主语，不知是傅芸子对京大师生多有照顾，还是北京图书馆颇为照顾他国来客。
《西风吹绽碧蝉花》一文提到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朱瞻基绘《五狸奴图卷》，苏枕书说：“钱葵、枸杞、紫菀、石竹、竹丛之间，也有一簇可爱的鸭跖草，一旁卧着黄白相间的小狸猫，仿佛能听到伊酣眠的呼噜声。”但狸奴其实就是猫的别称，根据书中所附《五狸奴图卷》（局部），朱瞻基画的就是猫。（见上图）据网络搜索，狸猫一般指豹猫（猫科豹猫属动物），而猫是猫科猫属，两者并不相同。网上也有狸猫或指中国狸花猫的说法，但中国狸花猫身上是条纹状花纹，而朱瞻基笔下的猫，“黄白相间”的那只，身上花纹显然不是条纹状。
这篇文章还提到“清代学者仁和翟灏”，翟灏是清代藏书家，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说“仁和翟灏”感觉有些像日本人名字，略有些奇怪。书中提到翟灏咏杭州东郊乡俗诗：“不藉燕支拂鬓纱，西风吹绽碧蝉花。侬家赤岸村边住，晓擘牵离染翠霞。”碧蝉花亦名蓝燕支，民国时期杭州人以此制作蓝胭脂。赤岸则位于今杭州江干区丁桥镇（杭州区划调整后，为上城区丁兰街道）。
《从〈菩多尼诃经〉到〈植学启原〉》一文提到：“《泰西本草名疏》附录卷末，有一张彩色套印《二十四纲图》，为摹刻原书附图而得。在一些刊本卷首，还附有原作者Thunberg的摹刻肖像，名作‘春别尔孤’，是伊藤圭介音译的名字，书中常以‘春氏’称之。”这里的“名作‘春别尔孤’”，是指伊藤圭介对Thunberg的翻译。Thunberg文中译为通贝里。《西风吹绽碧蝉花》一文有介绍植物和名的借字写法，与伊藤圭介的翻译两相对照，颇为有趣。本文提到《家政百科事典》（原著名Dictionnaire œconomique）和《日本植物志》（Flora Japonica, 1784）时，忘记将英文著作改用斜体了。
《清风馆与泉屋博古馆》一文提到：“在当时，华族与平民联姻虽非罕事，但名门德大寺家与大阪实业家结亲，还是很令人侧目。”这段话中的“结亲”，其实并不是我国古代的那种嫁女式“联姻”，而是指友纯成为住友家（文中的大阪实业家）的养子。（私以为“结亲”用得不太妥当）根据苏枕书文章，住友友纯是德大寺公纯第六子，按理说在未“结亲”前，友纯应该叫德大寺友纯才对，但文中称呼友纯从未用过这个名字。另，本文提到清风庄（主体原为江户时代德大寺家的别墅清风馆，明治年间转至住友友纯名下，又成为友纯过继到同族的兄长西园寺公望的别邸）时，称其“被评定为重要文化财”，“文化财”是一个特定的日语词汇，是文化遗产、文物的意思，这里直接将日语词拿来使用而不加说明，或会让人误以为漏一“产”字。
《青年宫崎市定的中国之旅》一文提到：“近代以来，中国派出的公私赴日考察团络绎不绝，留下不少记载。同时，日本各阶层、组织也派出大量赴大陆、台湾旅行的观光团、考察团，特别是曾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台湾成为最热门的旅行地，查踏极众，皆留有丰富记录。”这里“大陆”一词的使用，略显敏感。1949年以后，“大陆”作为与“台湾”相对应的术语，仅在某些必要场合才可以使用。这段话又提到“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台湾”，那么“大陆”可能指的是亚洲大陆（台湾作为岛屿，不包括在亚洲大陆的范围内）。另需指出的是，本书有几篇文章提到“中日战争”一词，似有不妥之感。揣摩文意，用“抗日战争”或许更好。（中日之间发生过五次战争，其中最近的两次是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在国际上也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
《首尔书店奔突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文中有几处用“首尔”，如“临去前请教了首尔出生的李同学”，但也有一处用的是“汉城”，如“朝鲜出现旧书店，主要还是日本殖民之后，在京城（汉城）出现了一些日本式的古本屋”。据网上搜索，朝鲜王朝在1396年就将首都的汉字名确定为“汉城”。20世纪初日本入侵朝鲜半岛（《首尔书店奔突记》有一处说“日本吞并朝鲜后”，似不妥），“汉城”又被日本改为“京城”。随着二战后半岛光复和韩国成立，“京城”和“汉城”都没有继续使用，而是改为没有汉字名的谚文（韩国称“韩字”）“서울”。随着1992年中韩建交，“서울”也需要规范译名（韩国方面有“서울”与汉城发音差别过大，容易对城市和相关机构产生误解等理由），2005年，韩国正式确定“首尔”为首都的唯一中文名。不过我所搜到的资料表示，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这个城市在2005年之前发生的事件，依旧沿用“汉城”，或“汉城（今首尔）”的这样的表述。如1988年夏季奥运会依旧称为“汉城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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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读书笔记80《松子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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